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镀金时代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Crabtree）

英国作家、记者、政策分析师，生于苏格兰，先后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曾为哈佛大学富布莱特学者，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部执行主任。他还曾为伦敦和华盛顿的多家智库工作，在英国首相战略部门任政策顾问，2011年至2016年担任《金融时报》孟买分社社长，并长期为《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外交政策》《连线》等刊物撰稿。现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杰出访问学者。

前言

序曲 安蒂拉阴影下的孟买

第一部分 强盗贵族

第一章 安巴尼乐园

第二章 美好时光的开端

第三章 宝莱坞寡头的崛起

第二部分 政治机器

第四章 被改造的印度

第五章 欺诈季

第六章 金权政治

第七章 南方的裙带关系

第三部分 新镀金时代

第八章 债台高筑

第九章 焦虑的巨头

第十章 不单纯的比赛

第十一章 国家想知道

第十二章 莫迪的悲剧

结论 进步时代？

14亿人口大国，30年经济自由化改革

一部关乎世界新秩序的野心之作，穿透印度政治与商业共生的真实内幕

40年前，印度在风雨飘摇中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如今已成为世界衰退大趋势下仍旧坚挺的新兴经济体。

今日的印度拥有世界ZUI大规模且结构年轻的人口、发达的科技、日益庞大的中产消费群体和逐日膨胀的乐观野心，然而在沸腾的表现之下隐现着不可持续的危机：商业巨头垄断着经济成果，被落下的普通人无力改变贫穷且无望的生活。政治与商业的共生曾促成印度的经济奇迹，一度作为发展润滑剂的腐败，现在却侵蚀着本已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和每个人的生活。

身为财经记者与政策分析师，詹姆斯·克拉布特里在担任《金融时报》驻孟买分社社长的5年间，长期跟踪和采访众多政商要人，从世界上ZUI昂贵住宅的空中露台到贫困村庄尘土飞扬的大规模政治集会，全面呈现一个处在转型风口浪尖的分裂社会，以及它未来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序曲安蒂拉阴影下的孟买

这本书主要讨论印度近代史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是超级富豪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和大公司权力过大的问题。印度长久以来是个等级分化的社会，人们被依照种姓、种族和宗教划分为不同阶层。独立前，印度由英国殖民者和众多封建王公统治。1947年独立后的数十年里，印度社会至少在经济层面变得更平等，精英阶层也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标准过着适度的生活。

2000年以来，形势迅速转变，财富率先流向受过良好教育、与世界联系紧密的精英阶层。大都市出现新的富裕阶层——用经济学家让·德雷兹和阿马蒂亚·森的话来说——就好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突然冒出几个加利福尼亚”。这里面最耀眼的莫过于社会顶层积累的财富。到2008年，印度新兴亿万富豪富有得惊人，后来出任印度央行行长的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提出这样的质问：“如果我们可以称俄罗斯为寡头政治，那么印度离这一天又有多远呢？”

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印度仍然是个穷国，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投资银行瑞士信贷2016年的一项调研表明，一个人如果想跻身印度最富有的1%，仅需32892美元。但正是这1%的人占据了印度半数以上的国民财富，这样惊人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罕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印度目前和中国一样，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国家。以研究世界财富不平等而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研究中表明，自1922年有纳税记录以来，印度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前1%高收入群体的占有比在近些年达到峰顶。

从这些指标看，印度跟南非、巴西一样，同属于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但印度知识分子总以一种怪异的默契对这点一笔带过。印度贸易自由化以来，许多在政治光谱中偏右的思想家认为，经济高速发展比最终的分配重要；左派人士看重的则是底层的生活状态，更关心包括儿童死亡率在内的社会发展指标有无改善。但这两派都不重视贫富差距。许多人认为贫富差距对经济危害不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也难以就艰难的结构性改革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印度发展经济急需的正是这种结构性改革。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不及时采取举措，贫富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

超级富豪的崛起和第二个问题紧密相连，即裙带资本主义，意指政客和商人沆瀣一气，将有价值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印度过去实行的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为腐败提供了土壤，迫使国民与商人为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付出大量金钱。21世纪的前十年经济腾飞，贪腐更为严重，计划经济时代的贪腐相比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电信、矿产等领域价值数十亿的稀缺资源，被赠予超级富豪，媒体甚至将这些丑闻集中称为“欺诈季”。企业借助高额回扣拿到土地，绕开环境保护法规，签下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物价上涨促使铁矿等采掘工业一片繁荣，同时引发猖獗的贪腐行为。新闻头条充斥着丑闻，揭露诈骗性质的公共住房，痛斥劣质的公路建设。

1991年，印度的改革先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许会带来一个更好、更廉洁的政府。说得委婉一些，他们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实际情况与他们的预想出入很大，印度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根本无法妥善应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化。行政官员、法官、监管人员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即使清廉，也来不及为市场设置配套的法规，更何况现实中不乏贪官污吏，有不少还是巨贪。裙带资本主义渗透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矿业权、土地分配和公共食品分配等问题都在社会上引发过震动。媒体也卷入被资本收买的丑闻，深受喜爱的国民运动板球也未能逃脱被裙带资本主义污染的命运。一项调查估计，这场大型骗局抽走了“数千亿美元”。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贪腐是零售的，那这一时期则是批发的。

许多政府官员借此聚敛了惊人财富，若不是将这些资产隐藏在空壳公司或外国银行中，他们本可以凭此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得到一席之地。对官员而言，经济高速增长意味着他们手中的权力可换取更多的财富。政党为赢得选举而花费更多金钱，换言之，他们需要筹集更多资金以赢得竞选和回馈让他们当选的选民。其中的大头来自超级富豪的非法捐赠，以换取政党胜选后未知的好处。政治在印度不再是一件便宜的事。2014年的印度大选据说耗费近50亿美元。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党派印度人民党轻松获胜，纳伦德拉·莫迪当选总理。他之所以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一大原因就是他抓准民众对贪污腐败的反感情绪，承诺当选后推行经济改革，强力反腐。

第三个问题是印度工业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的周期，这是前两个问题的结果。宝莱坞寡头从本地银行大量贷款，肆意投资。不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印度逐渐步入萧条。超级富豪不得不为先前的自负买单，承担公司因盲目扩张和债台高筑带来的苦果。2017年，金融危机10年后，印度各大银行账上的不良资产高达15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