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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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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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戴维·莫利（ David Morley）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
ISBN9787300331393
出版时间2025-01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2215992
上书时间2024-11-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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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莫利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现为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首席教授，曾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高级研究员，是文化研究学派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等，曾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南加州大学、西北大学等十几所国际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其在金史密斯学院创立的“国际跨文化研究中心”和“亚太文化研究论坛”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文化研究学术重镇。
译者简介
王鑫同济大学长聘教授、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媒介文化、传播思想史、跨文化传播以及审美教育等。出版专著2部、译著2部，主编“全球视野下的当代媒介理论”丛书，主编、参编其他著作和教材7部，发表CSSCI、SSCI以及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近百篇。
目录
绪论:重新定义传播
第一部分地缘政治的回归
第一章传播、运输与领土
第二章欧洲的组成:帝国、国家和技术区
第二部分重新定义传播: 流动性与地理
第三章定居主义、游牧学和“新流动性”
第四章分解流动性:分区、排斥和遏制
第五章地理、地形和拓扑学:网络和基础设施
第六章虚拟和现实:在场、离身与去领土化
第三部分人员、信息和商品的流动: 传播地理学的案例研究
第七章移民:范式转变、具身移动以及物质实践
第八章移动通信与无处不在的连接:变革的技术？
第九章作为全球化的集装箱运输:商品的流动
索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英国媒介和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戴维？莫利通过这本《传播与流动》“重新定义传播”，旨在超越以往“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专注于信息传播的符号、制度和技术维度的中介形式，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而通过分析人的流动（移民）、物的流动（集装箱）和信息的流动（手机），进入交通（运输）以及传播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本书汇集了不同学科关于传播、流动性、领土和运输的观点，将“流动性”这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传播研究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理论框架，将传播历史化和文化语境化，加深和丰富了读者对当今世界技术和流动性的理解。
精彩内容
传播:偏好等级和共生模式
在任何特定的网络中，精英成员都比其他人更依赖面对面互动，这是因为他们的互动具有战略重要性，而且他们对误解的容忍度较低。同样，在各种通信网络中，普通人进行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互动时也倾向于面对面，因为这可以让他们确定随后的日常互动通过“更薄”的媒体进行的条件：在商业领域，视频会议通常被描述为“第一次见面握手后的完美会议工具”。同样的区别也适用于异地友人：虽然他们通常以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进行交流，但他们仍然依赖于“偶尔”的面对面互动仪式。
也许有人会反对博登和莫洛奇关于面对面交流优于技术媒介互动形式的假设，认为这只具有代际性，特别是考虑到许多年轻人更喜欢使用短信或电子邮件这一与面对面交流相反的偏好。当然在这方面，当代媒体充满了对特定年代行为的表征。
因此，哈里·孔兹鲁（HariKunzru）的小说《传输》（Tranmission）中描绘了一个工作场景：“每个人都把手机设置为电话留言状态，大多数人在工作时戴着耳机，创造私人的声音空间，按照惯例，这个空间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被打破。互动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即使互动双方坐在相邻的隔间里。这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个人空间是有价值的。区分沟通的轻重缓急是很有意义的。打断别人的工作与其交谈是一种将你的询问置顶的方式。它改写了一些人的访问权限，客观上降低了他们的功能，这可能会让人们觉得很粗鲁。”然而这不仅仅是虚构现象。在2008年访问中国台湾时，我与当地一个家庭进行交流，他们家有三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即使都在家里也更喜欢通过电脑进行交流。同样，在日本的“御宅族”文化中，一些年轻人（通常是男孩）长时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只通过电脑键盘交流，更喜欢宅在家里与朋友在线聊天这种内向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能想要区分对不同技术的熟悉程度（或能力）的代际差异，以及特定目的交流方式的显著优势。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某些年轻人习惯于使用社交媒体，而不是线下互动，这在某些方面是功能失调的（尽管是他们自己的偏好）。尽管如此，正如厄里谨慎地承认在场交流作为社会性的基本/原始模式的持续重要性一样，我们必须承认，在“网络化”社会中，“存在形而上学”主要关注地理上相邻社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这是远远不够的。厄里建议，最终需要超越这些二元对立，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人类能动性和社会网络是如何……[现在]……与移动电话、电子邮件和身体移动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以及“共同在场和异地通信如何日益融合在一起”。
当然，这些技术的运作方式在不同情况下是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因此，拉莎·阿卜杜拉（RashaAbdulla）写道，当她从埃及到美国留学时，父母仍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每天和她保持联系，这让她和父母都很放心。她说当她和父母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频繁联系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她在开罗时更亲近。我自己的一位海外留学生讲述了类似的话，她说令她惊讶的是，到了英国之后，她发现和母亲通过电子邮件交谈比她们在一起时关系更亲近。要认识这一切，并不需要放弃与任何特定技术相关的批判性评估框架，而是采取更务实的方法，避免任何“真实”线下互动的理想化观点。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异地夫妻在睡觉前通过短信聊天，或许更应该被看作交际实践中次要的有用因素，而不是某种贬低婚姻“本质”的因素。
电子育儿:异地关系维护的测试案例
维利里奥等评论家声称，在远程呈现的世界中，“近”与其说是衡量地理距离的尺度，不如说是媒介是否“实时”运作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与其说这种彻底的变革实际上已消除了地理差异，不如考虑这些不同的交流体验模式是如何相互叠加的，这似乎更有用。撇开其他不谈，通过远程呈现获得的接近并不总是像维利里奥想象的那样顺利。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丹尼尔·米勒和米尔卡·马迪诺的人类学研究，该研究考察跨国多民族家庭如何使用各种通信远程技术为自己服务。他们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研究线上交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线下交流：随着女性移民将孩子长期留在“家里”由祖父母照顾，她们正在使用电子邮件、摄像头和脸书来尝试和探索“虚拟育儿”形式。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远程实现的“实时”接近会造成严重精神危机的案例。例如在家庭聚会上，当一位女儿正要切生日蛋糕时，身处异地的母亲关掉了摄像头，而技术所允许的虚拟形式的接近只是强调了她不在场的地理距离。虽然我承认，在现实的主体之间进行“直接交流”的理想是一种形而上学幻想，因为就连这些互动都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但人们仍然可以说，父母通过线上交流永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地替代“在场”。最起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定关系在不同场合需要特定的存在方式。对于这些问题，我将在第八章的最后进一步讨论移动通信系统对移民的重要作用时再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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