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中外关系史丛书波斯航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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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印度）哈迪·哈桑 著 徐弛 译
出版社广西师大
ISBN9787559859426
出版时间2023-05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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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8元
货号31743485
上书时间2024-10-2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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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迪·哈桑（1896—1963），印度历史学家，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文学博士，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波斯语系教授，一生致力于波斯历史研究。
徐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考古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北方民族考古。
目录
序
前 言
第一章 神话时代的波斯航海史 ? 002
第二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航海史 ? 016
第三章 萨珊王朝兴起前波斯与东方的贸易史 ? 052
第四章 萨珊王朝航海史 ? 070
第五章 波斯航海史——穆罕默德时代早期 ? 116
第六章 10—16世纪的波斯航海史 ? 148
第七章 波斯文学的证据 ? 184
内容摘要
贯穿五千年，本书论述了自神话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穆罕默德时代早期，直至16世纪第三帝国覆灭的波斯航海史，内容涉及航线开发、海上贸易、海洋战争等，解析波斯民族对大海的认识、心理与情感。书中运用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多国文献资料，结合图像、建筑、钱币等实物研究，论证波斯人与海洋的密切联系，探索真正的波斯航海历史，由此折射出五千年来波斯的民族、政治、外交、经济等发展历程。
精彩内容
本篇主要论证在8世纪作为“波斯人”的“波斯”与中国的航海贸易依然频繁，这些涉及中国的史料，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一隅，也触及了政治对海上贸易的影响。与这一节所选内容类似的，是第四章里对中国文献中“波斯商品”的辨析和澄清，原来中国文献里的波斯商品指的不是出产于波斯的商品，而是波斯商人所带来的各国的商品，可见，在公元4世纪，波斯商人在航海贸易中的枢纽作用。
——编者按谁是“波斯人”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记载的“波斯”是不是与伊朗同名的地名，而是义净、金刚智和鉴真记载中的“波斯”到底是伊朗人还是非伊朗人。正是在此，劳费尔的论点是最薄弱的。事实上，劳费尔的书中并没有谈到金刚智关于波斯的记载，但他谈论了另外的两个人：公元742年长江沿岸的扬州有一个和尚名叫鉴真，航行到日本，在航程中于748年也到过广州。我们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所摘录他的日记的短短一段里看到这样的话：“广州珠江有婆罗门、波斯及昆仑人（马来族）之估舶无数。”这作品里的这一段我手边没有，不过毫无疑问它所说的三个国家：婆罗门、波斯和昆仑就是《蛮书》里所提的那些国家；讲的不是婆罗门教，而是在缅甸边境的婆罗门国和人民、缅甸的边境的波斯和马来亚的昆仑。因此可看出八世纪前半叶，马来亚波斯人是操行航海业的民族，和中国人在广州做交易。所以在海南岛的南岸这位旅行者所发现的据称为波斯人的居住地就是马来亚波斯人的一个殖民地。从这情况看来，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义净在公元671年在广州乘搭的是否是波斯船？那船驶往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在马来亚海里行驶；我还是认为这里所说的是马来亚波斯，而非伊朗波斯。[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年，第469—470页。]但如前所述，《旧唐书》指出，在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一起劫掠并烧毁了广州。从波斯与大食（阿拉伯人）的联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涉及的波斯就是伊朗波斯。因此，如果波斯人在公元758年在广州，那么他们肯定早在十年前也已经在广州了，就像佛教高僧鉴真记载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在公元671年在广州见到一艘波斯船的主人了呢？仅仅因为她要航行到马来亚水域吗？[S.比尔（S.Beal）：《玄奘的一生》（lifeofHiuen-Tsiang），伦敦，1911年，第39页。来自江宁地区的玄太法师似乎跟着一艘波斯船前往南海。玄太法师来自新罗，另外，泛舟南海的实为两名不知名新罗高僧。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太法师者。新罗人也。梵名萨婆慎若提婆（唐云一切智天）永徽年内取吐蕃道。经泥波罗到中印度。礼菩提树详检经论。旋踵东土 行至土谷浑。逢道希师覆相引致。还向大觉寺后归唐国。莫知所终矣。……复有新罗僧二人。莫知其讳，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俱亡。——译者注]此外，劳费尔否认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中国有来自伊朗本土的波斯船只。但他自己又同时承认，在伊斯兰教崛起后，在远东出现了“真正的波斯船只”[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年，第470页。]。这一观点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所有正在讨论的年代（758年、748年、717年和671年）都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只有在伊斯兰时期，真正的波斯船只才出现在远东。”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年，第4页、第470页。]然而，这一观点并不完全基于推理——1908年伯希和教授在敦煌藏经洞里找到了慧超的记载。这一证据确凿无疑，劳费尔先生本人已经承认，这是公元8世纪波斯航海活动的最佳证据。[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年，第4页。]夏德教授说：这份文献后来消失了，可能从未在中国读者中传播过，名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开始和结束丢失的一个片段；但是，尽管如此，这个碎片是对我们认识在中文史料中记载的亚洲国家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在文本中，旅行者说他是在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从印度返回安西[指安西大都护府，此时设在龟兹。——译者注]的，在这里居住着中国人。这一日期相当于公元727年。[《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第三十三卷，安娜堡，1913年，见夏德《神秘的拂菻》（TheMysteryofFu-lin）一文，第202—204页。]现在谈谈慧超的实际证据，有以下关于波斯的细节：又从吐火罗国（托卡里斯坦Tokharestan）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阿拉伯人），大寔（阿拉伯人）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煞（杀）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寔（阿拉伯人）所吞。衣旧着宽氎布衫，剪须发。食唯饼肉，纵然有米，亦磨作饼吃也。土地出驼、骡、羊、马，出高大驴、?布、宝物。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土地人性，受与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锡兰）[锡兰岛被称为萨兰迪布，是当地对僧伽罗德里帕（Sinhala-dwipa）的别称，又称“狮子岛”，即有狮心的人。]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从上面引用的两本经文来看，昆仑一定是一个马来亚国家。夏德认为它与非洲的东海岸有关，那里是索法拉，盛产黄金。但索法拉并不是黄金的唯一产地；马来亚的塔因昆（Ta-yin-k’un）也产黄金（supra,p.99）。]取金，亦泛舶汉地（中国），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杀生（牛），事天，不识佛法。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国。彼王不住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罕，为此就彼。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毛毱，亦有宝物。衣着细叠宽衫，衫上又被一叠布，以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女人亦着宽衫。男人剪发在须，女人在发。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筋取，见极恶，云自手杀而食，得福无量。国人爱杀，事天（真主安拉），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三十三卷，见夏德《神秘的拂菻》一文，第204—205页。]这段史料的分析揭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首先，波斯人“天生就热衷于商业”。这本是由科斯马斯和普罗科匹厄斯的证据独立建立的结论。其次，波斯人乘船到锡兰寻找宝石。这一信息也在十年前，即717年金刚智航行时被披露过。第三，购买“丝绸制品”驱使波斯人直接航行到广州。这是费琅建立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波斯人习惯在西海和南海航行。这一事实表明，波斯人的航海活动在公元727年达到顶峰，因此，它一定早在这个日期之前就开始进行了。由于这些原因，我倾向于相信早期穆罕默德时代的波斯人航海活动只是萨珊波斯时期航海的延续，正如费琅先生所说，波斯人是阿拉伯与远东贸易的发起者。
因此，在波斯和阿拉伯航海史上，公元758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年。758年，波斯人在中国的数量足以烧毁一个相当于广州大小的海港，也正是在公元758年，第一次获得了阿拉伯与远东海上贸易的记录。[根据夏德和柔克义的推测，“阿拉伯人似乎早在公元300年就在广东有了一个定居点或殖民地”（《赵汝适及十二、十三世纪的中国与阿拉伯贸易》，第4页）。唯一引证的事实是：“从婆罗门的南部边境，莫莱（Mo-lai）到武拉（Wu-la），所有（这些）都是绿海的东岸（海洋的阿拉伯名字）。因此，它的意思是整个印度西海岸”（《赵汝适及十二、十三世纪的中国与阿拉伯贸易》，第6页、第12页）。]在我看来，阿拉伯人在这一贸易中占优势的确凿证据表明，在史料中第一次记录下他们来到中国的一百二十年后，阿拉伯穆斯林仍然只是商人，与景教商人、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人共享广府（今天的广州）。尸罗夫的商人阿布·赛义德·哈桑（AbuZaidal-Hasan）说[尸罗夫的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续编》，见雷诺多《航海交流史》（RelationdesVoyages），第二卷，巴黎，1845年，第62页。]：在中国，出了一个名叫黄巢（Baichu）[或者更确切地说，Babshu。]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武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几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之畔，河水是谈水。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公元878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我们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喂到蚕把自己包裹起来（藏在茧中）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他洗劫广府以后，又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中国皇帝已经仓皇失措了。不久，他竟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Khamdan，长安）的京城。皇帝只得舍弃京师，逃到邻近西藏边境的穆祖（Mudhi，成都），在那里设置了行宫。[起义发生在唐僖宗统治时期（公元874—889年），根据中文史料的记载，800万人丧生，血流成河！]这样，叛党的天下不仅得以继续保持，而且势力越来越大。黄巢所追求的，只是为了破坏一切城市，屠杀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不是皇族出身，也不是那种抱有野心，想要独揽一切大权的人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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