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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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自春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10057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31337726
上书时间2024-10-2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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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自春，云南禄劝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数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等数项，研究成果曾获陕西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二名。
目录
目录
绪论 “英雄不与常人同”：窥识张大春
一、“山东人”张大春 ／3
二、眷村生活经历 ／6
三、文学硕士与大学讲师 ／10
四、作为父亲的张大春 ／15
第一章 不安的“稗类”：张大春的文学观
第一节 文学的“修理”：张大春的文论书写 ／26
一、张大春的文论概览 ／26
二、自我的“清涤”与建构 ／29
三、文坛的“蔑视”与反抗 ／33
四、文学的“修理”与检视 ／36
第二节 “另类知识”的虚构与编织：文学的定位问题 ／42
一、辩证的文学“史”观 ／42
二、文学是另类知识的表现 ／47
三、文学的偶然性与巧合性 ／50
四、文学的虚构与想象及谎言编织 ／54
五、文学的政治性问题 ／57
第三节 文学的“造反”：文学风格与技术问题 ／61
一、多元体系：创作类型与风格 ／61
二、小说的信仰：主题、速度与开拓洪荒 ／69
三、“旁行斜出”的“造反”：离题、执迷与腔调 ／76
四、回望传统：书场、笔记与离奇 ／82
第四节 追寻“理想读者”：文学的创作、接受与批评 ／87
一、“冒犯”的创作 ／88
二、追寻“理想读者” ／91
三、批评的视野及自律 ／93
第二章 “创造新的类型，提供新的刺激”：张大春创作的多元类型
第一节 在主题与对象之间：以主题为标准的类型 ／98
一、“成长小说” ／98
二、都市小说 ／106
三、政治小说 ／111
四、历史小说 ／115
五、武侠小说及乡野传奇 ／120
六、“家族小说” ／126
第二节 在风格与技术边上：以风格为标准的分类 ／130
一、新闻小说 ／130
二、科幻小说 ／137
三、后设小说 ／143
四、魔幻现实小说 ／150
五、笔记体小说及说书体小说 ／158
第三节 类型杂交：多元类型的交融、复现 ／166
一、张大春的“类型杂交”学 ／166
二、类型多元的后现代指向 ／171
第三章 “大历史的角落里的光”：张大春的创作旨趣
第一节 乡土的影子：在原乡与眷村周围 ／177
一、原乡的想象 ／178
二、眷村的记忆 ／191
三、本土的“遥望” ／203
第二节 成长的逆反：少年与青春叙录 ／220
一、张大春的成长书写 ／220
二、成长书写面面观 ／224
三、《欢喜贼》：异类空间中的成长书写 ／242
四、“大头春”系列：多元交杂的成长逆反 ／248
第三节 历史的探险：“大”与“小”之间 ／259
一、回到历史的腹地 ／262
二、历史重塑的可能性 ／276
三、家族史书写：大历史与小历史的互动 ／292
第四节 现代的揭谎：城市·政治·人性 ／300
一、公寓、城市与文明 ／301
二、政治、权力与监控 ／311
三、谎言与人性的图景 ／319
第五节 武侠的想象：传奇与逃离 ／325
一、江湖的魅影 ／327
二、“侠”的界限 ／332
三、“逃离”的寓言 ／341
第六节 知识的异类：虚构、伪造与可能性 ／348
一、小说与知识书写 ／349
二、异类知识/伪知识 ／358
三、真与假：知识的可能性 ／366
第四章 “古今中外的演替”：张大春的小说创作技法
第一节 从写实到写意：写作方法 ／375
一、“写实”的继承与创新 ／376
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 ／401
三、传统的熔铸与改造 ／439
第二节 形形色色的探险：结构与形式 ／462
一、叙事结构的探索和实验 ／463
二、形式与布局的多维实验 ／484
第三节 扁与圆：人物设置 ／504
一、叙事视角的“杂交” ／504
二、“扁”与“圆”：人物的多元 ／515
三、青/少年与老年人书写 ／532
第四节 多面的语体：语言与情感 ／540
一、张大春的语言形式探索 ／542
二、语言的“迷宫”与“陷阱” ／558
三、以语言指向谎言 ／565
第五章 “文”的中国性：张大春的散文类创作
第一节 历史的点滴扫描：张大春的历史性散文 ／571
一、历史中的趣味 ／573
二、拾摭与扫描 ／580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异言”：张大春的杂文 ／588
一、知识分子的多重化身：《化身博士〔危言爽听〕》 ／589
二、“鸡鸣狗吠”声中的“异见”：《异言不合》 ／597
三、张大春杂文类创作的特色 ／602
第三节 “文”的中国性：张大春的文字/文章“学”散文 ／607
一、文字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 ／608
二、文章的自主与自在 ／626
三、“文”的中国性 ／636
结 语 ／644
内容摘要
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作家，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养分，早日实现中国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为此，作家出版社特邀请当代最具影响力与活力的评论家、学者，以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相结合的阵容，撰写一套全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重点放在作品上面，覆盖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代表性、标志性作品上，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阶段性的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张大春论》是第三辑之一种，由评论家张自春撰写。 ？
主编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作家，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养分，早日实现中国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为此，作家出版社特邀请当代拥有影响力与活力的评论家、学者，以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相结合的阵容，撰写一套全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重点放在作品上面，覆盖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代表性、标志性作品上，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阶段性的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张大春论》是第三辑之一种，由评论家张自春撰写。
精彩内容
绪论 “英雄不与常人同”：窥识张大春台湾作家张大春在文艺界——无论是在台湾文坛还是在大陆文艺圈——的知名度颇高，多产、风格和主题多变是其给人的基本印象，因此常常被冠以“文学顽童”之名成为文学写作的异类，同时也因为其知名度与巨大的影响力而居于台湾文艺界“主流”地位。大陆文艺界对其也并不陌生，祖籍山东、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是其姑父等使得他与大陆文艺界有着长期的密切来往，莫言、阿城等著名作家与他时有往来。就其等身著作中，在大陆出版过的至少有《雍正的第一滴血》（1988）、《公寓导游》（1989、2011）、《欢喜贼》（2000）、《小说稗类》（2004、2010、2019）、《聆听父亲》（2008、2014）、《四喜忧国》（2010）、《离魂》（2010、2013）、《城邦暴力团》（2011）、《大唐李白·少年游》（2015）、《大唐李白·凤凰台》（2014）、《大唐李白·将进酒》（2015）、《文章自在》（2017）、《春灯公子》（2018）、《战夏阳》（2018）、《一叶秋》（2018）、《见字如来》（2019）等16种，他还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创作有旧体诗词数千首，并在北京举办过书法展，足见张大春创作产量之丰以及其创作门类之广。
张大春一贯求新求变，仅从上述罗列的大陆出版物中便可以看到，他的创作所涉，从体裁门类上有小说、散文、（旧体）诗词、书法、文艺理论与评论等，就其题材来看，则有历史书写、武侠书写、反映现实（又可分为乡土现实和都市讽喻现实）等，而实际上在其发表和出版于台湾的作品中，还有重要的一类——杂文和批评，因此其创作可谓包罗万象、广博多量。由于张大春的文学追求重在求新求变，其作品无论是创作风格还是创作主题，绝少自我重复，因此，乡土小说、都市小说、成长小说、新闻小说、科幻小说、政治小说等类型的创作他都尝试过，而且一旦发表，往往在文艺界形成极大的反响。张大春似乎比较崇尚“偶然”，他曾表示“我的每一个短篇也都像是在遥远的二十多年或者是三十多年前的某个纵横交错的巷弄之中等待着更巨大的偶然”①，从这个意义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大春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写作能够给读者如此大的刺激感和新鲜感：在追求和践行恒定的价值取向的文学家往往容易走向刻板化写作的时候，张大春总是以其突出的创作实绩给人以巨大的震撼。由此，张大春对于任何一个读者来说，也如同他自己所言的“巨大的偶然”一样，冷不丁地给你一个冲击，猝不及防地开拓你的视野。
虽然张大春的文学活动引人注目，但大陆目前对其研究，以从某些角度对其研究和探讨的较多，而宏观、系统性研究的尚少，仅有几篇硕士论文的研究和部分专著（包括文学史）中的部分章节对其研究、观察较为系统。因此本书的探讨，将在基于阅读张大春的作品、了解张大春大致创作情况及其文学主张、在文艺界的影响等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管中窥豹，探究张大春的独特性及其于中文文艺圈的位置。而张大春的文学成长中，诸多因素对于其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无论是原乡文化背景还是台湾政治社会环境，抑或是知识从业身份，都或多或少决定或者影响了张大春的文艺观和文学创作方向。
1992年，由钟肇政为总召集人的《台湾作家全集》收录《张大春集》，高天生在为其作的序言中写道：一九五七年出生于台北市的张大春，是同年代小说新秀中，少数受过完整中国文学学院训练，现在也在大学讲授文学课程的特出写手。山东籍的他，生活经验有异于一般平常人的特殊范畴，认知感受也别有见地，表现于作品是呈现丰盛的论辩吊诡色彩、优异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微肖的复制技巧，使他快速崛起文坛，备受各界瞩目，但也有人从创造天分的检验过程，批评这是他永远无法弥补的瑕疵。①从这一段简短的介绍中，我们知道祖籍山东、成长于台北、受过高等教育并从事文化工作等，成为张大春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影响其创作风格和成就的因素。下文就以此为线索，对张大春及其创作因素进行简单了解。
一、“山东人”张大春在研究张大春的学术成果中，强调张大春的出身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角度，其中，强调他祖籍地成为考察他的文艺活动的文化元素，如有研究者就指出“原乡的山东文化传统为张大春的文学创作开辟出新的想象空间，成为他许多文学作品的潜在底色”②，更有人在广阔的政治背景下强调张大春的山东人身份值得注意，因为在国民党退守台湾时期曾经有过复杂的烟台联中冤案，使得山东人一度“失语”，由此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复杂性③。
张大春于1957年出生于台北，父母是山东人，在1949年前后的政治变局中去的台湾。因此，我们考察张大春时，往往冠之以“台湾作家”之名分，但是对于张大春来说，“台湾”或者“台北”等身份似乎失去了自身的区分属性，因此，在多种场合下，张大春的自我介绍中，“山东人”这一身份是最为常见的。仅以其出版的作品上的作者介绍，就可以窥见张大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倾向于强调“山东”这一“原乡”。就笔者粗略的统计，在张大春所出版的作品中，至少有《时间轴》（1986）、《公寓导游》（1986）、《四喜忧国》（1988、1992）、《病变》（1990）、《大说谎家》（1990）、《鸡翎图》（1990）、《张大春的文学意见》（1992）、《张大春集》（1992）、《送给孩子的字》（2011）、《大唐李白·少年游》（2013）、《大唐李白·凤凰台》（2014）等十多种，突出或强调了其“山东人”身份，其中仅有《张大春的文学意见》、1992年版的《四喜忧国》等介绍为“原籍山东”，《送给孩子的字》介绍为“山东济南人”，其余均只说其为“山东人”。
强调和突出张大春的山东人属性对张大春来说，不仅意味着自身身份和文化渊源的特殊性，更能够在呈现其写作风貌时对其所关注的历史问题印象深刻，同时，地域化的文化反映也被放在了台湾文学中的重要位置，从而增加了台湾文学的多元性色彩。
首先，在张大春笔下，作为“原乡”的山东似乎是一个割舍不掉的地缘脐带，它联通了作者与文学文化书写的重要营养交换渠道。通读张大春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他的很多作品中往往将重要的亦真亦假的人物设置为山东人。如，其早期重要作品《鸡翎图》中的主人公蔡其实就是山东人，其后的作品中，《走路人》中的“我”和乔奇是离开山东老家的军人，《城邦暴力团》中的张大春父母是山东人，《没人写信给上校》中的上校也是山东人，到《聆听父亲》中，更是将写作对象变成山东懋德堂的祖辈父辈历史，不仅如此，在《一叶秋》中，张大春还刻意设置了作为“我山东济南懋德堂老张家”的“我高祖母”“我奶奶”等，对故事进行评述、关联或者延伸。
其次，作为台湾的外省人二代，张大春的书写在文化认同上似乎有着明显的怀旧与依恋情结，使得他的作品在面对作为原乡的山东书写时，往往具有更多的温婉性，而对其他问题的书写，却往往更为激烈或激进。如《城邦暴力团》中对于“张大春”的父辈的迁徙历程的书写部分、《聆听父亲》中对于祖辈历史的书写等，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张大春所拥有的深厚的情感，而《没人写信给上校》中，作者则多次以“作者的同乡”这样的立场说明给予上校（尹清枫）以很大的同情。在张大春的其他小说中，收录于《寻人启事》中的《神喇叭》一篇，则不仅写出了山东籍司机的口音、信仰、饮食等的山东特色，“我”的矛盾心态也仍然是温和的。
再次，山东作为中国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源头，往往与传统关联密切。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两个公式：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①。张大春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似乎也颇为“传统”：就读台湾辅仁大学研究所期间作的硕士论文是《西汉文学环境研究》，其后进行写作、教书，后当电台主持人，主要进行说书等活动，业余创作旧体诗词，练书法等。他的创作虽然风格多变，但传统因素所占的比重并不小，其《城邦暴力团》、“春夏秋冬”系列②、《富贵窑》、《聆听父亲》、“大唐李白”系列③等，要么针对历史进行综合性书写，要么在书写的过程中饱含传统因素。而张大春的文学文化观念中，古典/传统的意味是占据重要位置的，因此，从地缘文化的传播、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出生于山东的因素往往对于张大春写作的价值理念有着构成性影响。张大春的作品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对于古典文学形式的改造性运用，比比皆是。如《城邦暴力团》中就涉及诗词、字谜、绘画等内容，而出版的第一部散文性作品集《雍正的第一滴血》中的篇章，就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书写因素，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而其“春夏秋冬”系列中，更是将诗词、说书文体、历史掌故等糅合成独特的文体。
二、眷村生活经历在杂文集《异言不合》中，张大春在两篇文章里特别关注了“眷村”问题：《眷村子弟江湖老》《引刀逞一快，谁负少年头？——眷村子弟犯罪行为的军政渊源》。在文章中，张大春借由对“眷村子弟”犯罪这一现实，对社会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眷村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一再表示：“我也是这个种名（即‘眷村子弟’——引者注）之下的一员，深指我们之间所共有分摊的种种情感、情绪、情结。”①“我自己出身于眷村，当然不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看见眷村子弟经常出现在犯罪新闻里……”②张大春很少对自己的身世、经历有完整的夫子自道，但却会在各种文类的作品中透露自己生活经历的点滴——而且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体裁的作品中的透露，多半有他真实的经历影子。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大春对于自己的“眷村子弟”身份的敏感立场。而“眷村”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成了一个文学、文化问题——在1980年代以降的台湾文艺界，“眷村文学”不仅是一个闪亮的标签，也在丰富台湾文学书写、推动台湾文学多元化中有着重要作用，其重要标志就是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在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透露出对于“眷村”这个作家们生活成长的场域以及因为特殊历史而存在的空间的书写，其中，袁琼琼、朱天心、张启疆、张大春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对眷村进行书写的作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台湾出生的外省籍人士，是在眷村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随着眷村政策的变化而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变迁，所以他们往往被称作“眷村二代”。
所谓的眷村是指1949年跟随国民党政权到了台湾的大陆军政人员的家属所聚居的地方。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的人众以百万计，但是，“入台以后，国民党就高喊‘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从祖国大陆去台的人们都准备着随时打回祖国大陆，根本没有长住的打算，一切都是在将就凑合”①。1955年以后，“打回祖国大陆”的理想逐渐破灭，因此，台湾政治层面上开始逐渐解决这些军政人员的居住生活问题，据说1956年，宋美龄发起“军眷筹建住宅计划”，至1967年结束之时，共建成3万余栋眷舍，分布全台11个县市，据不完全统计，共计888个眷村②。
而“眷村文学”始于1980年代，“1978年，台湾启动‘国军老旧眷村重建’，原有眷村或原地改建，或拆迁合并，让眷村人在强烈感受变化中产生用叙事来表达眷村认同的愿望。而‘眷村第二代’走出眷村，进入社会后，也会回望眷村，重新省视，眷村文学应运而生，其文学想象有着家与国、大陆与台湾、乡土与都市等的复杂纠结，在消解国民党的圣战神圣的同时，也有着精神创痛和生命悲悯”。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大春的成长经历及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正好是眷村及眷村文化逐渐形成到“眷村文学”逐渐兴起的时间——张大春1957年出生，在眷村成长，1976年发表其早期重要的作品《悬荡》而逐渐成为台湾文坛的新秀。因此，眷村的成长经历与记忆时时在他作品中得到表现：在张大春的作品中，眷村生活、文化的书写及对于军人的关注无疑是很值得的角度。一方面，张大春常常给他笔下出身军人的一些人物形象以温情、同情，如早年作品中，《鸡翎图》中怀念故土的蔡其实、《行吟掠影——人过美浓三部曲之二》中退伍开店维持家人生计却会写诗的军人，以及直接写战斗场面的《龙陵五日》中的营长等人，《走路人》中身背追踪“走路人”任务的“我”及“我”的上司乔奇，都是作者赋予了深情的军人；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虽然作者的情感态度有所变化，但无论是《将军碑》《没人写信给上校》等以将军书写著名的作品，还是《撒谎的信徒》《大说谎家》《城邦暴力团》等书写近现代社会历史并将其与现实相交连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处理了军人、军队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张大春的作品中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眷村书写，虽然张大春不直接以眷村为书写对象、抒情对象，但在他的作品中，作为背景出现的眷村往往成为特殊的生活场域给人深刻印象，比如《城邦暴力团》中的张大春与孙小五、孙小六等一起成长的地方就是眷村，张大春在小说中提到它的样子：“在我们所居住的西藏路、中华路这一带，当时总共有三大块老旧的居民住宅，六个日式建筑平房的公教宿舍，四个改建成四层楼公寓的眷村。”①在《聆听父亲》中，他也借助梦说道：“这个梦中的院子坐落在我现实的家的正前方，大门口的牌子上注明了台北市辽宁街一一六巷五十二号。大门正对着一排空军眷舍，门口的小巷东西横走，巷北是光复东村、巷南的我们属于复华新村。”①在《寻人启事》中，作者则花了大量的笔墨书写眷村的小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状态等；在《没人写信给上校》中，还借助刘楠的经历反思了从眷村成长起来的后代人的生存问题，《四喜忧国》中的朱四喜所生活的环境，也被认为是眷村的真实写照……总而言之，出生和成长于眷村的经历，应该使得张大春对于自己所熟悉的眷村军政人员的生活状态包括精神状态比较熟悉，也由此激发了他在作品中对其进行书写的兴趣；同时，特殊的眷村生活环境也使得张大春以至于诸多眷村文学书写者在对眷村进行书写时，与台湾的本土书写判然有别——据亲历者说，眷村是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生活环境、设施自成一体，“住户们日常生活几乎不用走出村子，所以成为了一个与外面社会隔绝的独立小区”②。因此眷村的生活能够更多地体现出台湾的“外省人”的气息，同时，由于历史、政治原因所造成的父辈们的“大陆”情结，也必然地影响着后辈们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经验的形塑。因此，作为“眷村二代”（往往与“外省二代”画等号）的张大春，在作品中书写眷村时，往往就会体现出对历史及台湾社会的反思，也往往带着对大陆“原乡”的幻象——尽管这种幻象比起父辈来说有着“隔代”之感，远不及父辈们亲身经历的那样刻骨难忘，但也恰恰是这种情感使得张大春这一代作家，能够在处理眷村留恋、大陆怀想与台湾社会反思的过程中，以相对客观的第三者立场来看待。就张大春而言，其眷村书写不仅有阶段性的情感渐变，更多地体现在无论是他在反思眷村文化所影响下的民众生活如《四喜忧国》，还是在处理眷村体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历史影响——如其杂文以及《没人写信给上校》——都能够以一种开阔的视野进行探索性观照。无论是被认为回归历史性的父辈温情书写的《聆听父亲》，还是类似于为小人小事立传的《寻人启事》，抑或是《城邦暴力团》等作品中涉及的眷村书写，作者的缅怀情绪均极少袒露，张大春更多地是借助眷村生活的背景，对历史、现实等进行另类呈现，并与其不同的形式探索在互文性的关联中，凸显出张大春写作的独特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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