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诗学研究

《红楼梦》被比拟为百科全书，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历史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意义内涵，可以被阐释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变换着、丰富着、展开着。李丹丹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阐释《红楼梦》的内容，写成了三四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当时在答辩会上赢得了评委一致的好评。本书则是从性别诗学的角度，是更具体对《红楼梦》富有奥义内涵的展开。

《红楼梦》中的语句如“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群芳髓（碎）”，“使闺阁昭传”“脂粉英雄”“金紫万千”，再如“女清男浊”等等，都明确无误地把同情和赞美指向了女性，这在封建意识形态特别是儒家伦理背景下显得有些离经叛道或叛逆。曹雪芹的崇女意识和女儿意识是怎样形成的，这里似乎不必作历史的考察，仅就《红楼梦》艺术画卷展开的发生性而言，其因果关系不言而喻。女儿个个灵秀纯洁、才华出众，男儿则个个相形见绌。前者保持着自然淳朴，后者则受了世风沾染。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而见出高低，则取决于评价者的认知立场。男与女，都是自然之子，就生命哲学而言是平等的、不能分离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却偏偏赋予性别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社会性和文化性，中国的传统儒家将天平倾向于男性或男权，使得女性在从属的地位上，个性、自我、生存、婚姻变成了被决定的。《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婚姻不能自主，迎春、探春也是如此；甚至袭人、晴雯、鸳鸯、司琪、芳官等人身都是不自由的，遑论有什么幸福人生可言。《红楼梦》展现了女性的悲剧，特别是她们被侮辱被损害的经历，在描绘她们混灭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她们的价值，这使得《红楼梦》具有无可置疑的向既有价值观挑战的意味。

李丹丹没有停留在这一步提出问题。她把《红楼梦》看成是更加具有生活“自在性”的艺术呈现，拒绝先入之见，客观地看待两性分野，承认自然选择是文化选择的基础，更进一步地从文化学意义上分析性别的历史赋予。话题包括建筑设计、房屋分配、摆设与布景等，女儿诗国，女性理家等等，也探讨了礼与情的关系、情与欲的关系，宝玉在性别上的偏至选择等。尤其是后一个方面，更见其眼界开阔，方法论大胆，跳出了以情抗礼、崇情贬欲的思维套路或窠臼，对宝玉的性别过犹不及、矫枉过正的偏至选择，也给与了一定的针砭。

由于作者将艺术描写放在新的关系中审视，因此许多人物关系、情节关系、矛盾发展可以获得新的理解。比如把裙钗之家看成是女娲补天的现实投影，比如作家不仅关注到了礼的困境也看到了情的困境（不像以前那样仅只是看到礼与情的矛盾）、大观园怎样从女儿乐园变成了货利庄园，这种新颖的展现和对文本的新透视，显然带有更为客观冷静分析的特点，让人们从过热的批判锋芒中、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摆脱出来，重新理解小说的质地和文气文脉，具体到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上，从而有了新的认识。

《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要想取得进一步的提高并不容易。李丹丹的这个努力，实现对文本的更深认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当然得力于她的勤于积累和善于思考。为此，她大量地浏览、研读了中外研究著作，站在了思想的前沿，并没有去重复老话题、纠缠旧难题。既然是新话题、新视野、新问题，因此也需要耐心去体会、琢磨其内在的根据和她的分析。相信如此，你一定会有新收获。

 孙伟科2021年5月于北京

作为一部蕴含着中国历史文化全息影像的《红楼梦》，小说文本不仅提供了丰富地社会文化、历史讯息符码，同时也暗藏着大量地性别规则信息，比如对性别符号的调用，对性别展示方式的复杂呈现以及对性别角色的认同延宕等，不仅是考察曹雪芹性别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清理这一系列性别暗示背后文化权力之争的重要途径。本书将从性别身份的视角来考察曹雪芹如何调用各种性别配置和符号来安排和展示清代的性别规则以及隐藏在性别使用背后的其他文化寓意。本书认为，在《红楼梦》中，性别不是一种区分生物性男女的简单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符号，一种展示性别特权的方式，一种“纯洁”美学的修辞，一种对伦理秩序的颠覆力量，以及一种对明清“情欲”叙事传统的承接方式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