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碧(外2种)/明清野史丛书

秋七月，督师杨嗣昌驻师彝陵。（时张献忠败于玛瑙山，遣间说左良玉曰：“献忠在，故公见重。”良玉乃围而不攻。贼得与山民市盐刍米酪，收溃卒，养痍伤。久之，自兴、房走白羊山，西合罗汝才，悉锐来攻夔州，官兵大溃。楚将张应元中流矢，突围走，参将汪之凤等战死。嗣昌在襄阳闻之，乃进师彝陵。）
嗣昌虚恢自用，又烦琐无大略。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动失机宜。其驻彝陵也，偕幕士饮酒赋诗，一月不进。取《华严》第四卷，谓可咀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闻。朝士闻而叹曰：“文若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战？”嗣昌楚人，不欲贼一骑蹂楚。其初至军，即谋以蜀困贼，谓：“蜀地险远，极边则松潘诸蛮。吾藉将士力，蹙贼而致之蜀。蜀能守则守，不能守，弃涪、万、松、雅之间以陷贼。秦兵断栈道，临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击其后，驱入松潘诸蛮中，可制贼死命。”又恐蜀之门户坚，反而决斗，凡蜀兵之强者，辄调之以饰他备。巡抚邵捷春戏下止弱卒二万，守重庆。捷春愤曰：“令甲：失一城，巡抚坐。今以蜀委贼，是督师杀我也。”争之，不能得。
时嗣昌又下檄曰：“贼东走大宁、大昌，由彝陵下荆襄者，我当之；西走紫、兴、房、竹，入秦者，左良玉当之；伺四川，走夔门，邵捷春当之。”又令蜀抚弃两省界中三十二隘口，专守夔门。用楚大兵从竹、房逼贼于大宁、大昌，势如圆盘，点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坚守各隘。会隘将覃思岱、杨茂选者不相能，思岱阴中茂选，捷春不察，立召茂选斩之，即以兵属思岱。一军皆怨，相率委去，贼遂从此隘入，诸隘骇散。贼直斩夔关，从白马渡过江，壁达州西关，蹂及蓬、绵矣。（见《研斋文集》）
巡抚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庆。（时知绵州陆逊之罢官归，捷春遣往按行营垒。过秦，秦冠带佩刀出见，左右男妾十余人，然能制其下，视他将加肃。为陆置酒，叹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应死，所恨与邵同死耳！”逊之请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驻重庆三四十里，而遣张令守黄泥洼，固已失地利矣。贼在归、巫、万山之上，俯瞰吾营，铁骑建瓴而下。张令破，次及我，我败，尚能救重庆之急乎？且阁部驱贼入蜀，无智愚皆知之。不及此时争山夺险，令贼毋敢即我，而坐以设防，此覆军之道也。”）
九月，张献忠陷大昌，总兵张令死之。捷春收兵扼梁山。（先是，万元吉驻巫山，邵捷春驻大昌，相声援。捷春用其将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马渡，水浅地平，难持久，乃扼水寨之观音岩为*隘，而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下涌诸处，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为忧。贼以九月先突观音岩、三黄岭，窥下马渡无备，破之。元吉急檄诸将，邀之于谭家岭、七箐坎、乾溪；而张奏凯以专兵屯净壁，捷春用罗洪政、沈应龙二将兵助之。已而献忠从竹菌坪突过净壁，进屯开县。嗣昌闻蜀兵溃，取观音岩守将邵仲光斩以徇。）
是时，张令中流矢死，石砫军亦覆没。令故奢崇明降将，年七十余，能马上用五石弩，中必贯革，忠勇善战，军中号神弩将，捷春倚之，然性轻敌。时有贼策一骑于山，呼其垒曰：“谁是张将军？”令易之，跃马出，贼曰：“若善弩，今用相报。”发矢中项以殁。良玉兵既败，单骑见捷春曰：“事急矣！尽发吾溪洞之卒，可二万。我自饩其半，半饩之官，足破贼。”土官家调兵，用一箸一帚者*急。箸以能饭者毕至，帚则扫境尽出也。捷春见嗣昌与己不相能，而蜀无现粮，峒寨之人讵可信？遂谢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

本书收《蜀碧》《先拨志始》《鹿樵纪闻》等三种明清史料文献，《蜀碧》共四卷，清彭遵泗著，该书详细地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入川、建国、被杀，以及张献忠所部撤离四川后，南明军与清军在四川交战等事，起自明思宗崇祯元年，止于康熙二年，并附录明方人物杨展、刘道贞、铁脚板（向成功）、余飞等传，从官方角度记载了“蜀乱”始末，以及当时“死节”的人物事迹。作者虽然立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采用仇视农民起义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但它仍不失为研究明朝末年四川社会状况特别是张献忠入川活动*重要、*权威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先拨志始》，文秉撰，记明末遗事，上卷起万历，终天启四年(1624);下卷起天启五年，终崇祯二年(1629)。对妖书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以及魏忠贤乱政、崇祯帝钦定逆案之类，无不详载。全文分《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东林点将录》《钦定逆案》等节。书名取自《诗经》“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之意，即推究明代灭亡，萌于惨戮群贤之故。《鹿樵纪闻》，题娄东梅村野史（按即吴伟业）撰。伟业著有《绥寇纪略》，记明末农民起义事，一名《鹿樵纪闻》。而是书则记南明诸王及李自成、张献忠诸事，每卷先列诸王，后列当日时事，其内容与《绥寇纪略》相较，截然不同，显为二书。又卷二叙述郑氏之亡，则伟业早已卒，足见非其所撰。是编自叙与《弘光实录钞》上半全同，事实又与《小腆纪年》多同，或系清代后期抄袭其书，而托为梅村所撰。

彭遵泗（约公元1740年前后在世），清代诗人、学者。字磐泉，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历官至江防同知。遵泗工于诗，由小杜追踪少陵。与兄端淑、肇洙齐名，并称"丹棱三彭"。文秉（1609-1669），字荪符，南直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文秉乃明代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承荫为官生。他以东林后人自许，比较有正义感，崇祯十一年（1638），文秉曾与黄宗羲等一百四十人联名上《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阉党阮大铖等。1644年明朝灭亡后，文秉自号竹坞遗民，终身不仕清朝，隐居山林，潜心著述，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朝遗事》《先揆志始》《烈皇小识》《前星野语》等书。梅村野史，系吴伟业（1609-1672），别号。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南直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次年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此后不复出仕。他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但《鹿樵纪闻》从内容来看，不似吴伟业所著，或系托名。

大众读者也能顺畅阅读的明清野史，展现复杂而真实的明末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