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精)/未名哲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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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蒙培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305256
出版时间2018-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6元
货号30740850
上书时间2024-10-1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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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蒙培元，1938年生，1963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66年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中国心性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心灵超越与境界》《情感与理性》《人与自然》《国学举要·儒卷》（合）《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主编）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目录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讲
孟子生平
一、 身世 / 00
二、 母教 / 00
三、 受业 / 00
四、 授徒 / 0
五、 游历 / 0
六、 著述 / 0
第二讲
政治思想
一、 “爱民”主张 / 0
二、 “王道”理想 / 0
三、 “贤人”政治 / 0
四、 “民贵君轻”理念 / 0
第三讲
社会经济思想
一、 “井田制”方案 / 0
二、 “薄税敛”以富民 / 0
三、 “恒产”与“恒心” / 0
四、 “劳心”与“劳力” / 0
第四讲
天人学说
一、 天的物理意义 / 0
二、 天的目的意义 / 0
三、 天的价值意义 / 0
四、 命的二重性 /
五、 天人合一 /
第五讲
生态学说
一、 自然生态 /
二、 “仁民爱物” /
三、 养形与养心 /
第六讲
人性学说（上）
一、 “四端”之情 /
二、 性善说 /
三、 性情才的关系 /
第七讲
人性学说（下）
四、 心与性的关系 /
五、 反求诸己 /
六、 人性与环境 /
第八讲
人格修养与境界
一、 “不动心” /
二、 “养吾浩然之气” /
三、 “大丈夫”精神 /
第九讲
历史地位
一、 来自儒家的理论批判 /
二、 政治地位的变化 /
三、 新儒学中的孟子 /
内容摘要
《孟子》是关于孟子的一本学术普及读物，作者以《孟子》为原始文本，参考了史书上的有关记载以及现存的研究成果，系统介绍了孟子的生平，讲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社会经济思想、天人学说、生态学说、人性学说、人格修养和境界等主要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并着重辨析了“新儒学中的孟子”，客观公允地介绍了孟子作为儒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巨大贡献和文化影响。
精彩内容
“四书”取代“五经”的地位而成为儒家经典，这是儒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理论形态的转换，它标志着“新儒学”即理学的正式完成。其关键是孔子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是孟子地位的提高和确立。从此以后，讲儒学者不再是“周孔”并提，而是“孔孟”并提了；更不是从尧、舜或周公开始，而是从孔子开始了；但是，讲孔子就不能不讲孟子了。
在学理的层面上，儒家一贯讲“内圣外王”之学。很多学者认为，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内圣”的一面，荀子发展了“外王”的一面，到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阶段，基本上转向“内圣”之学，即心性修养一类的学问，“外王”之学，大大削弱了，甚至不讲了。这与接受孟子思想有很大关系。
其实，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是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讲的，二者缺一不可，只是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倾向，甚至有不同的理论“架构”，并不是只讲“内圣”不讲“外王”，或只讲“外王”不讲“内圣”。孟子所讲，是一条从内到外的思路，即所谓由“内圣”开出“外王”。他的“王道”政治的主张，就是“外王”之学，但这是建立在“仁政”之上的，而“仁政”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因此，他提倡一种人性化的社会政治。荀子所讲，是一条从外到内的思路，即经由知性的发展（社会认识）而成就圣德，再由圣王开出“外王”。他的“学者学为圣人”以及“修心莫善于诚”也是“内圣”之学，但不是从内在本性上修养，而是“起伪化性”，经过“内化”的过程去完成成圣之学。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礼”的外部规范之上的，因此，他提倡一种规范化的、制度化的社会政治。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新儒学显然是继承了孟子的学脉，因此，理学家们以孟子为“道统”的传授者，而将荀子排除在外。但这并不意味着理学家不讲“外王”。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改革，二程等理学家是支持的，这是当时儒家的普遍意识，是一次社会政治思潮，问题只在于如何改革？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与王安石发生了分歧。南宋时，朱熹与陈亮之间的“王霸”之辩，也是讲“外王”之学，只是在价值观的取向上不同而已。
理学家之所以推崇孟子，最重要的理由是，孟子捍卫和阐发了儒家的核心价值，对儒学作出了贡献。孟子学说中的许多基本观点，成为理学家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特别是经过几百年的佛学冲击之后，理学家们在重建儒家价值的过程中，更加体会到孟子思想的亲切。其中最重要者，可以举出以下几点：1.“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说。天人关系是孔子、孟子学说的“原问题”，也是新儒家的基本问题，他们无不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如果说，孔子的“吾与点也”“孔颜之乐”是新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那么，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便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这一境界的途径，因此程颢说，孟子的这句话是“至言”《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四，《二程集》，第141页。。新儒家内部虽有理学与心学之分，他们对孟子这些学说的具体解释或有所不同，但是在根本路向上是完全一致的。
2.“性善论”。人性问题是儒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从孟子、荀子开始直到宋明儒学，一直没有间断。但是，理学体系完成之后，理学家无不接受了孟子的“性善论”。理学家虽有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种性之说，但只有天地之性才是根本的，决定人的本质的。因此二程说：“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河南程氏遗书》卷三，《二程集》，第63页。也因此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
3.“万物皆备”“反身而诚”之说。这是孟子天人合一说在人与万物关系上的重要体现，也是理学家处理物我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孔子讲仁，《中庸》和孟子讲仁之外又讲诚，仁和诚便成为理学中的中心范畴，张载和程颢都很重视孟子的这个观点，程颢在这个基础上进而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与物同体”的学说，成为理学中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而后来的朱熹、王阳明都无不以此为人类的终极关怀。
4.“养气说”。这是孟子最有特色的人格修养学说，也是理学家最欣赏最喜欢的学说，认为孟子的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理学家都很重视“气象”，所谓“圣人气象”“贤人气象”等等。“气象”是人格境界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能感染人，使人生变得更富诗意、更有意义、更有性格。但是，“气象”很难从概念上说清楚，“气象”靠的是实践功夫。程颢说：“孟子答公孙丑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只这里便见得是孟子实有浩然之气。若他人便乱说是如何，是如何。”《河南程氏遗书》卷三，《二程集》，第68页。这里包含着对孟子的极大的敬意，也表明理学实质上是体验与实践之学。
5.情的学说。情感学说是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中国人重情感而不重知性，重境界而不重知识，与这一传统有直接关系。孟子在这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他提出的“四端说”，将道德情感视为道德人性的内在基础，并且超越了感性情感，对宋明儒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唐朝的李翱，提出过“性善情恶”之说，带有明显的性、情二元化的倾向，但是，李翱之说受到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等人的批评。朱熹并不以情为恶，他只是以性为本体，以情为性之所发，但他和孟子一样是性情统一论者。至于陆九渊，则将性、心、情、才视为“一个物事”，只是言语表达不同罢了。这个问题，到了明清之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反映了哲学文化发展的新动向。戴震则明确提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在己在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同上书，第2页。戴震当然不能算作新儒家，但他所讨论的问题却是新儒学的问题，而且以给《孟子》作注的形式讨论这些问题，除了对孟子学说的尊崇之外，从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新儒学的最后一人。
6.“本心”“良知”说。孟子提出“本心”“良知”之说，可说是对中国的“心学”传统（我指广义的“心学”，也可以说是心灵之学）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里不能详说。就其对新儒学的影响而言，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理学家无不讲“心”，“道德心”的挺立，是新儒学的最重要的贡献。由此可见“心”的重要性。在理学中，天人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而所有理学家，都是主张心与理合一的，但是具体讲法又有不同。所谓理学派的程、朱等人，绝不否定“本心”之说，而所谓心学派的陆、王等人，则进一步发展出以自我直觉为根本特征的道德实践学说。陆九渊的“本心说”自称直接来源于孟子，而王阳明的“良知说”更不讳言与孟子的关系。孟子之所以受到推崇，也就很自然了。
孟子对新儒学的影响当然不止这些，但是，以上所举的这几条，就足以说明孟子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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