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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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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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震云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9787536097292
出版时间2022-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2元
货号31480502
上书时间2024-11-1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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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震云，汉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创作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日三秋》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捷克语、荷兰语、俄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多种文字。
2011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
2018年，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目录
序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 冯小刚
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
电影剧本 一九四二
内容摘要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刘震云的中篇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河南大旱，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我”重温那段历史，采访了“我姥娘”“我花生二舅”，跟随他们的记忆，记录了那场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灾难。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十九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剧本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河南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主编推荐
①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刘震云经典调查体小说，豆瓣评分8.3分。
②小说被华谊兄弟改编为电影《一九四二》后，小说中也收录了电影剧本，与小说的结构、人物相符相成。
③著名作家王朔向冯小刚几次推荐这部作品：“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刘老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
④“刘氏幽默”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标签。
⑤国产电影豆瓣评分难得高分，电影《一九四二》豆瓣近29万人评出8.0的高分。
精彩内容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得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我说：“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她点着头：“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我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没死的呢？”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姥娘，你呢？”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我：“那年旱得厉害吗？”姥娘比着：“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四二年大旱!”我：“旱成甚样？”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我：“饿死人了吗？”他点头：“饿死几十口。”我：“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他瞪着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我明白了。我问：“你当时有多大？”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岁吧。”我：“当时你干什么去了？”他：“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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