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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王国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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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者: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责编:张霆//谢惠|译者:周恒涛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ISBN9787523103395

出版时间2023-08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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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88元

货号31814155

上书时间202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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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1888年1月13日,于美国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成立,同年10月,新成立的学会创办了自己的会刊,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此外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还拥有国家地理频道等包含电影、电视节目、图书、网站等一系列跨媒体品牌,如今学会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非盈利的教育与科学机构。
本丛书顾问编委:彼得·柏克(PeterBurke):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誉教授。
约翰·艾略特爵士(SirJohnH.Elliott):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荣誉教授、牛津奥里尔学院荣誉院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荣誉院士。
其余编委都为来自全球著名学府的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专家。

目录
概述  / 11

新时代的支柱  /13
1020—1077 年这五十多年间,欧洲在方方面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的突飞猛进为贵族社会的革旧图新提供了条件,封建秩序由此诞生,划定边界的意愿也已经萌芽。在动荡的环境下,罗马的神职人员为了限制世俗势力对宗教事务的干预而引发了一场精神革命。

普世秩序  /49
封建时代从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过渡的过程中,普世秩序经历了一些调整。按照教会的理念,世界是包含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时期,不仅叙任权斗争所造成的危机得以解除,还发生了收复失地运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征服耶路撒冷等大事件。

档案 :中世纪的大学  /80
城市经济的革命带动了教育界的改变。以商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教会
学校,这些学校不久以后也开始接收世俗学生。

王朝国家的起源  /95
12 世纪,经济高速发展,商业革命引发社会变化,王朝国家便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算术和会计学被引入公共行政,真正的国家公务员开始出现,但国王仍是“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由此,催生了圆桌会议的政治神话,骑士制度也成为宫廷文化的基石。

档案 :罗马艺术的诞生  /129
罗马风格是基督教世界诞生的第一个伟大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建筑方面被大量采用,也在欧洲的视觉艺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基督教国家的边界  /139
从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登上法兰西王位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的那段时期,基督教国家的版图面积扩张至巅峰。虽然因宗教分裂导致了内战,但基督徒们还是成功巩固了对新征服领土的统治。与此同时,同时期发生的数次十字军东征加速了拜占庭的灭亡。

档案 :城市生活与行会  /177
虽然封建贵族阶级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城堡周边乡镇的出现以及手工业和市场的发展催生了城市生活。

中世纪的巅峰    /187
13 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教廷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对抗中全面胜利;二是法兰西确立了西方第一强国的地位。安茹帝国控制了地中海的部分地区,但东方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领土却经历了蒙古人的入侵、马穆鲁克大捷和阿卡围城后拉丁王国的末日。

档案 :大教堂时代   / 216
哥特式艺术诞生在法兰西岛,而这个岛是对罗马风格影响最为抵触的地区。在圣但尼修道院院长叙热的推动下,这种建筑艺术形式在巴黎地区蓬勃发展。

附录  /231
13 世纪的欧洲   /232
对照年表 : 欧洲、伊斯兰世界及其他文明   /234
王朝列表   /236

内容摘要
《中世纪的王国与王朝》(“美国国家地理全球史”)梳理了中世纪中期欧洲在城市繁荣和各国领土划定的双重作用下的经历,包括托洛萨会战、米雷战役和布汶战役等大战如何确定欧洲的外边界,君主制的巩固和封建贵族权力受限,王朝国家的起源和各国杰出君主的不断涌现,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皇教和教权)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与十字军东征的出现对中世纪政治、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同时,本书还涉及中世纪时期综合性大学(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的建立,罗马式、哥特式等艺术风格的出现、盛行和传承,城市生活和行会的发展等,详细、清晰地呈现了中世纪文化对欧洲王国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美国国家地理全球史美国国家地理全球史系列,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出品的,规模宏大的一组历史丛书项目,是其100多年历史文化内容的培育与积累,共有30种图书。本套丛书内容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制图家、摄影师、插画家和编辑组成的多学科团队精心创制。立足于历史与文明的思索,以时间轴展开对世界各地文明及人类历史发展变量的解读和记录。
本系列书目如下——《古埃及兴亡史》(3册)——《ZUI初的法老》《埃及帝国》《古埃及的终结》《美索不达米亚与中东文明》(2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东的王国和帝国》《古希腊文明2500年》(4册)——《希腊的起源》《古典希腊》《雅典的陷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兴亡史》(6册)——《罗马:从王政到共和》《罗马:征服地中海》《罗马共和国的终结》《罗马帝国的崛起》《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罗马帝国:罗马的陷落》《从拜占庭帝国到俄罗斯帝国》(2册)——《拜占庭的辉煌》《土耳其、俄罗斯帝国与明代中国》《中世纪1000年》(3册)——《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王国与王朝》《中世纪的终结》《欧洲地理大发现》(3册)——《通往东方的新路线》《征服美洲》《大航海时代》《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3册)——《文艺复兴》《绝对君权》《启蒙运动》《18世纪后的欧洲与世界》(3册)——《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19世纪的世界》《世界大战》

精彩内容
新时代的支柱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新时代开启最明显的标志。在11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enne)时期的部分农村地区,人们会为了控制生育率而杀婴和堕胎,但进入新千年后这种做法已基本消失。教会需要更多农民来耕种名下的田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会以“不人道为由”勒令人们停止此类行为。迈入11世纪后,气候条件改善,农业收成增加,充足的食物降低了死亡率。虽然当时仍有三分之一的孩童在7岁前夭折,但上述因素仍在1060—1070年创造了人口的井喷,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生活和习俗的改变。历史学家卡洛·奇波拉(CarloCipolla)指出,支撑11世纪欧洲经济的是“生物学转变”(convertisseursbiologiques),即大量受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令人颇为意外的是,尽管不时发生的歉收仍会导致粮食短缺甚至饥荒,但人口的持续增长确实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大多数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保障生活,有部分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修道院。
此外,修道院通过分发食物实现了重要的经济功能。在那些因歉收导致儿童和年轻妇女大量死亡的地区,赈济有助于维持人口增长。正是得益于这种布施行为,农民即将迎来欧洲农业的大发展阶段。
农业发展农业的发展始于耕地面积的大幅增加。中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垦荒运动发生在1020—1077年,而现存的文献尤其是修道院的财产清册均可对此佐证。自9世纪中叶起,修道院就在财产清册中详细记录了名下的田产情况,并明确标注了需向领主纳税的部分。每次清点财产和逝者的遗赠时,修道院都会列出清单进行详实记录。
现存的文献中还记载着地主受让给农民的耕地情况。这些农民一般被称为“佃农”(colonii),也就是“定居者”(colons)。作为交换劳动力的报酬,农民有时会收到一些新的工具,如铁锄头、铁犁铧、马蹄铁,甚至马胸带。马胸带是一种革命性的装备,使用时将它套在马的肩胛骨而不是脖子上,以充分发挥驾驭者的力量。在特殊情况下,农民还会获得许可私自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和谷物。
田地的耕种从多方面改变了欧洲的农业状况。首先,森林边缘的杂草和徒耗水资源的深层根系得到清除,土地内氧气供应得到改善,收成也自然提高,农作物产量比从1.1∶1.3~1.4提高至1.1∶1.7~1.8。仅此一项进步就让农产品有了盈余,但这些多余的农产品很快就引发了冲突。事实上,正是农民依靠改进农耕方法获取的剩余产品导致了地租的出现。
教会的“什一税”和新流入市场的产品,令早期基于以货易货的商业得到发展。此后,部分产品被交换成了货币,主要包括豆类、小麦、黑麦、小米或燕麦种子。
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对欧洲历史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农业革命,其特点是大量的技术进步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二是因掌控多余的农作物而带来的社会风俗的变化。
封建秩序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往往与封建秩序息息相关。
1020年前后,欧洲社会的组织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些学者眼中,这种变化是由权力施行方式的改革所导致,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组织体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有效应用了数十年,当年的史料只是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文字确认,这一切都源于整个10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分崩离析。无论如何,历史上的这些地主后来都成了贵族,他们通过自诩名人的后代来拔高出身以维护家族的名望,但认祖归宗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主观臆造。
同时,这些新贵族开始向亲信和臣属出让土地。以这种方式分发的土地最初被称为“封地”(fiers),它的数量是评判地主的主要依据。就这样,地主进入封建贵族阶层,成为领主(seigneur)。
当领主要求他们的属下提供某些服务或援助时,双方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欧,提供“援助”服务的条款明确记录在协议文件(convenientiae)中:协议双方通常并不属于同一阶级,如领主和封臣;少数时候,签署双方可以来自同一等级,如两位领主。在北方,援助行为让领主和封臣之间出现了一种复杂的仪式,这种男人之间定下友好协议的过程被称为“臣从宣誓”(hommage,意为致敬)。
依照这个毫无疑问是封建等级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仪式内容,地主要求臣属响应自己的“号召”,承担起军事行动所需的军备责任。
很快,由于武器种类的增加,军备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剑和盾这样的传统武器,慢慢地还增加了如锁子甲、带护鼻的尖盔等防御性装备,以及革命性的武器——长矛。复杂的装备让臣属必须骑马奔赴战场,由此骑士的形象诞生了。
在中世纪社会,步兵向骑兵的转化也明显地体现在拉丁语单词miles的词义变化上,而这个在加洛林王朝时指代“士兵”的词后来的意思变成了“武装骑士”。这些新兴的骑士团导致了以封建贵族为主要成员的武装团体的出现,他们既负责捍卫领土和防范外敌入侵,也实施监督以保障田间工作的顺利进行。
因此,封建秩序促使居住环境改变,以便与新的社会关系相适应。于是,人们修建了几十个圆柱形塔楼作为骑士团的居住地。每个骑士小队的人数不一,可能是10人、12人或14人,而显要的贵族有能力召集30个、40个甚至50个这样的骑士小队来响应领主(国王、王子或公爵)。如此算来,一个贵族可以动员的士兵数量在400~600人。原则上,骑士在领主的号召下集结。到了12世纪,领主通过统一的军旗来会聚麾下的骑士。
在整个11世纪,封建秩序都在与修道院秩序、日渐强势的主教、禁止使用武器和暴力的时代主基调抗衡。克吕尼(Cluny)改革以后,修道院秩序扩展到整个欧洲,主教们组织集会宣扬和平和上帝治世。封建秩序下不同的权力机构不仅争夺剩余的农产品,而且还盯上了在当时社会已无处不在的捐赠活动。僧侣和主教们将施舍作为用来区分社会地位、巩固基督教在农民群众中地位的工具,而贵族们则将捐赠视为强化社会的手段,通过庆祝活动来冲淡日常劳动带来的疲惫。
11世纪的英格兰1042年,人称“哈德克努特”(Hardeknut,强壮的克努特)的克努特三世(CanutⅢ,克努特大帝)驾崩,这位统治丹麦和英格兰的卓越君主的离去引发了严重的冲突。尽管艾玛(Emma)女王已尽心竭力,她的子孙们始终没能像克努特大帝那样统一疆土并征服当地的贵族。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召回彼时流亡在诺曼底(Normandie)的爱德华(?douard)王子。问题是爱德华虽然是撒克逊(Saxon)王室的后裔,但撒克逊王室已经失去了对神圣罗马帝国(SaintEmpireromain)的控制,那里已是萨利安(Salienne,法兰克尼亚[franconienne])王朝的领土。
不过,爱德华于1043年复活节当天的成功加冕表明,那些针对其出身的担心毫无根据。虽然爱德华是撒克逊人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leGrand)的后裔,并迎娶了戈德温(Godwin)伯爵高雅且会说五种语言的女儿伊迪丝(?dith),但他仍然表现得像威塞克斯(Wessex)王朝(西撒克逊王国)的后裔和诺曼底公爵的继任者。自9世纪起,英国统治者的正统性就建立在两个基础条件之上,而爱德华将这两个条件联系起来:一是撒克逊王室的出身。撒克逊王室及其子民曾经颠覆了西罗马帝国,自他们皈依基督教以来,一直享受着教会的支持。二是诺曼人、挪威人或丹麦人的血统。这些人在首次入侵时就占领了英伦三岛,而两个对立的王朝必须找到一根联结的纽带,爱德华则扮演了这个角色。
为此,爱德华鼓励诺曼人和法兰克人从欧洲大陆移民到英格兰。在岛上站稳脚跟以后,这些外来者就可以在宫廷中担任要职,有些甚至被提拔为主教。爱德华在位的二十三年(1043—1066年),为这片此前一直饱经战乱和动荡的土地提供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在此背景下,英格兰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商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也不断扩张。爱德华并不信任那些不接受自己权威的盎格鲁和撒克逊伯爵们,但这种相互敌视并没有动摇他的统治,因为这位国王行事谨慎且爱好和平,他最喜欢的事也只有狩猎和寻找神药(教会因此将他封圣)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德华将王国的大小事务交给王后的两个兄弟,也就是撒克逊人戈德温的两个儿子处理——他们是获得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e)伯爵头衔的托斯蒂格(Tostig)和获得威塞克斯伯爵头衔的哈罗德。
此时,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情况都不太利于放权。诺曼人、丹麦人和挪威人仍希望重建克努特大帝统治时期的王国,即位于北海(lamerduNord)三端的英格兰王国、挪威王国和丹麦王国组成的大帝国。危机源于诺森布里亚,已贵为伯爵的托斯蒂格始终对撒克逊王室抱有敌意。1065年,当地的一些领主召集了一支军队浩浩荡荡向约克(York)进发。兵败后的托斯蒂格被剥夺了伯爵头衔,而哈罗德深知无力回天,也没有尽全力来改变当时的局面。托斯蒂格将兄弟的这种行为视为背叛,一辈子都没有原谅哈罗德。于是,托斯蒂格离开了英格兰,逃往法兰德斯(Flandre)寻找能够帮自己夺回爵位的军队。1065年,爱德华国王罹患中风离世,由于他曾立下让妻子伊迪丝万般痛苦的贞洁誓言,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继承人,而他的死更加重了危机的气氛。显然,即将到来的1066年将对英格兰历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爱德华死后,哈罗德·戈温森成为英格兰国王。由于哈罗德·戈温森与王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祝圣(consacré)和加冕仪式,史称哈罗德二世。这一系列行为让本就感觉遭到背叛的托斯蒂格愈加不满,于是他借此机会怂恿挪威国王哈拉尔·西居尔松(HaraldSigurdsson,无情的哈拉尔[Hardraada])夺回英格兰王位。1066年9月初,绰号“寸草不生”(ledévastateurdeterres)的哈拉尔集结了300艘战船,沿着当年维京人(vikings)的远征路线,顺着苏格兰海岸线一路向南,前往诺森布里亚。9月20日,托斯蒂格和大军一道在约克附近登陆,沿途击溃了所有抵抗势力。随后,哈拉尔退守至战略要地斯坦福桥(StamfordBridge),等待诺森布里亚伯爵莫卡(Morcar)的投降。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哈拉尔和托斯蒂格永远也不可能想到。
9月25日,哈拉尔远远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强大军队浩浩荡荡地向斯坦福桥靠近,便立刻开始调动部属。虽然挪威人作战英勇,但身上没有半片铠甲的他们还是很快被身披锁子甲的对手击败。夜幕降临之时,挪威军队已尸横遍野,哈罗德·戈温森取得了胜利,从挪威驶来的300艘战船只有两艘成功逃离,而哈拉尔和托斯蒂格也在战斗中殒命。
当哈罗德·戈温森(哈罗德二世)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他突然听到了一众诺曼底骑士在伦敦南部的黑斯廷斯(Hastings)登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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