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的社会政治起源：从天子诸侯制到君官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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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
ISBN9787300328461
出版时间2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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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68元
货号32212889
上书时间2024-11-0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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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涛，湖南省邵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所撰博士学位论文获评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领域包括周秦汉国家史、现代国家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互动、人大制度等。在《教学与研究》《中国政治学》《世界政治研究》《国家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撰写内参数十篇，参与一些政策文件的起草。合著有《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怎么做》（202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023）等3部。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导论：何以中国之世纪叩问
第一节 周秦之变研究缘起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 本书结构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周秦之变理论阐释框架
第一节 周秦之变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学意义
第二节 国家形态演变的内涵
第三节 国家形态演变的类型
第四节 两种国家形态界定
第三章 天子诸侯制国家：以西周为中心
第一节 立国基本理论
第二节 国家基本制度
第三节 国家统治方式
第四节 国家和社会关系
第五节 社会和阶级结构
第六节 国家经济形态
第四章 周秦之变历史过程：演进脉络和阶段性特征
第一节 天子诸侯制国家时期（公元前1046—前707年）
第二节 君主官僚制国家奠基期（公元前707—前238年）
第三节 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成期（公元前238—前206年）
第四节 君主官僚制国家定型期（公元前206—前87年）
第五章 君主官僚制国家：秦朝形成和西汉定型
第一节 立国基本理论
第二节 国家基本制度
第三节 国家统治方式
第四节 国家和社会关系
第五节 社会和阶级结构
第六节 国家经济形态
第七节 西汉的改造和定型
第六章 天子诸侯制国家和君主官僚制国家的基本定位
第一节 天子诸侯制国家：东方早期国家之代表
第二节 君主官僚制国家：古代中国主流国家范式
第七章 周秦之变：成因和机理
第一节 特殊地理和环境因素的深刻塑造
第二节 国家起源之路的深远影响
第三节 国家中心主义路径的“内在锁定”
第四节 国家最高权威和周制合法性双重衰落耦合
第五节 精英集团相互取代、边陲取代中心
第六节 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战争的推动
第七节 思维模式影响和天命论的本体意义
第八节 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
第九节 重大事物到来时序的深刻影响
第八章 历史定位：伟大的国家和文明转向
第一节 中国国家形态正向变革和自我升级
第二节 解决时代核心问题并形成超大规模国家治理范式
第三节 决定性塑造中华国家范式和演进道路
第四节 是古代中国影响最深远的大转型
第五节 决定性地塑造中华文明和华夏世界
第九章 世界意义：人类政治文明的奠基和分流
第一节 形成世界领先并长期领先的主流国家形态
第二节 初步解决现代国家构建的两大世界性难题
第三节 对人类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构建产生巨大影响
第四节 走出更具代表性的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转型道路
第五节 对亚洲和世界格局及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第十章 结语：世界性中国及其理论意义
第一节 基本结论
第二节 理论意蕴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周秦之变是古代中国最深刻且具有深远世界影响的大变革大转型，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国家建构事件之一。本书基于历史政治学路径，充分占有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文献和政治学文献，全面系统地探究周秦之变的历史起源、历史过程、主要机理、历史定位和世界意义，描绘了公元前1046年至前87年中华国家和文明伟大转向的史诗般历史图像，呈现了全球史、世界政治发展史、中华文明演化史、中华国家演进史等四重视域下的周秦之变，揭示了周秦之变对于中华国家演进、世界官僚制演化、人类国家形态发展、现代国家建构、东亚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层次影响和结构性塑造。本书还基于系统全面的国家形态分析框架，提炼并建构了“天子诸侯制国家”和“君主官僚制国家”等核心概念，考察了这两种国家形态的形成过程、基本结构、运行机制，揭示了中华国家的标志性特征、演进规律和世界地位。
精彩内容
一、周秦之变的历史内涵
周秦之变是古代中国最深刻的大变革。中国古人敏锐地感受到周秦之变的存在和重要性，有大量论述，主流观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变革的内涵看，将周秦之变视为从周朝到秦朝的演变、变动、变革，主要理解为朝代变更、政权变更、政治制度变革、国家治理方式变革，常以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变、王道和霸道之变、儒法关系来议论和认知周秦之变。哲学学者李若晖指出：在古人看来，周秦之变最为显著的变化，即变封建为郡县。亦即在国家最高权力为一家一姓垄断的前提下，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然有封建和郡县两种选择。社会学者渠敬东指出：“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制和郡县制是中国古人认知和把握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划分历史时代的最基本概念，被赋予了极丰富的含义。这和当代中国人一般将两者视为行政制度或具体制度不同。从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关系来把握周秦之变，说明古人总体上是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来认知周秦之变的。
第二，从变革的价值看，对周秦之变的看法存在分歧，否定者为多数。受到倒退历史观、儒家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人多数认为周朝为国家治理的典范、秦朝是暴政的代表，相当程度上将秦朝排除在正统朝代之外，他们对于周秦之变、从封建制到郡县制之变的评价不高，不认为周秦之变是进步，很多人认为是倒退。柳宗元是少数肯定者之一。他认为周建立分封制，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因为当时“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超越了一般性的鼓吹周制、贬低秦制的话语模式。
顾炎武是承认郡县制出现有必然性的大学者，但亦不认为两种制度之间有绝对优劣之分，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他对郡县制有激烈批评：“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封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弊可以复振”。他主张调和这两种制度。他的思想反映了在君主官僚制国家时代后期，郡县制和分封制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融合。
正因对分封制、郡县制的评价模糊、对立，分封制“回潮”并和郡县制并行在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汉朝初期就实行大肆分封。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曾想复辟分封制，因很多大臣反对而未实行。朱元璋大力推行分封制，封了很多可以世袭的藩王，分封制贯穿了整个明朝，和郡县制并行。
第三，从变革的深刻性看，认为周秦之变是天地一大变，乃一个重要历史分界点，即三代和三代以下的分界点。汉朝以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儒家影响的多数中国人视三代为理想的时代，认为应当法先王，视三代以下乃至于自己所处的朝代为现世，现世要向三代学习。孔子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古人视三代为古，三代以来为今，周秦之变大致等于古人的古今之变。
第四，从变革的发生概率看，认为有一定的必然性。柳宗元以封建制指代周制，以郡县制指代秦制，认为封建制、郡县制之变是历史规律造成的，封建制和郡县制各有利弊，不存在绝对的好坏。周制之败在于制度本身而不在于施政，秦朝灭亡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施政。他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顾炎武认为由于封建制自身的缺陷，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必然的，周朝之灭亡不在于秦朝，而在于周朝本身。“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总体来看，中国古人对于周秦之变的认知是具备相当的高度的。封建和郡县是古代中国的一对基础性关系，古人对其优劣并无定论。中国古代没有政体、国体、国家形式、国家形态、政治制度等概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当然也比较少有世界历史的视野，这制约了他们对于周秦之变的讨论。古人对于周秦之变的理解主要还是从中华文明自身来理解的，一定程度上存在太过于偏政治、比较窄化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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