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

第一章 传播与秩序：重返基源问题

作为一个学科或专门学术领地的传播学，已从西方引入中国四十余年。此间，中国与世界相互介入，在政经、社会、文化和思想诸领域形成了多维的交往斜坡。此一斜坡的基址，实可远溯至19世纪中后期。一批先锋分子于国门初开之际，见它险峭立在目前。历经洋务、维新、立宪、共和等艰辛尝试，斜坡之巅应许的现代化盛景犹遥不可及。20世纪70年代末，国门重开，又见斜坡。作为现代化的跟随者，中国在主动的拥抱和攀升中，收获了中西会通的一些果实，亦未免承受先行者据于思想、理论和价值高地的俯冲。传播学亦为俯冲之物，我们开门迎纳了西学的概念、知识和方法，直至它们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霸权”。

伴随现代化之路的铺展，中国渐行至平视西方的历史时刻，且辟出不同的道路。平视与仰望，所见殊异。早前巍巍然立于斜坡之上的西学，一经平视审辨，便顿时显露自身局限及对中国语境之不适。这唤起了反思中国知识体系主体性、构建中国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普遍自觉。在传播学领域，此等自觉激发了三项作为：一是重返西方传播学本源——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耶鲁学派、多伦多学派、欧洲诸批判学派等，或挺进学术史的“灰色地带”，以重彰那些“不应退出历史舞台的范式”，或重估西方理论的解释效力；二是主张以中国问题而非西方知识为逻辑起点开拓学术，“我们的‘本土化’研究应该是从提问开始，是从中国的现实传播问题开始”，改变中国问题沦为西方理论之案例佐证、思想佐料的窘境④；三是连接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强调用学术讲政治，倡导“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此三项努力大抵可概括为重返西学本源、重返现实问题和重返中国立场，反映了学科主体性自觉的向度和进路。而在此之外，尚须辟出重返中国传统这一脉络，以补阙、理解历史，为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可接续、转化的传统思想资源。本章试图解决三个问题：面对传统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书写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前件准备；开显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言说与秩序的关系及其若干子题，以整体呈现传统思想的本来面目和发生机制；探讨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一、重返传统的态度与方法

自19世纪中后期始，知识界惯以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说法比拟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学术处境。之后百余年间，向“西”、向“今”的维度持续铺展，向“中”的自觉亦日趋强烈，遂形成以西学解释今日中国问题的理论局面。比照之下，向“古”的进路则未免迢阻曲折。在清末民初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中，“古”——传统一度被视为国族积弱与社会罪恶之源，是涤荡现实、开辟未来的障碍。一些激进分子认为，传统之路不可能通往现代化，线装书上的人天论、心性论和道德哲学长不出真理、民主、科学、实业和市场的思想种子。西方指示的现代化是一个新世界，“之乎者也”不堪为新世界的基底。在激烈的反传统浪潮中，积淀数千年的古典思想被称为“玄学”“专制的迷药”“穿戏服的老鬼”，是科学、民主、理性等一切现代之物的敌人，是国族现代化的“文化累赘”。故对待传统，不单是告别的问题，而必欲“打倒”和“摧毁”。一如查拉图斯特拉从山上走下来，宣告“上帝死了”，中国的启蒙与现代化亦须烧掉“孔家店”，将孔丘打成“丧家犬”。

现代化与告别传统

在持续“革命”的20世纪，知识界中的激进派固守一种归因定式：将中国现代化进路中的命运挫折，主要归罪于传统思想文化，视传统和现代为水火难容之物。这对革命动员和思想启蒙——唤醒现代意识固有其历史价值，但实属初步且粗糙的二元论和线性史观。譬如对现代化及其进展程度的评判，常与传统“残余”之扫除境况挂钩，仿佛距传统愈远，便离现代愈近。久之，在传统退场后的留白处，历史虚无主义混合西方中心主义滋生蔓延、疯长连天。面向自家传统的虚无主义情绪“褊急、浅薄而精神完全坠入幽暗”，抬眼尽望思想斜坡之上西方既成的现代化范式，遂以之为走出幽暗而待急逐的光。

事实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对中国现代化之路有冷静的省思。在19世纪末，即有人警示急切告别传统的中国士人，“现代性并不应许更加完美，反而常致漠视旧时传统”，“当促成中国现代化与其既往伟大历史的连接”。惜乎此等论调，很快湮没于时势急流之中。梁漱溟、冯友兰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更非与传统对垒为敌的呼声，亦因其温和“保守”而遭变革巨浪席卷。梁漱溟相信西学专擅“对物质世界的满足”，而东方文化尚有“求与他人他心的沟通，求生命的永久”之关怀。中国现代化自然也要走科学、民主、工业化道路，但抛却对“心”与生命的临照，必致空心无人的现代化。冯友兰认为中国现代化并非一个“东西问题”，而是一个“古今问题”。故现代之路并非全盘西化，亦非自弃传统，而当于中西互镜中由古及今自塑国族命运。“我们要‘工业化’，即与工业化有关者皆要，否则不要，则主张‘全盘西化’与‘部分西化’者大约都可满意了。而主张‘中国本位’者也该满意了，以中国为本位，与‘工业化’冲突者去之，不冲突者则存之。” 

《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通过书写中国传播思想史，旨在促进中国传统传播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本书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提出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乃传播与秩序互构，或曰传播成就秩序。秩序生成于道或性——在天与自然为道、在人为性，而传播（言说、交往）乃载道成道、创生秩序的工具。

从基源问题出发，中国传播思想史可辟出若干指向不同传播情境或领域的子题：个体表达与人际交往，社会互动及其规范——礼与礼治，政治传播——言路与舆论，以及公共协商——理性、公共性及其价值来源等。上述子题分别指向言说与存在、礼制规范与社会交往、言路建设与政治认同、辩论与说服伦理、舆论与共识建构、公共性与公共生活。

本书重返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介入关乎人之存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大、基本问题；重振人文主义、价值理性和传播学的“人学”意识，构建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重申现实问题，促进古今会通、中西对话，将传播学这一“十字路口”坐成齐举在地知识与全球价值的学术道场，而非古今疏隔、西学凌驾的思想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