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亨利八世(亨利岁月)/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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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亨利岁月)/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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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罗伯特·哈钦森|责编:熊文霞|译者:赵彤

出版社新世界

ISBN9787510469879

出版时间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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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2.8元

货号30894647

上书时间202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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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目录
作者按 iii
致谢 v
序言 vii
第一章 一份危险的荣誉 1
第二章 上帝的小淘气 57
第三章 猎杀异端 81
第四章 寻求最后的军事荣耀 107
第五章 “怒少汗多” 136
第六章 新的权力杠杆 169
第七章 密谋烧死王后 182
第八章 新教徒的崛起 200
第九章 神秘的王室遗嘱 238
第十章 “ 狗会舔舐他的鲜血” 257
尾声 272
续篇 “ 废弃的黄铜墓” 304
注释 322
大事年表 377

内容摘要
《亨利八世:亨利最后的岁月》是少见的介绍亨利八世晚年生活的历史作品。1543年,年迈的亨利迎娶了最后一任妻子,正是这位皇后让亨利在最后的日子与两个女儿和解。此时的亨利,身躯臃肿,疾病缠身,喜怒无常,一位西班牙使臣称他“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甚至发明了现代史上所谓的“摆样子公审”以铲除异己,而这只是他诸多暴政中的一小部分。他给大量私掠船颁发许可证,不仅扰乱了法国海运,还给英格兰日后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战埋下伏笔。在作者看来,晚年的亨利几乎就是后世暴君的“典范”。本书还披露了大量亨利与其最后一任王后凯瑟琳·帕尔的信件,与《亨利八世:年轻的亨利》一道,以生动的叙事和细致的研究,还原了亨利八世的一生。

精彩内容
在国王的一生中,除了在21岁时罹患天花(或者也可能是麻疹)以及7年后疟疾反复发作之外,他一直为严重的健康问题所困扰。作为一位身材匀称、英俊的青年,他对于马上长矛比武、野外打猎以及其他如摔跤等男性运动十分着迷,这一点无论是在整个王国内或是外国宫廷之中都十分出名,也因此获得了臣民们的赞赏,他在运动竞技方面的技巧与技术甚至远远超过那些现代国际足球巨星。他完美地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新英格兰的形象,而不再仅仅是原先那座与欧洲沿海隔绝开的孤岛了,因为他试图去主宰欧洲大陆的政治舞台。
但在1527年,当亨利正好处在潇洒强健的36岁之时,他这种对于运动以及体力活动的热衷开始对他的身体造成损伤,这些小伤持续不断地打磨着国王的耐性,而行动上的不便也提醒了他,王冠是无法保护他免于遭受常人的伤痛与折磨的。同年4月,亨利在一场激烈的网球比赛中弄伤了脚,4这件事可能就发生在威斯敏斯特,因此在整个5月他都只能穿着黑色天鹅绒拖鞋来回走动以减轻一直困扰着他的疼痛。而他的肌腱可能一直未能得到完全恢复,因为他的脚于两年之后再次扭伤。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1527年8月的一次王室赛事期间,国王因左大腿处静脉曲张性溃疡引起“腿部疼痛”而被迫在坎特伯雷卧床休息,这或许是亨利追求时尚而经常穿着过紧的膝下吊袜带所导致的,5也有可能是在马上长矛比武时曾受到的外伤引起。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托马斯·维卡里(ThomasVicary)被召唤进宫廷为国王迅速处理溃疡以减轻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国王带来宽慰。维卡里也因此获得能为王室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得享年薪20先令,随后于1536年被晋升为高级医生,年收入高达2613先令4便士(他的年薪以2004年牌价计算约超过1万英镑),后来在爱德华、玛丽以及伊丽莎白三人的执政期间他也得以继续留在宫廷之中为他们提供服务。随后仍然怀有谢意的亨利将位于肯特郡的贝克斯利修道院(AbbeyofBexley)租借给维卡里作为奖励,这所修道院内的神职人员早已被遣散一空,租期为21年。
很多人认为亨利的腿伤是梅毒所致,认为是在他年少轻狂时期,或是在他1513年征战法国时染上的,甚至有说法称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将梅毒传染给他。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亨利于1547年离世是受花柳病的影响导致的。然而,按照当代的欧洲标准来讲,国王并不属于那种民间传说中放荡不羁的浪荡子。除了仅在宫廷之内偶尔调调情、挑逗一下之外,据现今仍然得以保留下来的宫廷账簿记载,他只与3名女士发生过婚外关系:伊丽莎白·布朗特(ElizabethBlount),她为亨利生下了一名私生子,即里士满伯爵亨利·菲茨罗伊(HenryFitzroy);玛丽·博林(MaryBoleyn);以及玛格丽特·谢尔顿(MargaretShelton)。毫无疑问的是,他肯定有过其他肆意放纵的时刻,特别是在他1509年执政之前那段精力充沛的日子里,执政之后则要时时刻刻接受来自外国使臣们窥探眼光的审视。按照梅毒论支持者的说法,1527年8月亨利静脉曲张性溃疡的发作实际上是梅毒瘤的破溃、肿胀——是很明显的三期梅毒症状,尽管大腿并非梅毒发作的典型位置。但梅毒瘤通常是不会伴随疼痛的,而国王的双腿却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极大痛苦。
梅毒还会对胎儿造成损伤,阿拉贡的凯瑟琳以及安妮·博林频繁流产与诞下死胎都成了进一步表明亨利患有梅毒的证据。许多幅于1536年之后完成的亨利肖像以及素描都可以看出在亨利鼻子右侧存在轻微“损伤”或是凹陷——这一点再次被认为是梅毒症状。然而其他画像却仿佛是遗漏了这一点,这可能是出于保护王室形象的原因而有意为之。1529年,在沃尔西最终垮台之时,他因试图将梅毒传染给国王这一捏造出来的罪行而遭到指控并被判触犯了《褫夺公权法令》:正是这位主教大人,在明知自己患有污秽的接触性传染病梅毒,且病毒已经在全身各个部位严重暴发的情况下,还来觐见陛下并在陛下的耳边私语,以他那危险且极具传染性的呼吸来毒害陛下,给陛下带来不可预估的危险。而上帝以其无限慈悲之心为陛下提供了庇佑。
当然对于沃尔西患有梅毒的指控也可能是靠不住的,因为这完全是由宫廷之中博林一党授意主教的私人医生提出的指控。这位高深莫测的威尼斯医生奥古斯汀·德·奥古斯蒂尼斯(AugustinedeAugustinis)后来于1537年进入宫廷成为国王的医生,同时他还负责执行国王以及掌玺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吩咐的各种外交任务。这些指控断言亨利之所以能免于感染完全是出于上帝庇佑,同时也暗示了国王同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
亨利的孩子们,玛丽、伊丽莎白与爱德华身上也从未发现梅毒症状——他们身上均未见明显红斑——精通此症的宫廷医生们委婉地将其称之为“法国病”,这些医生一旦发现梅毒的明显指征,即发现有梅毒瘤的迹象便会迅速为国王进行相应治疗。16世纪时,医生治疗花柳病的最初疗法是在6周内让病人大量出汗,同时让病人连续服用水银(尽管水银是有毒物),这使得病人牙龈红肿酸痛还会产生“大量唾液”。那些无处不在的各国使臣热衷于不断挖掘粗俗下流的花边新闻,他们会将这些小道消息寄送回国交给自己的国王,因此如果英格兰国王长期未出现在公众视线之内,抑或是有明显的治疗迹象都无法逃过这些使臣的眼睛。但是并未发现任何相关报告。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亨利所患的更有可能是静脉曲张性溃疡,这种病症与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有关。更严重的是,该病症很有可能会危及国王的双腿,有可能会在国王狩猎或是在马上长矛比武时形成持续疼痛,对胫骨造成损伤甚至有可能会引起慢性骨炎——一种十分痛苦的骨感染。如果表面伤口愈合了而内部骨骼依然存在感染,则会引起高热症状,而腿部也会进一步溃烂,国王则通常需要在一天之中频繁更换敷料,而溃疡所散发出来的恶臭一直充斥在枢密院内久久无法挥散。亨利的症状与骨炎很相似,而这预示着亨利未来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难怪如今人们怀疑亨利是否患有疑难病症,他总是纠结于自己的健康并担心民众会发现他的疾病,正如他于1537年6月12日在写给诺福克公爵的一封信中所透露的那样(这也为他的双腿皆遭受溃疡折磨提供了证据):坦白对你说,你一定要保持镇定,我的双腿跟我开了个大玩笑,医生们都建议我不要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勤于走动……统治者强壮全能的公开形象对于政府来说意义重大,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国王本身对医学十分痴迷——这对一位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来说是兴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流行的其他学科还有神学、天文学及音乐。亨利在其执政早期便通过了一项旨在规范医疗实践并揭露江湖庸医的骗子行径的法律:王国内多数人都是无知的百姓,(对于医药)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用说去学习了……因此普通的工匠们如铁匠、织工以及那些冒失的妇女……很难获取有效的治疗方式,因此他们很多人只能借助魔法与巫术,另一部分知道用药物来达到医疗效果的人则通常会采用有毒药物……这也导致了人们对上帝产生不满情绪……这些盲目活动给国王的臣民们带来了剧烈伤害、破坏与毁灭,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无法分辨出朴实与狡诈。
亨利还对新的药物疗法很感兴趣,而且很显然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实用的植物与草药方面的医药知识,尽管他自己也曾对一些不那么讨人喜欢的配方饮以及药剂表现出极大反感且难以下咽。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却促使他完成了100种药膏、软膏以及湿敷药物配方,而且这些显然都是他自己独立开发出来的,这些配方被收录在亨利自己使用的一本配方书内,该书现存于不列颠图书馆,尽管曾经受潮却并不妨碍阅读。“国王自制软膏”的主要成分包括:根、芽、各种植物、已经拣出石子的葡萄干、亚麻籽、醋、玫瑰水、长长的花园蠕虫、刮下的象牙屑、珍珠粉末、红铅、红珊瑚、金银花水、母鸡油和小牛股骨上的脂肪。
该配方具有一定毒性,肯定不适合在家中尝试。亨利曾用自己的配方给朝臣布赖恩·图克爵士(SirBryanTuke)治疗“汗热症”,图克既是枢密院司库也是亨利的秘书。1517年至1518年之间汗热症极为盛行,亨利的配方中包括用一点儿红酒“送服拉西斯的药片”——也可能写作Rhases,这个词来源于一位名叫拉西斯的阿拉伯医生。亨利出于其惯有的谨慎,从疫病盛行的伦敦逃往相对安全的乡村,并且在疫病蔓延之前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将此举称为在他身上始终存在的神经质行为或许不妥。亨利在治疗黑死病方面也有自己的专利配方。他的配方十分奇特:取一把金盏花、一把酢浆草、一把地榆19、一把小白菊、半把芸香以及一些龙草的上半部分或是根部,将这些材料用流水洗净放入锅内再倒入一瓶水,将其加热至沸腾。倒入一夸脱白酒,随后将其放至常温,再用细布过滤后饮用。如果觉得苦,可以加一些糖。如果出现腹股沟腺炎的症状,即腋窝以及腹股沟腺体等处出现肿胀,那么这位病患需要得到上帝的恩赐才能存活。
因此上帝的赐福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王室医生、外科医生以及药剂师经常会被国王召见,但他们的意见却并不总能被固执、无情且精力充沛的亨利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王本身就是位难缠的病人,他总是忽视生让他休息的嘱托并直接提出抗议。但同时他对自己的医疗小组十分慷慨,经常赠送礼物或是给予奖励,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也逐渐开始担心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
亨利执政初期有3位医生可以享受国王从私人用度中给他们划拨工资这一殊荣——亨利那病弱的兄长亚瑟王子的导师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Linacre)、约翰·尚布雷,以及西班牙人费尔南多·德·维多利亚(FernandodeVictoria),或称维特多利亚(Vittoria),1501年时他以阿拉贡的凯瑟琳随行人员的身份来到英格兰。国王于1518年授予3位医生专利许可证,准许他们建立——一所能永远培养有识之士以及智慧学者的学院,它将招收伦敦城内或是附近7英里城郊范围内热衷于医学实践的人们。
然而由于当时议会必须先推翻那些按照传统曾由伦敦主教授予的城市行医执照,因此这所学院直到1523年才正式建立。这所学院便是皇家医学院的前身,它于1546年对外公布学院纹章,纹章的设计十分恰当得体,图案是“一只挽着白貂皮袖口的手正搭在一只手腕上诊脉”,并以此一语双关。此外,1540年亨利通过了议会提交的法案,将两大类城市经营业者——神秘莫测的理发师以及纯粹的外科医生——合二为一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管理机构,该机构负责管理并敦促医学院,使其能致力于研究医学药物的神奇功效及应用。
尽管所做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医学这门科学能站在一个更为理性的立足点上,但对于这些领先于时代的医生来说,宗教与古代教义仍然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个世纪之前,医学这一理念一直根深蒂固地与传统意义上的解剖学家以及内科医生相联系,例如公元163年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提供医疗服务的希腊人盖伦(Galen)。而如今新的想法层出不穷,有些甚至称得上是离奇古怪,例如1537年外交家兼学者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ThomasElyot)推荐那些受困于病榻之上的患者尝试通过练习“嘹亮的歌声”来得到锻炼,但其他更多人则宁愿采用所谓的过时方法,即通过诊断脉率来判断病人是否生病。因为病房本来就是很嘈杂的场所,很不适合采用爵士的新方法。病人尿液的颜色与外观也是诊断的重要方式,病人将午夜至第二天中午的尿液收集在一个用稻草盖住的瓶子里,医生会严格要求患者不得摇晃尿样标本。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16世纪的医疗即便不能算是彻头彻尾的残忍,至少也是粗暴的。灌肠剂,这在亨利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被频繁使用来缓解他的顽固性便秘,即通过一节涂过猪油的金属管将一个猪膀胱牢牢固定在患者的肛门部位,猪膀胱内含有1品脱以上的盐溶液以及注射用草药,这些药剂必须在病人体内停留一至两个小时。另一种很受欢迎的混合物则是丝滑的蜂蜜与“奶牛”——这里指牛奶30——尤其是在治疗痔疮方面很受欢迎。痔疮是一种常见疾病,尤其对那些在各种天气下都要长时间在马鞍上奔波或是身着铠甲之人来说,更是极为普遍。
那个所谓的“大玩笑”或称溃疡的治疗,是亨利痛苦烦恼的主要来源,因为所采用的疗法以对抗性刺激的原则为基础,即通过使伤口持续保持长期的慢性炎症反应,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促使伤口化脓,来达到排出脓液疮水的目的。此处涉及一个称为“串线”的术语,是指用马毛或是丝绸等长丝穿过溃疡附近的松散皮肤,然后收紧丝线使其化脓。这样的伤口必然会散发恶臭。遇到这种情况时,医生在处理伤口前要先将针头烧红,然后用镊子夹住针头处理伤口,即使以现代卫生观念来看,此做法也会获得称赞。而有的时候,解决“问题”需要用到相对来说大一些的辅助工具,如一个小金球或是银球,医生会将其嵌入已经用柳叶刀切开的平整皮肤之下,以达到同样的功效。
面对这样即使称不上危险但治疗操作也越来越困难的情况,哪些人组成了亨利的医疗诊断团队呢?他们既要负责维持国王的健康,更要以笑容面对国王那无数次爆发的盛怒与暴躁脾气。利纳克尔,生于1460年,他曾翻译了大量希腊文与拉丁文医学专著,是医学院首席院长,医疗团队的成员们经常在他位于伦敦骑士街的家中召开会议。1523年,他被任命为玛丽公主的导师,却在第二年因“(胆)结石”而丧命,依据其身份他被埋葬于圣保罗大教堂内,但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他那写满溢美之词的墓志铭在伦敦大火中同这座中世纪大教堂33以及其他众多大墓一起被烧毁。
尚布雷,或称钱伯(1470—1549),曾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教师,后升任院长一职。他在帕多瓦大学完成医疗学习后成为国王的医生,并在1524年利纳克尔病逝之后接替他成为宫廷内的主治医师。他还同时兼任其他薪酬颇丰的职务,如圣乔治大教堂和温莎教堂的咏礼司铎,以及圣斯蒂芬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主持牧师。1533年9月7日,他负责照看王后安妮·博林的分娩过程,并顺利接生了伊丽莎白公主。1537年,尚布雷可能参与并亲眼见证(与其他两位王室医生——威廉·巴茨及乔治·欧文一起)王后简·西摩那长时间的分娩过程以及随之而来很快夺去她性命的感染。
费尔南多·德·维多利亚,毕业于一所西班牙大学,他曾听命于阿拉贡的凯瑟琳将亨利试图离婚的消息带给了查理五世,因而在英格兰宫廷内备受冷落。他于1529年逝世34,随后由出生于1492年左右的爱德华·沃顿(EdwardWotton)接替职位,爱德华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助理,同时也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博物学家。他的研究包括将昆虫用作医学药物来源。沃顿于1555年逝世,死后被埋葬于伦敦齐普赛伍德街上的圣奥尔本大教堂。
我们前文曾经出现过奥古斯汀·德·奥古斯蒂尼斯这个名字,他在为沃尔西工作时最为著名的一件事便是向克伦威尔提出去找水蛭——“选取那些饥饿的”——来为自己的主人治病,但随后沃尔西却病倒在萨里郡的伊舍。随后这种疗法还被另一位意大利医生巴尔萨·盖尔西(BalthasarGuersie)所采用,他是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外科医生。沃尔西屈辱地死去后,奥古斯汀被诺福克公爵与克伦威尔雇来从事英格兰与海外国家之间的外交服务,同样在伦敦塔内受了一阵子牢狱之灾后,他于1537年以50英镑的年薪被委任为王室内科医生,并且因王后逝去时表现悲痛而获得了简·西摩36珠宝藏品之中的一枚漂亮胸针作为纪念。除了为王室提供医疗服务的本职之外,他还在国王的授意下悄悄从事着一种算不上危险却很隐秘的间谍活动。举例来说,在西班牙大使沙皮于1540年10月31日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提道:上周,一位隶属于国王内廷且与掌玺大臣十分熟稔的内科医生来访大使馆4次,并同我们一起用餐。他是国王的眼线,我有理由相信他来此并无其他目的,只是来打探我的底细并劝我与国王陛下结成更为紧密特殊的友谊,与之结盟……这名意大利人开始还极尽掩饰,试图使我相信这项建议是出自他个人而并非别人的意愿,但他所流露出的种种迹象使我毫不迟疑地猜出是谁让他出现在我身边。因为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谈到的许多不同事实都是一名王室医生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他唯一的信息获悉渠道便是掌玺大臣。
奥古斯汀可能还联系了法国大使查尔斯·德·马里亚克(CharlesdeMarillac),或许他也想借此帮助霍华德派系获取利益。后来,随着国王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奥古斯汀开始长期与诺福克公爵进行私人接触,后来他很可能认为宫廷内的这些公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利,因此他提出申请并获准于1546年7月初离开了英格兰,为此亨利还从自己的私人用度中划拨出50英镑作为对他的奖励。奥古斯汀回到了威尼斯,并于1551年9月14日死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卢卡城。
威廉·巴茨(约1485—1545)是亨利最喜欢也最信赖的医生,有着与之相配的可观薪水,随后他还被授予骑士封号。他侍奉过亨利的两位王后——安妮·博林与简·西摩、国王的私生子亨利·菲茨罗伊、玛丽公主,以及后来的爱德华王子。他拥有过人的智慧,是宗教改革的拥护者,也是王后凯瑟琳·帕尔以及克兰默大主教的朋友与同盟。巴茨死于疟疾,并被安葬在伦敦西侧富勒姆教堂(FulhamChurch)内的一处纪念碑下方,纪念碑上还有着一幅他身着甲胄的黄铜肖像,但不幸的是这些都早已遗失,当时的富勒姆教堂坐落在米德尔塞克斯郡一处在当时来说非常繁华的乡村教区内。作为国王的朋友与知己,他的离世令国王备感失落。
托马斯·温迪(ThomasWendy)生于1500年,他接任巴茨成为主任医师,也参与见证了亨利遗嘱的签署,另外两位见证人则是王室医生乔治·欧文与罗伯特·胡克(RobertHuicke),他们分别获得了亨利遗赠的100英镑。温迪在意大利东北部的费拉拉大学(Ferrara)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被委任为爱德华六世与玛丽的内科医生,后来在1558年,玛丽在病逝前授予他贵族身份并将剑桥郡内的查特拉斯庄园(manorofChatteras)恩赐予他。1560年,他于剑桥郡的哈斯灵菲尔德(Haslingfield)见证了玛丽的遗嘱与离世过程。
皇家医疗团队的其他医生还包括:乔治·欧文,他死于“一种名为间歇热的流行病”并被安葬在伦敦沃尔布鲁克(Walbrook)的圣斯蒂芬教堂;沃尔特·克罗默(WalterCromer),又被称为“苏格兰人”,死于1547年;罗伯特·胡克,他的一位亲属因持有异教信仰而冒犯了加德纳主教,特别是那人否认圣餐礼中的圣饼与圣酒即为上帝的变体,后因胡克向亨利求情而毫发未伤躲过了制裁。罗伯特缺乏个人魅力,他于1546年与妻子伊丽莎白展开了一场混乱的离婚大战。他因判决对妻子有利而在格林尼治提出上诉,枢密院对此的回应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未听过比这更为可惜的事件:出现了如此多的残忍与欺骗行为;这样的男人很难得到女人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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