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路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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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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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勇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66565
出版时间2022-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6元
货号31357106
上书时间2024-10-2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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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荷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
目录
新版序
自序
第一章 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
第二章 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
第三章 马戛尔尼：烟枪与火枪
第四章 呤唎：纸天堂
第五章 绿蒂：刀俎间的宝座
本书大事年表
注释
内容摘要
五位外国人，五个时间深处的故事，五段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
他们踏上中国的那一刹那，中国改变了他们，他们也改变了中国。
马可·波罗MarcoPolo1271利玛窦MatteoRicci1582马戛尔尼 GeorgeMacartney1793呤唎A.F.Lindley1860绿蒂 PierreLoti1900重回历史现场，唤醒历史记忆，潜入时间的河流，看到“另外”一个中国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力作，收录海内外博物馆近百幅珍贵图片古老中国的成长，这个有时疯狂、有时温顺的西方伙伴刚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国在一种更大的、全球化的叙事中确立自我的身份，在戏剧化的接触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热衷于摄影、考察等实证方法的西方叙事中留存的数量庞大的历史证据，无疑会激发和唤醒已成逝水落花的历史记忆。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看，历史才能豁然开朗。
——祝勇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冯骥才（作家）故宫历史浓厚、人文荟萃，器具精美，是真正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祝勇整日与苏黄米蔡为伍，与沈文唐仇为伴，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了一个妥帖的释放点，也为他未来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但说到底，还是他的心静。他说，他在故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读的书，大多是繁体竖排没标点的。在这争名逐利的世上，他能不为利益所动，沉潜在中国文化的魅力里，致力于读书做学问，颇有《楚辞》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势，在浮躁的今日，更显出一种风度。
——俞晓群（出版人）……祝勇则是深省静穆，像江南深深的小巷，像巷尾微澜的古井，自是一派闲静。祝勇的为人为文多是冷冷的不动声色，但很干净——气味很干净，心灵很干净，其中蕴有足够的真诚和内在的激情，有一种特殊的诚恳在里面，是那种我喜欢的有真正感情的人，当然带着坦然的目光（指目光中没有任何企图），带着一种北方男人的力量……——冷冰川（艺术家）
精彩内容
去中国就如同登上月球一样吗？等我回来的时候，会告诉你们的。
——[美]苏珊·桑塔格
2011年是我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刘梦溪先生门下的博士学业，入故宫博物院，幸运地成为故宫的一名研究人员。也是这一年，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两本书——《纸天堂》和《辛亥年》。这是我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前出版的最后两本书。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都与故宫（紫禁城）有关。前者透过西方人的视角探查中国历史，尤其是宫廷的历史；后者透过宫廷的视角观察革命。在我进入故宫之前，我的写作，也在一步步向故宫靠近。
这一本《远路去中国》，正是《纸天堂》的修订本。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我在三联版的自序里已经讲过，此番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尤其是新发现的珍稀照片，以增加历史的现场感。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透过西方人的视角看待故宫（紫禁城），无疑可以增加我们观察这座宫殿的维度。因为故宫不只是中国的，也与“世界”相连。厚重的宫墙，并不能把宫殿隔开，使它自外于“世界”，沦为一座华丽的孤岛。实际上，自元代以后，人类就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份不同，心思各异，却一头扎入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而紫禁城，正被他们视为它最辉煌的终点。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他们或许还有些形单影只（马可·波罗与自己的父亲、叔父同行）；在利玛窦的时代，就已成群结队；到马戛尔尼的时代，政府业已组织公费参访团；而到绿蒂的时代，已变成有组织的侵略战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宫殿的命运，历史的发展逻辑，也如草蛇灰线，隐含其中。至于英国人呤唎，虽然未曾进入过北京紫禁城，但作为参加过太平天国的一个外国人，他曾目睹过南京天王府——可以被视为太平天国的紫禁城，而那座城的风吹草动，亦牵动着北京紫禁城的神经。
马可·波罗曾经走进的元朝故宫（紫禁城）已经消失，明朝在元朝故宫的基础上建起新的宫殿，到2020年，就整整六百岁了。六个世纪中，它与“世界”的联系未曾间断，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也不曾“闭关锁宫”。宫殿是中外交流的“特区”，比如西洋“自鸣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紫禁城的，万历皇帝很快为之沉迷，难以自拔，到雍正、乾隆时代，这些西洋钟表更是在宫殿里大量繁殖，技术上也日趋复杂，写字人钟，甚至可以写出满文和蒙文。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洋某国赠送的一套机械系统（机器人），十八个铜铸伶人竟然可以演出全本《西厢记》，每以钥匙上弦启动，张生、莺莺、红娘、惠明、法聪这些“角色”便从箱子里走出，身段交接、揖进退让，与剧情完全吻合。
人们对故宫有一个误解，即：故宫是中国文物的大本营，这不错，但不够，因为故宫也收藏着很多外国文物，说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馆，也不为过。比如故宫就庋藏着公元7—8世纪印度、尼泊尔的古佛像，明清两季大量的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绘画、书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等。这些收藏，是岁月失落在故宫（紫禁城）里的遗物，也证明了这座宫殿的深邃与广大。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看，历史才能豁然开朗。“故宫学”的创始者郑欣淼先生一再指出“故宫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庆幸这本书暗合了“故宫学”的开放视角，尽管它只是一本写历史的随笔，讲述的是宫殿布景下的人与事。
惠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正是这句话，为我多年的写作提供了方向，而我编辑生涯的1998年，对于我的写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一年，我开始编辑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编这套丛书，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几乎为零，多年来接受的历史教育，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框架和一些值得怀疑的结论，它既不负责提供细节，也不提供论证过程。历史只是一个年表，像元素周期表，科学、完整，却毫无感情，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只能建立在背诵之上，我们无法回到从前的某一个夜晚，倾听历史人物内心的呼告与呐喊。那么多的历史书籍看上去更像一个个的抽屉，有着结实的结构，但拉开它时，里面却是空的。而我们需要的，是门，但面对抽屉，我们找不到返回历史的路径。
在那套丛书里，那些闯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包括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记者、外交官、商人等等，他们的书稿、信函、照片，勾勒出的却是和我们的记忆与想象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当我第一次借助他们的镜头看到梳着长辫的臣民在黑板上用圆规做几何题，晚清的帝国官员集会的会场上写着“立宪万岁”的大幅标语，才意识到历史原来是一条如此丰饶的河流，所有的事实都像今天一样地具体。自中世纪开始（自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就有了对古老中国的叙事冲动，到19世纪，更形成强大的东方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东方主义是否定的、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还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他们的叙述都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定潜入那条丰沛蓬勃的历史河流。
我在那时意识到西方史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投入特别的关注，尽管与许多学者相比，这只是一种迟到的觉悟。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有限制性，而随着视角增多，事实也会变得立体和丰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观察那些曾经介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的命运，梳理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进而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也就是全球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历史，在纵向的线索之外，寻找横向的线索，这个愿望，在我的心中一路潜滋暗长。这是一次艰难的泅渡，需要跨越两种历史之间空旷的中间地带。我在访学美国时利用海外史料完成我的学术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与麦克法夸尔、马若孟、史景迁等汉学家的交流，以及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一些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纪录片，如《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都是在完成这样的过程。
如同黄兴涛、杨念群在那套丛书的前言中所写，“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但这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常常被人忽略。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在各自孤立的前提下发生和发展，仿佛两棵相距遥远的树，他们看不到两棵树的根系在地下的隐秘连接，看不到汁液在根系内部的暗流涌动。在各种历史教科书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迥然分开，互无干系。实际上，这种条块分割式的历史叙述，使它们各自的完整性都受到了损害。“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确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明——“中国文明”的发生地，中为陆地，四周是海，中间实，四周虚，故而它的文明，是“聚拢型”的文明；“地中海文明”的发生地，中为海洋，四周是陆地，故而它的文明，是“发散型”的文明。然而，正是这一虚一实，构成了两种文明天然的联系，有学者比喻为阴阳两极，在“两极互动”中，像永不停歇的双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古老中国的成长，这个有时疯狂、有时温顺的西方伙伴刚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国在一种更大的、全球化的叙事中确立自我的身份，在戏剧化的接触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热衷于摄影、考察等实证方法的西方叙事中留存的数量庞大的历史证据，无疑会激发和唤醒已成逝水落花的历史记忆。
“9·11”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共鸣，该理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板块之间必然引发冲突。如果是这样，历史就是在向着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冲刺。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历史来重新思考。历史中，这种“文明的冲突”固然屡见不鲜，但并没有导致文明的死亡，相反，文明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是在观察和借鉴对方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怀疑完成了自我超越。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始终真实地存在着，比如，在世界“轴心时代”，“帝”“天”“道”作为早期中国相继出现的终极性词汇，在后世的文明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性终极实在的功用极其相似。这些文化的特性，是人类的共同性所给予的。而人类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如周宁所说：“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不是在二元对立的格局内，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从西方转向东方，而是采取一种强调同一与连续性的态度，强调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同文明互动的关系，强调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所谓‘跨文化空间’或‘跨文化公共空间’的发展动力，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分野（Demarcation）不仅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过程，同时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无、互渗融会的过程。”“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两种文明互证的历史。也唯其如此，中西各自历史才能环环相扣地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同归于尽，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感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那些死去的每一天才能通过我敲动键盘的手和血流的节奏，回到了生者之中。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幸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同时得到北京作家协会、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汪家明先生和张荷女士都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在最后校阅这部书稿的日子里，北京在春天到达的时候居然下了一场久违的雪。看丽日下的雪景，回想多年来从事的自己喜爱的事情，内心感到澄明而温暖。
马可·波罗从忽必烈手里接过那件意味深长的礼物时，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那表情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对其可靠性确信无疑。因为那礼物不是别的，而是一张中国纸币，轻薄如纱，上面横横竖竖，印着他不认识的汉文，四周簇拥着枝叶繁茂、密不透风的花纹。这位威尼斯商人无法相信，这张薄纸，居然如一纸宣言，宣示着财富的存在。那无疑是一张有魔法的纸，它把财富归结为一个空洞的数字，又把空洞的数字，变作毋庸置疑的财富。
这是一种一旦出“境”就失效的魔法，只有在中国，这张纸才有魔力，在欧洲，在意大利，在威尼斯——那个商贾云集的港口城市，没有人会轻易相信一张纸对于财富的许诺。人们只对金子的诺言确信无疑。人们会把他视为骗子。在那里，没有兑换的银行，无法计算外汇牌价，不同货币之间的对话无法进行。神通广大的纸币，在他的故国走投无路。
一张神奇的纸，凝结了古老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和印刷术。但“四大发明”绝非中国人智慧的全部，在它们之上，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四大发明”的意义，并不止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奠定了一个自我衍生系统，每一项基础发明，都如基因一般，为进一步的繁衍预留了可能性，纸币，就是它们最杰出的后裔。纸币的神奇，并非仅在于它体现了造纸与印刷术的完美结合，而在于实现了符号与物质之间那种隐秘的对应关系。它所体现的金融原理，马可·波罗始终无法理解。他把制造钱币的方法视为一种点金术，只要盖上某种特别的印章，一张平凡的纸就立刻变得与金银一样有价值。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这些看似势单力薄的纸页，实际上拥有统驭万物的法力，使财富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局限，又可以在具体的事物上落实。它的重是在人们心上。它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权威。
中国行用纸币，由来已久，汉有白鹿皮币，唐有飞钱，宋、金有交子，元代纸币，只是袭用宋、金之制。“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也就是说，钞票的发行，须以实物为根据，纸上的财富，与现实中的财富，形成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面值分别为：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面值分别为：二文、三文、五文……身份各异的钞票，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虚拟王国，疏而不漏地行使着它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马可·波罗把他对纸币的惊奇写进自己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纸币的描述与《元史》完全吻合：“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至元通行宝钞”——纸上的文字，端正精致，至今清晰可认。一张元代钞票，与一张现代钞票几乎没有区别，上面的文字，多以汉文书写，辅以蒙文，除了币值，就是发行单位名称，只是防伪技术不尽如人意，作为补救，把惩罚措施，以较大字号，印在醒目位置——“伪造者处死”。在元朝初年，纸币被定为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金银币的流通被严格禁止。到14世纪，纸币才在伊斯兰诸国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纸币，也可以被认作蒙元时代中国人独有的国籍证明。
宋朝名为“交会”的纸币，是否可以兑换成元朝纸币“交钞”？至元十二年（1275），一场辩论在大臣们之间进行，主持财政事务的大臣阿合马把争论内容如实禀报了忽必烈。那时的阿合马像他的朝廷一样春风得意，丝毫不会想到他的脑袋将在七年之后的某一个风声空旷的深夜被击成五彩斑斓的肉屑。忽必烈在穿越了反对派姚枢、陈公履等唇枪舌剑之后，挖苦他们说：“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间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宋朝的纸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元朝的纸币。我们看到纸币在时间上的接力——它不会像朝代一样过期作废，而是得到了时间的默许，畅行无阻。宋朝“交会”与它代表的朝代寿终正寝，但它的价值还在，它在离开了宋朝的纸面以后又在元朝的纸页间回归，它在超越了政治的敌对之后顽强地存在着，犹如一场戏，主角可以更换，但是有关财富的故事，却永远不会消失。
利玛窦身着中式长袍，他试图把自己掩藏在中式服装里。但每当他照镜子，他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中——他欧式的面孔，会使他的身份暴露无遗。他所有的梦想，都将在某一天，被突如其来的石头击得粉碎。
与那些苦行僧相比，哥伦布的目的更加单纯：寻找黄金。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两百年后，当哥伦布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得知忽必烈汗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消息，以及日本列岛的“黄金和其他宝物的价值无法估量”时，决定寻找大汗的国土与遍地黄金的“西潘戈岛”（日本）。1492年8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了他的远航，在整个航程中，他都幻想着汗八里的耀眼金顶会在前方的海面上骤然浮现。
大约1484年，热那亚人哥伦布抵达西班牙。有一天，他在特塞拉岛上的家里，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恍惚。其中一个名叫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驾船人对哥伦布讲，他们的小船，经常在西班牙本土与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之间行驶，贩卖货物，这一次是他们遭遇了强大无比的风暴，被海浪冲卷着，在大西洋上，向西方漂流了二十八九天，根本无法根据太阳和北极星判断方向，懵懂之中，在加纳利群岛西边、大西洋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上了岸，在获取一些水和干柴之后，摸索着返航。谁都不会想到，一场偶然的风暴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由于他们是被风暴吹到那里的，完全不知路线，所以他们回来的路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从西班牙出海时，船上共有十七人，到达哥伦布家时，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包括驾船人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他们是听说哥伦布是杰出的水手和宇宙志学者，还会画航海图，才去他家落脚的。显然，他们的故事把哥伦布迷住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机会忽然降临，与此同时，一个阴谋也已经在他的内心酝酿成形。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那几位幸存者无一例外地死在哥伦布家里。
哥伦布从他们的叙述中听出一个事实：向西，的确存在着一条通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线。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航行印证了这一点。对此，相信地圆理论的哥伦布确信不疑。在他看来，沿这条航线去中国或许更近一些。我曾经与精通西班牙语言和历史的张承志先生探讨过这一点：在哥伦布之前，向西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早已存在，大西洋中间散落的岛屿，如同跳板，把航行者一节一节摆渡到新大陆。只是知道这一秘密路线的人凤毛麟角，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便是其一，他在无意中，把秘密透露给哥伦布，也在无意中自寻死路。那个妄想狂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置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天上掉下来的巨大机会，使他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吞没。杀人灭口，哥伦布一丝犹豫都没有——他谋杀了所有的知情者——一群刚刚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守口如瓶。
这一惊人的秘密，是由古代印加帝国公主伊莎贝尔·钦普·奥克略的儿子印卡·加西拉索·德加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一书中透露的。这位西语文学的大师，出生于1539年，距离谋杀事件的发生不到六十年，完全有可能通过他地位显赫的长辈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秘密的具体细节：“当时我年岁还小，听时不太注意。如果那时注意地听，现在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令人赞叹的，在这部史书中非常需要的事情来。”［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在他一部尚未完成的手稿中，披露了相同的事实：“那位航海人（他的名字我们仍不得而知，只好把如此伟大的事业归功于上帝这位造物主了），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而看到了新世界，后来为了报答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殷勤好客之情，便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消息告诉了他。”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背后，居然隐藏着一场惊天血案。而哥伦布，从谋杀与欺骗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利益，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成功、也最隐秘的剽窃者。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哥伦布为什么在他的行程开始之前，就胸有成竹地向国王和国后索取高额回报，而且，只用六十八天多一点就到了瓜纳蒂亚尼科岛，“如果不是他从阿隆索·桑切斯的叙述中知道在广阔无垠的大洋中该沿着哪些方向航行，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那里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这也决定了他的旅程，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探险，战栗的木船仿佛从欧罗巴海岸的弓弦上弹射出的一支箭，它的杀伤力将在终点得到证明。
草原上弥漫的血腥味渐渐消散了，有关蒙古人的凶猛传说渐渐褪色，而前往中国的冲动，日益变得势不可挡。从蒙古人的铁蹄下劫后余生的西方人，在喘息之后杀了一个回马枪，诞生于地中海的海盗基因使他们终于露出更锋利的犬齿。西方人与东方人下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一个名叫郑成功的中国军人，在那里拭目以待。
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在那部电影中，忽必烈在与马可·波罗告别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你是真正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也是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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