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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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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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双伟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84859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1949309
上书时间2024-10-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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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双伟，青年作家、文物藏家、钱币专家，中国钱币学会会员。著有《货币里的中国史》《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等，其中《货币里的中国史》入选2018“中国好书”年度榜、“中国三十本好书”等。
目录
传统中国货币三问（何平作）
自序
第一章 朋自远来
第二章 三晋与布
第三章 楚币问鼎
第四章 刀出齐燕
第五章 孔方之祖
第六章 私铸乱政
第七章 汉武改铢
第八章 王莽造泉
第九章 谷帛辅币
第十章 币争三国
第十一章 金谷侬愁
第十二章 江陵旧梦
第十三章 观我之生
第十四章 开元轶事
第十五章 五季泉闻
第十六章 徽宗遗韵
第十七章 无用之用
第十八章 白银帝国
第十九章 西钱东渐
货币通向无何有之乡（代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致谢
内容摘要
作者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货币形态，如贝币、铜钱、纸币、白银等的特征与使用历程，生动形象地叙述了货币发展、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影响与作用，从钱币的方孔谛观历史，角度新颖，图文并茂，是一部弘扬货币文化传承的佳作。 书中列有近3000张清晰彩图，并以表格形式归纳货币的特征，对于钱币爱好者来说，亦是一部上好的收藏入门指南。
精彩内容
自序人间世，聚久而无不散。 君子比德如玉，抚之有温润柔和之仁，视之有表里如一之义，听之有舒展悠扬之智，断之有宁折不曲之勇，碎之有铿锵不锐之洁。身灭之后，棺罩玉挂、口中玉、手中玉握、覆面玉缀、踏脚玉板、夹趾玉珠，皆入掘士之手。破冢发棺，玉碎冰摧，都无可据。 文士尊文绎器，考礼于夏商之具，正字于鼎彝之间。以山岩屋壁田亩墟墓间残存之尊彝鼎敦，连接天地、沟通三代、匡正经典、隆礼作乐。礼失求诸野，非敢以器为玩。风霜兵火，湮沦磨灭，藏者仓皇辞庙，吉金多为煨烬。金石之固，犹不足恃。 侪辈嗜泉耽玩，所搜金刀泉货汗漫。欲以一孔之得，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好货者好勇，以己所有傲人之所无。珍者稍可入目，价便不赀。因废时隳业，锱铢必较，甚以变诈为务，巧取豪夺，至交生隙，面目全无。终物我永诀，流于厂肆，远掠海外，公诸邦国。 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古今珍重精粹之器、天地琐杂碎细之物，其得之艰，其失之易。声色货利，皆伐性之斧。心为物役，是天性痴真。 世间一等恣情纵意之人，天文、地舆、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皆通，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精绝。然技非六艺，用非经国。一概陶冶性情之技，无非害道。适于莽苍，三餐而反。天下一切倜傥高妙之士，不屑屑，不琐琐。格物致知，务为敛抑。不求日增，只求日减。体非形器，理绝名言。破除我执，任其不齐，无有大知小知，离于大年小年。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以游无穷。 仆少居西京，彷徨畿甸。登长陵之丘阜，望南山之龙岸。 觅折戟于沉沙，籴青蚨于赤县。长乐止乎未央，天子何尝万年。渭波无定，千载流变，汉桥居于陆上，秦都隐于白练。念国史浩渺，泉货代嬗，世易时移，流沙坠简。敢陈管见，以充新编。三易其稿，遂成草刊。每思高阳之春野，洪渎之秋原，曩者有逍遥之游，今兹无濮水之羡。但有怿于观者，岂必在洙泗之间。 癸卯夏于青年路第一章朋自远来妇好其来。
自从派遣妇好追扑封地叛逃的奴隶后，商王武丁经日忧心茕茕，屡屡求神问卜，毕竟除伉俪之情外，征伐各方、索贡戍边乃至祡祭天祖，还须力赖此妃耦。
盘庚迁殷以来，“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商道日衰。武丁践祚，用大臣甘盘、傅说以为佐，命妇好为王前驱，用兵八十一方国，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拓渭汭，大震中国，天下运于掌矣。商王用兵，源于早期国家收入对人口的依赖，即需要大量人口服役（军役、力役），以及国家支出中祭祀所需之珍宝，如“贝”。
盛大的庆功酒宴猗欤盛矣，武丁赐贝给妇好和“逦者”（陪伴者、辅助者），以示恩宠。赐贝是商王分配资源、彰显王权的常见手段，多在宴飨、王室祭祀、巡视地方或征伐方国等中举行，受赐者多为内服近臣、功臣。殷墟卜辞有“赐多女有贝朋”“围不殟，赐贝二朋”等记载，这两条卜辞是皆是武丁时期的。
武丁以来，商末尤其帝辛之世盛行赐贝。商王常赐贝于寝、宰、作册、戍等近臣，臣下受赏后，将贝交予铸铜作坊，订制铜器，铸以铭文，以昭示王恩。如“癸巳，王易（赐）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佳王六祀，肜日，在四月。”（小臣邑斝），即在某商王的六年四月癸巳日，正值举行肜祭的日子，商王赐贝给名叫“邑”的小臣货币十朋。小臣“邑”用这十朋贝为他的母亲做一件祭器。西周前期延续了赐贝传统，受赏者包括外服诸侯、多邦伯（周边部族首领），作册、使臣等近臣和对外征伐的功臣。后被“册命”等其他政治性赏赐代替。
由于文献的记载和青铜器中赐贝兑换成器的铭文，许多人认为海贝至迟已在商末成为货币，是最早的货币。《史记·平准书》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司马迁认为，早在虞夏时期，龟、贝、金、钱、刀、布作为货币出现。《汉书·食货志》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班固亦将布帛、金、刀、龟、贝视作最早的货币形态。此外，诸多经典都认为商周时贝已是货币，如，《书·盘庚》：“具乃贝玉。”孔颖达疏：“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易·震·六二》：“儒丧贝。”王弼注：“贝，资货粮用之属也。”《周礼·秋官》“其贡货物。”郑玄注：“货物，龟贝也。”《仪礼·士丧礼》“贝三，实于笋。”郑玄注：“贝，水物，古者以为货。”《盐铁论》：“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说文解字》：“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近代以来，罗振玉、王国维、李济、董作宾、高去寻、郭沫若等研究甲骨文和考古的学者，都认为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货币史家彭信威亦是直下判语：“中国最早的货币，的确是贝。”近年来，许多钱币专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贝不是最早的货币，或者“不能简单地将把海贝当作最早的货币”。
海贝本是天然之物，早已存在。华夏先民对海贝的追求源于其神秘性与稀缺性。母系社会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命脆弱，产生了基于女阴崇拜的生命崇拜。考古中，夏、商、周时期的海贝主要是货贝，还有一些少量的环纹货贝、拟枣贝，多源自印度洋，难以跋涉的海陆之遥，让光洁夺目的贝成了可珍之宝。
海贝首先是饰品，与玉、龟甲等类似。妇好平叛后，常入贡甲龟觐王。此时的甲龟与武丁的赐贝都是饰品、宝物性质。既为珍宝，自然是生者宝之，死者随之。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前，贝是缝缀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葬中衣襟上的衣饰，贝是垂坠在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荒帷（棺罩），贝是裹在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中马嘴上的络头，贝是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中与梯形玉牌、玉贝、红色玛瑙珠、红色玛瑙竹节管、绿松石珠合链的玉组佩，贝是殷墟大司空村殷墓中逝者的手中之握和口中之琀。
在敦地行猎时，武丁得知了妇好病死的噩耗，为其取庙号“辛”，并多次举行了嫔祭、尞祭、酒祭、侑祭、祠祭等。武丁还将妇好许配给天帝和大乙唐、大甲、祖乙等最受尊隆的祖先做了冥妇，率虎食人者，魂为鬼配，这与殷人敬神崇鬼风俗以及“奔者不禁”的婚俗相契合。在妇好墓中。出土了4面铜镜、4件铜钺、130余件青铜兵器、200余件青铜礼器、700余件玉器、6800多枚海贝以及宝石制品……此外，还有16名殉人、6条殉狗……武丁殷殷之心，拳拳可见；殷人生祭之残，觳觫惊心。原本湮灭于史海的女杰，因甲骨与殷墟之掘，复又成为骚士“掘人”口中的要角。此时，大量海贝脱离了挂饰性质，成堆出土，表明了海贝的财富化、货币化，正是在殷商中晚期。
海贝的货币化与殷人的经商传统有关。商品交换最早是以物易物，后必然发展出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媒介。这种媒介就是货币。货币开始是由某种物品承担，后来就逐渐固定在某一种商品上。《周易》《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东经》以及古本《竹书纪年》等古籍中，都有王亥到有易部落而被杀，他的牛羊被抢夺的记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王亥”出现于甲骨文，是商朝立国前的首领之一，活动地域主要在豫东、豫北及鲁西一带。“有易”，即今河北易水流域。王亥赶着牛羊远赴“有易”部落，不是放牧，而是经商。牛羊就是一种典型的物物交换媒介。王亥跋山涉水地与有易贸易，可看出殷人的经商传统。
海贝的货币化直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随着铜器冶炼铸造、陶器制造等手工业的发展（殷墟有此遗址），畜牧业的繁盛（甲骨有“马、牛、羊、豕、犬”之文字），农业生产的进步（甲骨有“禾、菽、稷、黍、麦”之文字），从奴隶主到平民，商代进入交换时代。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无论是奢侈品，还是日用品，都借由商品的形式，通过交换媒介，互通有无。奴隶主除了征伐、享聘外，也借由交换的途径，换取奢侈品，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贵族大墓中的新疆和田玉、辽宁岫玉、陕西蓝田玉、河南密县玉和南阳独山玉、浙江青田玉及湖北郧县、竹山等地的绿松石皆非本地所产，多系交换所得。平民通过出卖自己生产的物品，如农牧产品、手工艺品等，直接以物易物，或者兑换成贝等广受认可的媒介，再购买日用陶器、小件青铜器、简易饰品、食盐等必需品。可以想见，玛瑙、龟甲、黄金、玉石、贝等因其奢侈品的功用，而大受欢迎，青铜铲、削刀因其实用器的功用，而流行于平民群体中。经过交换“市场”的反复验证，贝、削刀、青铜铲等一批商品实物脱离了纯物品属性，一跃成为自然货币，具有了原始货币的内涵。而“贝”相较宝石更易得，相较青铜更易携带，属于贵族、平民皆用的装饰品，且称量原始布帛需要“度”，测量粮食多少依靠“量”，评估金属重量需要“衡”，而贝具有“均质性”，仅需要数个数，便可以随意组合、拆散，故成了商品交换中的“明星”，在自然货币中尤其畅行，是影响最大的原始货币。此时，海贝还未脱离实用性，故不能将贝看作纯粹的货币，青铜铸造的仿贝依旧有装饰等功用，故不能将仿贝看作最早的铸币。最早的铸币是脱离了实用器的空首布，即“钱”。从原始货币角度讲，许多自然货币如兽皮、玉石都充当过交换媒介，且具有一定价值，与贝相侔，又无法判断他们的使用早晚，故不能简单地认为“贝币是最早的货币”。
海贝的计量单位是朋，人间阴曹，唯钱为朋。甲骨文、金文中常见有“贝朋”的文字，王国维考证“十贝为一朋”（“古者五贝一系，二系一朋”）。商周青铜器中经常有某人赏赐某“贝若干朋”，受赏者以贝为资，铸器以纪的铭文。但是以贝铸器的数量是不固定的，从二朋至二百朋不等，如“邲赏小子大贝二朋，用作父己尊彝”“易（赐）小子贝二百。用作父丁尊簋”等，可知青铜器的记载是受赏贝的数量，而不是贝铸造青铜器所需的数量。王赐贝，不是向臣下赐予货币、“赏钱”，而是赏赐如金、鬯、马、弓、矢、臣、田、车、裘、圭、衣、鬲、布、牛一般的宝物。西周初年，贝的“购买力”（仍是物物兑换的比价）比较明确，如卫盉铭有：“矩白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裁）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1000亩）。”矩伯向裘卫索取瑾璋一块，价值八十朋，若用土地交换，则须用田十田。《周易》中亦有“十朋之龟”的记载，即百贝（十朋）可换一龟甲。
商周以来，大量的海贝进入墓葬和储藏领域，由于供应的不足，大量仿贝出现了。妇好墓中出土6枚用绿松石磨制成的贝。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14号墓中出土1枚青铜铸贝，第312号墓出土2枚青铜铸贝，3枚型式相同。1969—197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安阳殷墟区的第620号商墓中发现铜贝2枚。1971年山西保德县发现铜贝109枚、海贝112枚（铜贝与车马器共出，为装饰品而非货币）。此外，还有金质、骨质、玛瑙质、玉质等材质的仿贝。
贝的信史，也是国的信史。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出土的何尊之上，出现了“宅兹中国”等金文，这是已知最早的“中国”二字。论者多谈及周成王营建成周、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并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等事，而对周王“赐贝卅朋”之举，却鲜有关注。
其实，何尊所载的周王营都，是夏以来便有的“天下之中”地理区位、“建中立极”的建筑格局，这是中华民族“中庸”“尚中”的民族基因。何尊所铭刻的金文，也源自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贞人契刻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对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病、灾害、祭祀、日月、风雨等事虔诚一卜，希求得到指引。
他们在甲骨上铭刻的“象形”“会意”“形声”“指事”等构法的文字，证古泽今，构筑了华夏文化的灵魂基底。何尊作为酒器，是周人对天、地、山川、四望、先妣先考之祭，中华礼乐，从敬畏天地君亲师始，孕育出仁悌忠孝礼义廉耻等道德秩序。而这之中，三代文明所体现出的秩序、等级、礼仪、崇祖等要义，借由赐“贝”这一政治仪轨而昭彰。
这小小的海虫之寄，远遥自异域洋海，却蕴含着华夏九州的宗法礼乐，葆有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根脉。万里同风，兼包并蓄，阴阳和合，这是货币的隐喻，这是文明的隐喻。
从贝币开始，中国三千余年的货币与货币经济徐徐展开，从未中断。中国历代货币是中华文明以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之姿卓然于世界之林的重要象征。是所谓：货币虽小，所见犹大。一代之典章，一朝之制度，百代万国之兴衰，越千载而在目前者，于兹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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