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原始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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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米歇尔·罗尔布朗谢、（英） 保罗·巴恩
出版社山西人民
ISBN9787203127888
出版时间2023-07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1782909
上书时间2024-10-2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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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歇尔·罗尔布朗谢（MichelLorblanchet)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曾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负责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研究顾问。他开创了复制远古艺术的实验性方法及测定艺术年代的科学方法。
保罗·巴恩(PaulBahn)英国考古学家，研究方向为原始艺术。主要著作有：入选牛津通识读本的《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Archaeology：AVeryShortIntroduction），被视为岩画艺术入门必读的《冰河时代的图像》（ImagesoftheIceAge）等。同时与他人合著了多部广受欢迎的考古学书籍，其中《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andPractice）是极具影响力的畅销教材。
目录
目 录
引 言 什么是“艺术”？1
第1章 理论、黑猩猩和孩童：解决问题的先期尝试
初始理论5
目前的阐释：更新世艺术的生物学基础21
目前的阐释：更新世艺术的社会经济基础37
艺术进化的理论46
第2章 在大自然中寻找艺术：审美意识的第一次激荡
收集制造工具的原材料60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颜料使用69
第3章
我们能在最早的工具上发现艺术吗？多面体石核、石球和手斧
多面体石核和小石球91
手斧100
第4章
远古人类只工作不娱乐？看看骨骼和石头上的痕迹吧！
最早的痕迹：骨骼上的痕迹108
石头上的条纹和切口154
第5章 寻踪探形：天然石像与原始雕刻
最初的雕像？171
第6章 铃铛和手镯：音乐和身体装饰的起源
穿孔骨头和牙齿181
音乐的起源198
第7章 景观中的艺术开端：点与线
印度杯状凹坑210
非洲杯状凹坑221
澳大利亚杯状凹坑224
欧洲杯状凹坑226
从点到线238
结语：杯状凹坑传统的发展243
第8章 洞壁上的书写：最早的洞穴艺术
动物标记和人类标记249
喷绘254
手指标记264
技术的多样化266
第9章 全球现象：世界各地出现的岩画艺术
新大陆268
非洲275
亚洲280
澳大利亚283
早期岩画艺术的分布291
结 论293
参考书目307
致 谢352
图片来源354
索 引357
内容摘要
哪里能找到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人类又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目的，开始试验不同的材料、样式和颜色？我们曾经的“表亲”——尼安德特人是否也能够创作艺术作品？数十年来，史前学家一直在追问这些关于祖先的疑问，但直到近年，才随着尖端科学和考古技术的发展，拼凑出远古艺术传奇的朦胧雏形。
本书作者米歇尔·罗尔布朗谢和保罗·巴恩颠覆传统的欧州中心主义观点，将考察范围拓宽到全世界，品评了各类早期艺术的发现、历史以及重要性。从而得出：我们的祖先，绝不是过去以为的一群创造力匮乏、只会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欧洲也绝不是人类艺术的唯一“摇篮”。无论人类去往何方，艺术的冲动一直在他们的大脑中澎湃着。
精彩内容
远古人类只工作不娱乐？看看骨骼和石头上的痕迹吧！
并非所有骨骼和石头上的标记都是人为的，但与人有关的标记中，我们又如何确定是否是有意为之的呢？如果是，留下痕迹的人是出于审美需要还是象征意义？
最早的痕迹：骨骼上的痕迹第三纪人类？
早在186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爱德华·拉尔泰就对人类最初在动物骨骼上留下的标记产生了兴趣，这些标记产生的原因，要么是刮肉，要么是为了敲骨吸髓，还有的是因为被做成了工具。他对巴黎学界宣称：“这些标记为人类的远古遗存及同时代但灭绝已久的物种，提供最直接、最毋庸置疑的证据。”几年后，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相同的证据和相同的论点，试图将人类起源的时间前推至第三纪，甚至比更新世的冰川作用还要早得多。法国卢瓦尔盆地、中央高原和意大利的矿床和采砂场发现的大象、犀牛、河马、马以及海洋动物的骨骼上的切口，被他们当作证据。
在巴黎、布鲁塞尔、里斯本和布达佩斯等地举行的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大会，以及1870—1880年在巴黎举行的科学院报告，都针对骨骼上的标记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时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拉尔泰、卡尔达伊拉（Cartailhac）、德莫尔蒂耶（deMortillet）、埃文斯（Evans）、赖尔（Lyell）和沃尔塞（Worsaae）纷纷参与其中。到19世纪末，骨骼上人为的标记类型学已经发展起来：研究对象包括锯痕、凹缺、切割痕、切口、印痕、刮痕，每一种都有精确的定义，研究者必须努力地将它们与骨骼上动物和其他自然原因产生的条纹、切口、凹缺和去除明确区分开。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于1885年评论道，骨骼上非人类留下的标记“要谨慎进行研究，因为它们使许多观察者误入歧途，包括一些佼佼者”（图18）。从一开始，史前学家便面临着阐释灭绝动物骨骼上观察到的标记的微妙难题。
除了切开的骨头外，还有明显“修理成形”的骨头，再加上据说在早期地质地层（中新世或上新世，距今2?300万—260万年）中发现了“剥片”燧石和“用火”的痕迹，并且还与某一极其古老的动物区系有关。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一些“聪明大脑”的证据支持下，“第三纪人类”的说法到底流传了一段时间，直到更详细的研究和史前史的普遍进展，证明了所谓的燧石工具是自然产生的，用火的痕迹可能是植被自燃的结果，至于那些骨骼的断裂，也是因为自然作用，上面时有出现的条纹，可能是由于沉积物内部的机械现象，特别是滑坡（泥流）过程中的摩擦。此外，石头和燧石本身也带有同样令人迷惑的痕迹。这也可能是食肉动物颌骨咬合或啮齿动物啃食留下的，而海洋动物骨骼上的切口是第三纪大鲨鱼的切齿造成的。
即使最富学识的专家也会做出错误判断，这是真理，因此，对同一现象进行重复解读时，我们更应该警惕不要对前人观点全盘接受。时至今日，骨头上的标记仍然引发着同样热烈的辩论，即使当代最杰出的学者，在阐释时依然会不可避免地继续误入歧途。今天，这些神秘的标记很少被援引用来证明人类的远古存在，但它们在另一个领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它们是有意识的刻划，是艺术和象征思维早期起源的证据。
关于骨骼标记的最初科学研究19世纪60年代，一些史前学先驱尝试建立区分骨骼上自然痕迹和人类痕迹的标准。拉尔泰用金属锯切割现代骨头，观察得到的痕迹与远古骨骼上的有何不同。他发现金属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不过燧石刀的砍痕与骨骼遗存上的痕迹高度匹配。在比利时，爱德华·杜邦（édouardDupont）研究了骨骼上食肉动物的啃咬与人为劈砍、折断的差异。1863年，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试图将骨头上的砍痕与豪猪的咬痕区分开来（Bahn1996a：118，122）！
亨利·马丁博士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一流的缜密、谨慎，率先找出一套真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史前骨骼上的人为加工痕迹。1906—1936年，他在发掘著名的拉基纳遗址（位于法国夏朗德省）过程中，发现了大量马、野牛、驯鹿等的骨头，它们与人类骨骼以及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早段的丰富石器工业有关（图19）。研究过程中，马丁耐心地检查了数千块骨头遗存，努力破译它们携带的标记，了解它们所经历的自然和人类作用。
通过记录刮肉时燧石刀在骨头上产生的最轻微的切口——即将肉从骨头上剥离留下的“屠宰条纹”，他看到了五万多年前采用的基本屠宰技术。他不仅观察到燧石刀刮骨骼产生的特定细条纹，还有在骨头凸出部分两侧、垂直于骨头中轴的分散条纹。他指出，骨骺上最深的刮痕是切割肌肉和肌腱造成的，而骨干上肉眼可见的断裂一定是因为砸骨取髓。
循着对标记类型的研究，他划分出尼安德特人的临时骨器工具——手镐、尖状器和平滑器，然后细致地记录了上面不太明显的使用磨损痕迹。其中有些骨头，特别是野牛肱骨和马、鹿的趾骨被用作“槌”，而另一些被用作“砧”（“用这些骨器击打或被击打”），还有一些被用作燧石剥片的“修理工具”或“按压工具”。此外，他也研究了肉食动物和啮齿动物的啃咬在骨头上留下的自然痕迹。
在无数骨骼上或因为被人类使用，或纯粹自然因素留下的痕迹中，亨利·马丁博士惊讶地发现了似乎诉说着人类对另一不同秩序的痕迹。有些遗存上带有间隔规律的凹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推测有“装饰”作用的马胫骨，还有一块牛肩胛骨上的切口有规律地排开。1910年，马丁提起过这块牛骨：“骨头两面带有非常精细的线条……基本平行，并且明显很笔直。然而，有些线条在形成后又出现了不少变化……这是我第一次在拉基纳的骨头上看见如此精确的标记；这些又长又细的切割痕和去肉条纹并不匹配，后者两头尖，几乎总是伴有刮擦的痕迹。线条的平行、规律和精细表明了这是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反冲力和燧石工具脱手。这件遗存与之前同一遗址发现的其他三件一样，带有虽然难以解释原因但可以归类为人类有意为之的标记。
步日耶对其他出土的骨骼也进行了检查，并将它们与佩罗尼当时刚在拉费拉西（位于法国多尔多涅省）墓葬发现的一块骨头上的刻划图案进行比较。这根骨头长12厘米，表面有一组平行条纹，看上去仿佛一件“装饰品”（图33、34）。在这两个著名遗址的莫斯特地层中发现了明显人为“刻划”过的骨头时，莫斯特墓葬也首次发掘出土，即1909年的法国拉费拉西，还有1908年的圣沙拜尔（位于法国科雷兹）与勒莫斯特。尼安德特人的仪式活动大白于天下，而“有意识的刻划”的存在，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具有象征能力提供了补充证据。马丁还描述了在拉基纳发现的一组野牛和驯鹿的趾骨，以及一颗狐狸犬齿，均被穿了孔，他于是设想莫斯特文化存在装饰品，对此我们将在第6章展开
讨论。
不幸的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工制品并没有用现代方法展开新分析，它们仍然是学界讨论、争议的主题，不少无谓的强硬言论围绕着它们，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实验支撑。已成为艺术起源经典研究对象的基纳肩胛骨，被美国研究者亚历山大·马沙克认定是一块“垫板”，切割皮革时垫在下面，尽管他也不排除它存在仪式意义和用途。
马丁的研究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不带偏见，能够非常自由地考查资料，而且他本人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专家。马丁考量了每件遗物所处的背景，并与同一遗址数百件具有相似或不同标记的其他遗物进行比较。唉，可惜，这种系统的摒除了筛选倾向的研究方法，并不总是见于现代研究人员的工作中，虽然后者的方法更先进，但却常常在时空长河里只挑选支持自己理论的物证。
马丁认识到，使用标记、有意为之的标记、装饰性标记，以及满足其他智力或精神需要的标记之间，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区分方法，因为切口的规律布局并不总是有意义的。“间隔规律”的切口可能是实际使用行为留下的痕迹。退一万步讲，不论怎样的间隔总能解读出“规律”。只有相互比较和参考考古学背景才能拨开遗物解释上的层层迷雾，但这种解释往往仍旧是纯粹的猜想。
在中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周口店，发掘者裴文中秉承马丁的研究精神，以同样严谨和批判的精神进行工作，并于1933年发表了一本内容翔实、插图细致的《动物与自然因素之于骨断裂》（TheRoleofAnimalsandNaturalCausesinBoneBreakage）。周口店当时刚发掘出第一具中国猿人（现称直立人）的骨骼，裴文中引用了该遗址的大量考古发现，展示了早期史前骨骼上留下的各种痕迹，分析形成原因，包括同时代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的啃咬，以及渗入考古地层的水的溶解作用（图20）。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在表面平展的骨头例如颅骨碎片上，有时会出现宛如迷宫的熊爪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刮痕，会发现它们通常呈两三条平行线聚集。这是食肉动物爪子活动的特征。”他在长骨上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并补充道：“食肉动物的刮痕似乎总是横切骨头最长的轴线。”裴文中先是遵循步日耶的研究方向，后来尝试独自回答如何辨识骨骼遗存上的痕迹是否人为这一问题。他颇有见地地提出，“也许我们可以另辟蹊径地反其道而行，比如说，什么样的非人类因素可以让化石看上去像人类使用的骨器工具？”于是，他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啮齿动物啃咬痕迹为何会在骨骼上留下“刀切一样的使用面”，并展示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例如豪猪等不同啮齿动物啃咬各种骨头或鹿角的痕迹，有的长骨两头被咬，甚至可以呈现管状或珠状。
裴文中描述了熊、鬣狗等大中型食肉动物的咬痕：它们的犬齿尖和臼齿尖会留下点状凹坑、杯状凹坑，甚至造成穿孔，使表面变得坑坑洼洼。有时，犬齿划过骨头坚硬的表面，留下平行且等间隔的刮痕和切口。裴文中还研究了微生物和植物根系在骨骼表面形成的蠕虫状蚀纹，以及渗透水的化学溶解作用——使骨骼上已有的小孔扩张成穿孔，有时甚至给骨骼染色，造成涂了颜料的效果。他描述了在自然作用下滚动、磨损、抛光的骨骼，以及被沉积物的机械因素折断、刮划的骨骼，这些现象现在被称为“踩踏”。最后，他幽默地展示了食肉动物的牙齿划出的形似“汉字铭文”切口，而一根狼胫骨和上面的蠕虫蚀纹，居然看上去宛如“在鸵鸟蛋壳上刻划了一只鸵鸟”！当今许多古生物学家和史前学家都在继续钻研裴文中的指导思想，骨头上的标记也许是陷阱，任何追寻“艺术起源”和“象征思想”的学者都可能不小心跌入其中，而裴文中是第一个清楚地展示了所有陷阱的人。
几十年前，一位最富盛名的研究者就落入了这样的陷阱。1969年，在贝驰德拉泽（位于法国多尔多涅省）洞穴的一个莫斯特地层中，弗朗索瓦·博尔德发现了一小块长骨碎片，上面带有一个不完整的穿孔，这块骨头在穿孔处断开了。在公开发表的研究中，博尔德附上了残孔的详细绘图和微距摄影照片，并指出：“穿孔十分清晰……很明显，转动的燧石切割出了平行条纹。无论这件物品的功能是什么（吊坠装饰、软化带子等等），它都是至今依然有限的莫斯特骨器目录中的一个新条目。”这块骨头后来几乎被学界一致认定为“一件首饰”，许多史前学家试图用它强调尼安德特人的智力和审美能力。但是，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后来的研究最终引发了严重怀疑。
1969年，同一篇文章中，博尔德还提起了发掘自同一遗址的一块牛肋骨碎片，上面装饰着“有意创作的刻划”，只不过它所在的地层时间要久远得多，是一个阿舍利层（里斯I），可追溯到大约300?000年前！文中配有照片，以及专业制图师、史前学家皮埃尔·洛朗（PierreLaurent）的摹图，兼具精准和美感，观之令人赞叹。这种无以复加的高质量摹绘，显然经过了长久且细致的观察（图21）。
主“刻划”母题是一个由两条近乎平行的线组成的V字，这两条线“不是用一枚双尖工具画出的”，它们“在右侧会合后继续延申出一条起伏的线”；线的下方，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细长的矩形，其中一条线上带着个U形”。博尔德还描述了“横线”“斜线”“起伏的细线”，然后是各种可能是“去肉条纹”的“横向条纹”，最后总结道：“通过线条的形态，应该可以确定，这块骨头上不只有意外的切口，有的痕迹似乎承载着人类的某种意图，但显然我们无法获知其含义。是一个猎人闲适时的消遣，还是人类尝试描绘事物的初探？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尽管博尔德文辞严谨，而且洛朗的画忠实记录了缠乱的“线条”，但在之后的二十年里，这块骨头经常被专家们引用为人类最古老的有意刻划图案组合，最终证明直立人的智力水平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层面。这块骨头在法国莱塞济的国家史前史博物馆展出，先后被众多史前学家查验过，由于博尔德和洛朗的大名，很少有人怀疑这些“刻划”的真实性。因此，这块“出自贝驰德拉泽的阿舍利刻划骨头”成为了标志性参考文物。
1977年，亚历山大·马沙克发表了一份详细的研究，并在一篇关于旧石器时代艺术，也就是他说的“系统似的蜿蜒”（meanderassystem）的概述文章里，阐释了对骨骼的看法。十多年来，马沙克的研究方法一直是以光学显微镜和高倍微距照片为基础，对旧石器时代艺术遗存进行详细分析，他对贝驰德拉泽发掘的那块骨头进行查验，证实并且大大丰富了博尔德的结论。他开门见山地提出，需要“颠倒”过来看这件遗存：“显微镜观察表明，正确的图像与它公开发表中的方向是相反的。”马沙克以无可辩驳的显微镜结果，“证实该图像是有意的创作”！他区分了一系列不同的图形单元——用不同技术（双线，标记群等）制成的直线和曲，它们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有意识的序列”。“对于这幅阿舍利‘构图’——如果可以被认为是‘构图’的话——可以尝试进行阐释。由于没有输入的语言或语义内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析认知、概念和符号策略的含量测定。存在一个序列和一个标记的积累，通过一个个部分，形成了视觉上蜿蜒的或者说类似蛇爬的图像”（1977：292）。
因此，马沙克在“贝驰德拉泽骨头上的阿舍利刻划”中发现了广泛而持久的蜿蜒传统的起源，他在阿尔塔米拉、拉斯科（Lascaux）、加尔加斯、派许摩尔、鲁菲尼亚克（Rouffignac）、阿达莱斯（Ardales）、帕帕洛（Parpalló）、拉皮莱塔和罗曼内利（Romanelli）等遗址的便携艺术和洞穴艺术中找到了许多证据。这一传统横贯了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数十万年，覆盖整个欧洲，暗示着“语言……在足以维持和解释符号制作传统这一层面的存在。我对贝驰德拉泽骨头的分析和对欧洲不同遗址莫斯特符号的研究表明，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发声语言在莫斯特甚至更早必然已出现”（同上：299）。根据马沙克的说法，画者的手势通常是重复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群体中传播，这一情况甚至比母题本身更重要。所有这些图像构成了“有关水象征或水神话的图像学参与行为”。这种标记甚至可能是一条“萨满之旅或跋涉的虚幻河流”。这是“‘图像学的’，但不具备真正的表现能力。它是有关参与、仪式、典礼、神话或叙事的复合体的一个图像元素”（同上：316）。
贝驰德拉泽骨骼上的奇特凹槽与显微镜的相遇，以及它们与欧洲史前无数其他标记的比较，引发了艺术和语言起源的讨论，还有对萨满教之旅以及睡梦的关注。但通过马沙克的假说，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这块骨头上的标记显然具备“有意为之的”和“序列性的”特征。
骨骼上标记研究的进展正当各位研究者对贝驰德拉泽的这块骨骼发表不同阐释时，古生物学家和史前学家对骨骼上的自然和人为标记本身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他们运用日益精细的显微镜观察法，仔细研究这些痕迹的位置、走向、分布和形态。通过实验，复制了标记的形态特征，然后用显微镜分析实验复制品，并与史前痕迹进行比较（图22）。
例如，在莫洛多瓦遗址（位于乌克兰）距今40?000多年的莫斯特地层中，出土了一块巨大的肩胛骨，上面装饰有小坑、颜料斑点和凹缺，似乎形成了复杂的图案，包括十字形和矩形（图23）。一些苏联学者（例如，Frolov1981：63，77；但其研究具体参见Kozlowski1992：36）在标记中看出了动物的轮廓，可近年一项综合显微镜观察和实验的分析表明，这件遗存上的标记（以及同一遗址的其他切过的骨骼），实际上要么是自然产生的，要么出现的时代比之前认为的要晚（Nowell&d'Errico2007）。
到此，已经很清楚，骨骼上产生的标记，不论是因为沉积物和各种自然现象（化学物质、蠕虫、树根，等等），还是由于踩踏，都可以透过混乱的布局加以识别。另一方面，人为形成的标记则位于骨头上特定的位置，并且通常具有明显的条理性。可以进行识别的不同类型痕迹分三种：啮齿动物牙齿咬的凹槽，疏松、平行，底部是平的；食肉动物牙齿的咬痕，线条大多弯曲，剖面圆，底部光滑，间距一致；判定是石器切割刃去肉产生的痕迹，则需要找到V形剖面、末端变尖的线条，内部常常有平行的纵向条纹（例如，Shipman&Rose1983）。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1981）使用民族志比较法区分出猎物尸体上的三类切割痕迹：剥皮痕迹、肢解痕迹和去肉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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