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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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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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怀宏著,一頁folio出品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5102272
出版时间2021-1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8元
货号31274052
上书时间2024-11-11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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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怀宏
1954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选举社会》《道德·上帝与人》等。译著主要有：《正义论》（合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沉思录》、《道德箴言录》等。
目录
增订版序 读何怀宏《新纲常》 i
自序 通向真实自由的道路 vii
引言 001
第一章 为什么重提“纲常”？ 007
一 “纲常”是什么？ 010
二 从“周文”到“汉制” 013
三 尊重生命，是首要道德原则 028
四 道德独立于政治而恒久 040
五 今天的中国社会亟须重建“纲常” 047
第二章 为什么提“新纲常”？ 057
一 传统社会对旧“纲常”的反省与坚持 061
二 近代以来对旧“纲常”的批判 072
三 现代之伦与共和之德 081
四 新伦理的基本特点与主要内容 097
第三章 新三纲 109
一 民为政纲 111
二 义为人纲 121
三 生为物纲 128
第四章 新五常 137
一 五常伦 139
二 五常德 151
第五章 新信仰 167
一 敬天 171
二 亲地 173
三 怀国 176
四 孝亲 180
五 尊师 183
第六章 新正名 187
一 官官 191
二 民民 197
三 人人 201
四 物物 205
结语 209
附录 213
寻求极端之间的中道与厚道 215
—— 答《南方人物周刊》
重建转型中国的道德基石 228
—— 答《南方周末》
三千年和三十年的汇流 240
—— 答戴兆国问
“全球伦理”的可能论据 249
底线伦理的概念、含义与方法 288
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 304
建构一种预防性的伦理与法律 313
学以成人，约以成人 319
——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反省
后记 331
内容摘要
在相对主义和高调主义之间寻求中道，拒绝让道德沦为知识分子的发明，而是彰显普通人本就存在的健全常识和良知。
本书坚持一种底线思维，作者认为，比起“中国往何处去”这种宏观的世界历史命运问题，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善良”（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也即成为一个正派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弃君主行共和已经百年，正进入它的第二个百年。在历经战乱和动荡之后，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国力有了突飞猛进。然而，经济的崛起似乎并未给国人带来精诚的团结与共识，也未带来充分的自信和互信。相反，社会的基本信任和基本善意正在快速流失，甚至出现逃离的迹象。
与经典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不同，作者拒绝将触目惊心的失范和败德现象归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糟糕，而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我们需要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共和之德”，既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文化中深厚的道德资源，又充分考虑现代世界的发展，这就是“新纲常”。
主编推荐
陈寅恪说，纲常是“中国文化之定义”让三千年传统与世界文明汇流面对变革，期许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的兴起※有名文史作家刀尔登专文推荐《沉思录》《正义论》的译介者、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忧时之作增补近8万字、1/3的篇幅※纠“启蒙”之弊，洗清在近代以来被严重污名化的“纲常”的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诊断中国社会的失范和败德现象，反对简单地进行国民性批判，而是强调制度的关键作用。※在相对主义和高调主义之间寻求中道，拒绝让道德沦为知识分子的发明，而是彰显普通人本就存在的健全常识和良知。※坚持一种底线思维，比起“中国往何处去”这种宏观的世界历史命运问题，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善良”（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也即成为一个正派的社会。
精彩内容
我所研究的伦理学重心过去一直是立足于社会，包括制度正义以及与制度紧密相关的个人义务。在本书中，我希望探寻的是一个好社会，一个有原则、有规矩的社会，或也可以说，是一个正派的社会，但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好社会的平台或底座。
这些规矩或者说规则，只是一些基本的规则：从市场规则到法律秩序、职业伦理，尤其是政治职责。它们常常表现为经济、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规则，似乎与道德无干，但实际上都有一种道德意义—亦即凡影响到他人生活的制度和行为规则都会有一种道德意义，而且道德是所有规则的一种正当性基础。也正是有这样一种道德的基础，我们才有判断各种规则正当与否的标准。当然，在个人活动和交往的领域，规则常常就直接呈现为道德规则及礼仪。以为规则与道德无关的误解往往是因为把“道德”的概念仅仅理解为个人生活和追求的道德境界了，而如果以这种误解为根据来怀疑和否定所有道德规则，那就在错解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这一道德的底座对可以居于其上的建筑也许并不十分敏感，或者还可以说，对在它上面活动的人们并不很挑剔。它可以容有一些不同的社会制度形式，容有众多追求不同的合理价值的人，它只是构成一个好的活动平台。但有了这些基本的规则，我们对制度和他人的行为就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也就能比较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努力实现自己认为好的长远人生规划。打个比方，这些规则所起的作用，就像非人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它们保障人们从播种到收获的种种活动，也包容种种舞蹈和玩耍，但会拦住忍不住要奔向深渊的“孩子”，也包括拦住可能一时被疯魔烧脑的“大人”，以免引起不幸的连锁反应。
这样的社会规则自然也就总是意味着一定的约束或界限，离开它或破坏它人们就可能踏空。在社会层面坦然接受某些规矩的约束，也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即承认人的有限性。但除非在一些巨变或转型的年代里，其实我们最好都越来越不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倘若人们真的不太感觉到它们的存在而又实际奉行，也就可以不再那么迫切地呼吁或者反复地申明这些规则了，那时一个好的社会实际就已近在咫尺。
相对主义是现代思想世界的一个流行倾向。但有些主张相对主义的人，似乎又毫不含糊地站在某个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立场上，在这个立场上提出一个高调的道德和社会进步的方案，而对一切不符合这一方案的观点进行压制——他们似乎要怀疑一切事物，却从不怀疑和反省自己的立场。我所说的这种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结合起来的倾向，大多表现于西方，或者是从西方来的，尤其在当今西方知识分子中甚为流行。他们坚信“进步”的观念，不断要将道德推向他们所喜欢的单线“进步”的方向。然而，当他们以为自己是为高尚的道德理想、为正义而战的时候，他们常常只是在满足某些特殊群体的物质欲望和特权要求。他们批判自己的文明传统，不仅否弃古代的信仰传统，甚至也批判近代以来的自由传统，似乎以为单一方向的“进步”可以永无止境。但是，“道德”被普遍地乃至舆论强制性地走向高调的时候，也就是基本的道德和公义岌岌可危的时候了。
我想借此说明我的一种思想立场，既一边反对相对主义，又一边反对高调理论。高调的社会理论和道德理想在逻辑上似乎和道德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处在两端，并不相通，但在现实思考和实践中，两者其实常常是“两极相通”“互相助力”的。我希望站在一个中间或者说中道的立场上。西方思想常以追求彻底性著称，因此也富有成果，这都是让人欣赏的，但也有容易走向极端的倾向。而中国的传统人文思想，我一直认为还是有比较中道与中和的特色的。近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或是基于对富强目标的急切，或是被当时西方最趋时的理论吸引，结果反而走了一条更为艰难曲折的道路，尤其在两点上我认为还是有缺憾的：一是急于丢弃和打破自家的文化传统；二是对超越信仰的不屑或忽视。但愿我们能够坚固自己，在吸收域外思想的同时不再受西方时髦思想的二次伤害。
我经常提醒自己在道德上不要有知识的傲慢、思想的傲慢。道德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发明。我们所能做的基本工作可能也就是彰显在普通人那里本就存在的健全常识和良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当然还希望能够条理化地将这些常识乃至论据显示出来。我也希望区分人生哲学和伦理学。在人生哲学及其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上，一个知识分子可能不希望和他人趋同，不希望和众人趋同，我们可能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喜好，更欣赏一种具有精神性的思辨生活，其中包括视思想为快乐的重要乃至主要源泉。但在伦理方面，却应该更多地为社会着想，为众人着想，为多数着想，谨记不是众人都愿意过我所欣赏的那种生活的，也认清行为的规范并不是以自己喜好的生活方式为依据而从中引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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