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城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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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丹尼斯·R.贾德//托德·斯旺斯特罗姆|译者:于杰
出版社上海社科院
ISBN9787552008906
出版时间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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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88元
货号3897747
上书时间2024-11-0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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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纵览美国的历史，城市既要实现当地的经济繁荣，又要缓解地方集团的竞争。城市必须维持住这两个任务间的平衡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而维持这种平衡也成了美国城市政治发展的动力。这两个任务也是将《美国的城市政治》中各个章节关联起来的线索。两位作者丹尼斯·R.贾德、托德·斯旺斯特罗姆围绕着“经济增长”和“治理”，追溯了美国城市政治的发展轨迹以及城市政治的变革，讨论了城市政府的分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工业化解体以及全球化浪潮下的城市政治新特点。
作者简介
丹尼斯·R.贾德（DennisR.Judd），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和大城市研究所研究员，一直从事欧洲和美国的城市经济发展、国家城市政治和城市重建的研究。其主要作品包括《重建城市：英国的危机和美国的经验》（合编）、《领导者和城市重建：北美和欧洲的城市》（合编）等。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美国的城市政治：引言
三个主题
增长政治
治理政治
分裂的都市
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第一部分 美国城市政治的起源：前100年
第二章 传承的遗产
国家发展和城市
摘录：城市建设需要公众齐心协力
城市增长的世纪
城际竞争
工业化和社区
移民大潮
治理能力
城市能力的局限性
第三章 机器政党和移民
机器和机器式政治
摘录：机器政党的两面性
机器政党的起源
机器政党“完成任务”了吗？
机器政党是提升自我的工具吗？
机器政党有助于移民同化吗？
新型社会改革
当今城市的族裔政治
第四章 改革运动
改革者的目标
摘录：移民成为市政改革的目标
改革的有利环境
反对机器政党统治的运动
市政事务中的“效率和经济”
商业模式
委员会和管理者政府
改革运动是否消灭了机器政党？
改革的影响
斗争在延续
第五章 城市选民和国家民主党多数派的兴起
20世纪的城市和国家
摘录：城市族裔成为民主党的支柱
新的政治意识
变化的政治平衡
大萧条和城市
城市获得发言权
新政的城市方案
新政遗产
第二部分 20世纪的城市危机
第六章 城市/郊区分离
人口发生变化的100年
摘录：反对移民的热情极度高涨
迁移大潮
战后的种族冲突
新型贫困的出现
郊区大军
浪漫的郊区理想：1815—1918年
汽车郊区：1918—1945年
城郊住宅区：1946—20世纪70年代
多民族城市的崛起
城市危机已经消失了吗？
第七章 国家政策和城市/郊区分离
国家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摘录：高速公路方案导致城市衰落
贫民窟拆迁政策
地方政治对城市重建的影响
种族隔离及其“方案”
国家政策和郊区发展
郊区、高速公路和汽车
国家政策的消极作用
第八章 联邦方案和分裂的种族政治
市中心方案的短暂历程
摘录：种族分裂最终导致城市方案失败
民主党与城市
共和党和新联邦制度
卡特总统与民主党的最后努力
共和党和联邦援助的结束
政治现实和城市政策
城市失宠
城市政策终结
第九章 阳光地带的崛起
历史性转折
摘录：选举团对阳光地带的青睐
阳光地带的概念
地区转变
阳光地带繁荣的原因
阳光地带城市政治的变化
区域融合和国家政治
第三部分 分裂的大都市
第十章 分裂大都市的兴起
大都市的地盘之争
摘录：有关封闭社区的辩论
郊区如何实现隔离
强制种族隔离
分隔的郊区：合并
分隔的郊区：区域划定
排他性分区的挑战
专属领地政治的新面貌
第十一章 对分裂大都市的管理
城市地区的拜占庭式组织（解体）
摘录：扩张成本成为热议的话题
新城市形式
扩张的担忧
都市政府的历史
新地区主义
精明扩张
新城市主义
改革前景
第十二章 都市战场
争夺财政资源
摘录：数以百计的小胡佛家庭使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美国联邦制度下的城市
资金流向
资金来源
市政债券市场
特殊部门的兴起
财政绝招
第十三章 都市中心的复兴
意想不到的中心城市复苏
摘录：热议的巴尔的摩复兴
中心商业区的衰落
全球化和中心商业区复兴
新城市文化
旅游业和娱乐业
会展中心
运动场馆
购物、娱乐、生活方式复合体
赌场游戏
旅游政治
新旧商业区
第十四章 管理分裂的城市
微妙的制衡措施
摘录：多族裔联盟难以保持团结
近期城市管理变革
合作的益处
取得平衡
决定性的转折点
种族和族裔的未来
第十五章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和大都市
变革时代的城市政治
新增长政治（实际上是旧政治）
微妙的城市治理艺术
拼凑式的大都市政治
内容摘要
纵览美国的历史，城市既要实现当地的经济繁荣，又要缓解地方集团的竞争。城市必须维持住这两个任务间的平衡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而维持这种平衡也成了美国城市政治发展的动力。这两个任务也是将本书中各个章节关联起来的线索。两位作者围绕着“经济增长”和“治理”，追溯了美国城市政治的发展轨迹以及城市政治的变革，讨论了城市政府的分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工业化解体以及全球化浪潮下的城市政治新特点。
精彩内容
第一章美国的城市政治：引言
增长政治没有维持经济繁荣的措施，社区就没有立足之本，因此增长和繁荣通常是城市居民和公民领导者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一个国家有了城市或城镇，这儿最初是人们可以赚钱并且寻找个人机会的地方，也就是说城市是作为贸易和商业中心而建立的。欧洲殖民者来到北美大陆时就制定出了城镇推广的方案。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Jamestown）于1607年建立。建立者是英国企业家，他们成立了股份公司，当时伦敦的黄金股份售价大约为62美元，因此他们所进行的这项事业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如果殖民地事业成功的话，投资者将会大赚一笔，当然殖民者只是对这项实验下了一笔赌注而已。同样，300年以后，大批人涌入了这个新国家的东海岸，他们建立城市和城镇，对这个特殊地方的未来前景投入个人赌注。如果这些城市和城镇成为地区的贸易中心，并且成为进入国家经济体系的农产品、成品的出口平台的话，这里的社区经过发展后将会繁荣兴旺。19世纪出现了横跨美洲大陆的迁移运动，这一运动将城镇作为疆域拓展的前沿阵地：美国拥有一条细长的城市线，自大西洋沿海地区向外及向西部扩散。人们普遍认为先有乡村人口，而后出现村庄。历史学家的解释是先有村庄和城镇，然后拉动乡村人口到城市定居点周围地区安置住所。
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微型资金体系，企业家为寻求利润和个人发展从事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将城镇的资金体系联系在一起。对新机会的不懈追求鼓励了民族“个人文化”的形成，这一术语是城市历史学家萨姆·巴斯·华纳（SamBassWarner）提出来的，旨在强调个人努力和期冀对集体或公共目标的影响：“按照参与者的观点以及对主要议题的考察来看，美国城市的地方政治与人们私人经济活动不断改变的焦点密切相关。”当前主要的哲学原理推崇这样的观点：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也在为社区福利做贡献。
在边远地区缔造城市的人们和赚取经济利益的企业家们持有相同的看法：为保证共同胜利，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推动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地方上的支持者也在大力宣传他们城市的优势，例如，海港或河流的战略性位置，有富饶的农业和矿产资源，无论这些优势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他们还会炫耀当地的文化：音乐协会、图书馆和大学。更有甚者，他们还会利用市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当地的发展。从购买铁路股票到改善海港或港口等多种地方事业，他们可以得到市政厅的资助。此外，这样的事业还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市民们相信当地的经济繁荣对于提高城市社区的福利和幸福指数来说非常必要。
如今，人们支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措施与他们对地方和社区的依附感情密不可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话，人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孕育家庭、建立邻里关系并确定当地身份。发生在2010年春夏季节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引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随着灾害的升级，从南路易斯安那州到佛罗里达海岸这一狭长地带中，失业现象到处可见。佛罗里达海湾沿岸的旅游业当时估计减少了一半，造成至少20万人失业。在路易斯安那州，鱼贝捕捞业以及其他工业几乎停业。人们与新闻记者谈论这场灾难时，不仅谈到失去生计的问题，还情绪激动地谈到这一事件对他们家庭观和社区传统的影响：灾难令他们失去了“一种生活方式”。
不管石油泄漏事件带来的后果多么严重，沿海地带的社区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当然要想恢复到从前的状况谈何容易（幸运的是，泄漏事件的后果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担心的那样严重）。人们已经认可自己居住的社区，尽管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搬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工业中心地带出现大面积的商业损失和失业现象，这一事件能够较好地解释社区恢复力这一问题。在广大地区加速工业化解体的做法威胁着整个社区的生存。从1979—1988年，匹兹堡和宾夕法尼亚地区在制造业中的损失达到了44%，其中有3/4和钢铁制造有关。失业率高达20%，不仅涉及匹兹堡，而且波及底特律和工业带上的多个城市。有的人逃往阳光地带中更加富裕的地区，但是大部分人选择留下来。公共领导者并没有放弃，而是在多个城市采取措施重建经济；实际上，大部分地方的复兴事业呈现了持续发展的特点。海湾沿海社区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人们不但没有离开，反而致力于重振地方经济、巩固社区的事业，因为他们不愿意抛弃生命中有意义的传统和文化。
物质幸福与社区身份紧密关联，因而人们在推动城市繁荣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异议。但是对社区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位政治家和开发商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有时会产生异议，因为这些推动增长的政策并不能让人们平等受益；这些提议也不总是明智或是合理的；有的提议能够成功，同样有的提议则以失败告终。对于租房者和低收入居民来说，周边邻居的中产阶级化会使房租增长，生活成本提高，最终迫使他们搬走。市中心的公司和金融行业的发展为那些高学历专业人士创造了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但是很多中心城市的居民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甚至被列入失业名单之中。市中心向周边地区的开发也许会使新办公大厦里的商业部门受益，但同时会降低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喜欢运动的人们不会支持建设新的足球体育馆。诸如此类的不同观点说明了为什么在有关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经常会出现反对意见，尽管大家都一致认为地方繁荣是一件好事。
对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权的使用做法上，社区中的各个派别观点不一。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积极地使用自己的权力，让私人财产有更高的使用价值，为大超市、购物中心、公寓项目、运动场馆以及其他的一些倡议让步。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非常普遍，如果服务于合法的公共目的，地方政府则有权力在未征得主人的同意下夺取财产。政府官员直接把这种权力诠释为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但是房主和小型企业认为自己的财产受损，不如出售给大型开发商更加合适，他们并不认可官员们的说法。2000年12月20日，一群房主在苏赛特·凯洛（SussetteKelo）的领导下对康涅狄格州建设新伦敦城（NewLondon）的决议提起诉讼，质疑他们将土地征用权下放给私人公司的做法，而这家私人公司要拆掉他们的房子。这一事件直到2005年6月23日才告终，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低级法院做出的有利于开发公司的裁决，由此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抗议风暴。截至2006年秋天，30多个州的州议会对公众的抗议做出了反应，他们制定立法限制对土地征用权的使用，还有数百个城镇和城市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2006年的秋季大选中，有12个州的选民们通过公投来禁止私人开发商夺取财产，除非开发商的做法能够服务公共目的。
从“凯洛诉新伦敦城案”中我们可以吸取这样的教训：尽管大家都拥护地方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有时推动这一目标的政策可能会和其他人的价值观有所冲突，例如个人财产权、周围人的健康或不喜欢政府过度干涉等。大家也许对提升城市社区的幸福非常感兴趣，但是在具体做法上经常产生异议。
治理政治国际性迁移改变了全球社会，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历史上，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人数超过了80年代的人数，进入21世纪，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大面积的人口移动在迈阿密、纽约、芝加哥和圣弗朗西斯科等全球性城市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不仅如此，许多小地方也受到了波及。正因如此，全球化时代像过去一样，除了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外，城市政治常常以种族、族裔身份以及社区团结等问题为中心。
到19世纪中期为止，殖民地时代的价值观依然盛行，有钱人和社会地位显赫的人士决定城市社区中的大部分事务。城市中，“谁掌控经济，领导权往往就落在谁的手中。政治、社会、经济等一切领导权会集中在同一群人的手中”。企业主、专业人士和贵族们操纵市政事务，他们没有面对任何的挑战。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提出“暴民统治”一词，来反对那些掌握统治权的多数派，他认为这种治理方式非常不正规。这些地方名人们成立并掌控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负责修建码头、组织城镇巡视工作、进行公共道路的修建和维修，甚至采取像控制犯罪、防火等最必要的服务措施，而这些举措基本上依靠公民的自愿出力。这种随意的治理体系比较适合小型社区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团结。但这些社会政治精英们并不认可杰斐逊的观点。
到19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时代为止，城市飞速发展，同时出现了社会分化以及民族问题复杂化的现象。移民大潮涌入密集的周边地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英国、爱尔兰、德国、北欧国家，后来的移民来自意大利以及广大的东欧国家。民族紧张关系时常上升到白热化，甚至有时升级到暴力冲突。殖民地时期的政治模式在工业化城市中无法应对这些变化，最终新一代城市领导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来自移民选区，通过拉拢城市选民为他们投票进入政治领域。他们的上台标志着富有的中产阶级精英和移民及其领导者之间冲突的开端，这一冲突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我们将在第三和第四章讲述这方面的内容。
进入20世纪，移民仍大量涌入城市，但是族裔和种族的构成情况发生了剧变。20年代早期，美国国会颁布立法终止外来民，移民大潮告一段落，但那时国家内部人口的流动非常频繁。20世纪的前30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中，几百万非裔美国人逃离了南方敌对文化的包围，来到工业化城市寻求工作机会，此外，还有来自阿巴拉契亚及其他贫困地区的白人，他们是为了躲避失业和贫穷；另外，穿越边境、躲避本国暴力和贫穷的墨西哥人也都来到了工业化城市。这些迁移流动导致20世纪的美国城市充斥着种族暴力冲突。城市中这种紧张关系的不断发展导致数百万白人家庭从市区迁移到了郊区，社会和种族之间的鸿沟不久就使得城市和郊区分离，这一时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2005年夏末，在新奥尔良出现的种族鸿沟就是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引起的风暴潮涌击垮了新奥尔良附近的堤坝，城市的80%遭遇水灾，受灾人数达十万人。各大电视新闻节目充满了这些受灾人员痛苦的画面：25000人聚集在新奥尔良体育馆的超级穹顶（Superdome）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还有两万多人聚集在会展中心，有的居民越过大桥和立交桥，在屋顶上绝望地挥手。150多万人流离失所，6万左右的家庭支离破碎，还有约1300人丧生。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地势最低的区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因素是新奥尔良过去遗留下来的种族隔离政策，尽管居住地的公民权得以提高，少数族裔的权力也能够得到保护，但是这种种族隔离的模式不会彻底消失，不管是在新奥尔良，还是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在外国移民的问题上再次爆发激烈的冲突。最近几十年中，大批境外移民的涌入致使城市成为文化和社会活跃的地方，但是这也意味着种族身份仍然是国家和城市政治冲突的导火索。2010年4月23日，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通过第1070号参议院法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应。亚利桑那州法律授权警察可以以怀疑某人非法进入美国这一“合法目的”拘留任何人。这一立法引起了许多地方的强烈抗议，包括抵制购买亚利桑那州的产品以及拒绝去该地旅游等。总统奥巴马谴责了这一立法，提出即使美国公民受到以种族为基础的州法律的约束，联邦政府也会保护所有美国公民的公民权。在拉美裔人口较多的城市中爆发了反对亚利桑那州法律的抗议活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市议会通过了支持抵制亚利桑那州的决议，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在政治派别的另一端，这一争议使得共和党和保守派人士更加活跃起来。各个地方出现的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议暴露了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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