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精进:从仁心仁术到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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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阿图·葛文德
出版社浙江科技
ISBN9787573906038
出版时间20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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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99.9元
货号31751799
上书时间2024-10-1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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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图·葛文德?美国政府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受到金融大鳄查理·芒格大力褒奖的医学工作者。《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榜单中仅有的医生,2014年《展望》杂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
?哈佛公共健康学院,哈佛医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项目负责人,《纽约客》等杂志的医学专栏作家。
?美国麦克阿瑟奖获得者,2003年美国短篇小说奖得主,2002及2009年美国科学短篇奖得主,2009年荣获哈斯丁斯大奖,2004年被《新闻周刊》评为“20位影响世界的南亚人物”之一。
?美国政府健康政策顾问阿图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医生世家。作为印度新移民的后代,阿图成长在西方文化和教育环境下,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在牛津大学攻读PPE专业(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的经历,对他在医学人文思想和社会支持方面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哈佛医学院就读期间,恰逢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他成为卫生保健部门中的一员。克林顿就职美国总统之后,他成为克林顿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顾问,指导由3个委员会组成的75人医疗小组,那年他只有27岁。
?影响世界的医生
完成学业后,阿图成为了外科医生,但是他不只将自己的工作局限在手术台前。面对医疗行业中的一些顽疾,他亲自参与并指导了全球手术清单的研发和实施,呼吁医护人员使用简单、却被证明很有效的清单来改变工作方式。这个项目大大降低了手术中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率。在全球8个城市(其中既有印度德里,也有加拿大多伦多)执行、推广了这份清单后,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47?——比任何一种药物都管用。
阿图主动普及医学知识,对医疗体制进行思考与变革,他创造性的工作让他在2006年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2009年荣获哈斯丁斯大奖,2004年被《新闻周刊》评为“20位影响世界的南亚人物”之一,2010年入选《时代周刊》“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是此份名单上仅有的医生。
?奥巴马医改的关键之笔阿图医生从1998年开始为《纽约客》撰写大量医疗观察类文章,见解深刻。2009年6月,阿图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成本的难题》(TheCostConundrum)探讨医疗费用问题。文中指出,美国的医疗服务及成本存在巨大的区域差距,而卫生保健支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医生通过过度医疗提高收入。这篇文章成了医改的催化剂。奥巴马推荐政府官员务必阅读这篇文章,文中的一些观点已经成为国会立法者们经常引用的论据。
?来自金融大鳄的支票阿图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不仅触动了奥巴马,同时也得到了金融大鳄查理·芒格的赞赏。看完这篇文章后,他立即给阿图寄上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巴菲特在知名财经频道CNBCSquawkBox节目上回忆起这件事:“……那是一篇伟大的文章,我的搭档查理·芒格坐下来,立即写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从来没有见过阿图,他们也从未有过任何信件往来,他只是将支票寄给了《纽约客》。他说:‘这篇文章对社会非常有用,我要把这份礼物送给葛文德医生。’”而阿图确实也收到了这张支票,但他没有存入个人账户,而是捐给了其所在的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外科和公共卫生部。
?医生中的作家除了医术精湛、主动参与公共事务,阿图在写作方面的成就更是耀眼,他的专栏文章在美国公众中反响巨大,同时也斩获了众多文学奖项。他先后获得2003年美国短篇小说奖、2002及2009年美国科学短篇奖、2011年美国科学和自然写作奖等多个写作大奖。他出版过的4本书,其中3本都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入选亚马逊年度十大好书。《最好的告别》更是荣获2014年众多媒体大奖。
在美国,很多医学院里那些有志于当作家的医学生会被称为“阿图·葛文德”。
目录
总序 了不起的葛文德
楔子 从专业到出众
第1部分勤奋
1.洗手这回事
赛麦尔维斯任职的医院每年约有3000名产妇分娩,死亡率超过了20%,这是相当惊人的。相形之下,在家分娩的产妇的死亡率竟然只有1%。赛麦尔维斯判断,医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他们用手四处传播细菌。
2.“扫荡”行动
我们在乌帕尔哈拉村找到了得了小儿麻痹的小女孩。她才一岁半,有一张忧郁的脸庞,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小小的金耳环。她在妈妈的怀里动来动去,软弱无力的双腿垂悬在裙子底下。她的妈妈就站在我们面前,面无表情。
3.战地医生
美军的外科医生分析了外伤日志后,发现士兵失明的比例出奇地高。原来士兵们觉得军方配发的护目镜很丑,“看起来就像老农民戴的”。后来,军方顺从民意,改用看起来又酷又帅的威利牌防爆护目镜。士兵眼睛受伤的比例立刻有了明显下降。
第2部分正直
4.医疗中的性骚扰
诊断胆结石时,如果病人穿着衬衫,只要下摆拉起来、露出肚子让我检查就还好办;万一遇到穿紧身裤或连衣裙的,就得把裙子拉到脖子下方,紧身裤脱到膝盖以下,这会让我们两个都很尴尬,恨不得钻进地洞里。
5.医疗官司
因医疗纠纷导致官司缠身是医生的梦魇,碰上这种事,医师往往激愤填膺,大叹倒霉,然而这种事还是屡见不鲜。在像外科和产科这种高风险的科室里,每个医生平均每6年会碰上一次。
6.薪酬的奥秘
一个星期,他只排一天门诊,从上午9点半看到下午3点半,平均每周做6台手术,专精内窥镜手术。我问他,这样可以赚多少?“净赚吗?”他说:“以去年来说,大概赚了120万美元。”
7.死刑室里的医生
1992年,连续谋杀3人的罪犯哈丁被送进毒气室,此次死刑足足耗时11分钟,哈丁才死亡。现场的恐怖无以名状,在场的记者因为惊吓过度而嚎啕大哭,首席检察官当场呕吐,监狱长坚持说,如果不改用其他方式行刑,他就辞职。
8.一个都不要放弃
不管早产的新生儿如何弱小不堪,看来毫无希望,还是需要给他们静脉注射,用上人工呼吸器。大多数早产儿尽管在出生之时只有1~1.5公斤左右,但绝大多数不但可以存活下来,而且能正常健康地发育,靠的就是医生愿意为他们而战。
第3部分创新
9.产房里的故事
阿普伽的手提包里总放着一把手术刀和一条管子,万一在路上碰到有人倒下,需要做紧急气管切开术,就可派上用场。她还真在路上帮过十来个这样的病人。她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争分夺秒,做自己该做的事。”
10.钟形曲线
我在一家医院的外科服务,每一个同事都认为我们的外科是全美最好的,可是我们有证据证明我们治疗病人的成绩确实是全美第一高分吗?没有。职业棒球队有胜负纪录,企业每嫉妒都有收益报表,医生的成绩单呢?
11.印度之行
我在去印度之前,心想自己是美国训练出来的医生,或许可以传授一招半式给当地的医生。后来我才发现,一般印度外科医生本领高强,要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外科医生都厉害。
后记 走向优秀
译者后记
内容摘要
?日益攀升的医患纠纷、说不清的诊疗性骚扰、棘手的医疗事故、高额的医疗费、不平等的收入……当新手医生阿图成为独当一面的葛文德医生,当医术已经远远无法解决问题,他与他的医者同伴如何面对?接下来还有哪些挑战等待着他?真实的“医者仁心”故事正在上演。
?与专注于现象的《医生的修炼》相比,这本《医生的精进》对医疗体系内的诸多问题及其可能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精湛医术只是进入医学界的一小步,走进这一行,便要迎接外人所不知的考验。
?适合医疗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阅读。
精彩内容
08一个都不要放弃不管早产的新生儿如何弱小不堪,看来毫无希望,还是需要给他们静脉注射,用上人工呼吸器。大多数早产儿尽管在出生之时只有1~1.5千克,但绝大多数不但可以存活下来,而且能正常健康地发育,靠的就是医生愿意为他们而战。
我曾经认为,医生生涯中最大的难关是学习技能。刚开始你信心满满,以为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结果随之而来的失败马上会把你击倒。不过慢慢地,我发现其实学习并不是最困难的部分,就连高强度的工作也算不上是最可怕的,尽管有时候疲倦会把你逼近崩溃的边缘。其实,医生最难的地方在于了解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里,哪些东西是自己无力控制的。
当一次手术变成长期的治疗托马斯是我的一名患者,有一年秋天,他来我的门诊看病。他患的是库欣综合征。这是一种跟激素有关的疾病,患者的肾上腺扩张,开始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患了这种病,就像是不断通过静脉注射过量的类固醇一样,而这种类固醇非但不能强健肌肉,反而会令肌肉无力。
托马斯72岁了,之前他一直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曾在纽约一所中学任教,退休后和妻子一起在鳕鱼岬享受生活。他有高血压,右侧髋关节有时会犯关节炎,需要服药控制血压和关节炎。除此之外,他的身体算是相当健康的了。然而,去年冬天他拍摄X线片时发现有问题,于是又去做CT扫描,结果显示他的左肾长了一个六七厘米大小的肿瘤,是癌症。CT图像上,他的肾上腺略微有些膨胀,不过程度较轻,而且在当时,相比之下,癌症是更亟待决的问题。于是托马斯做了一次切除肾脏的手术,手术后,癌细胞看起来被及时控制住了,很快他就出院了。
可是过了几个月,托马斯的面部、腿部和双臂开始明显肿大,整个人看上去圆滚滚的,甚至有些膨胀。只要稍稍碰触,他身上就会出现淤伤。此外,他还莫名其妙地染上了肺炎——这种真菌性肺炎通常只会出现在化疗者或艾滋病患者身上,反复发作,不见好转。医生们对他的情况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给他做了各种检查,最终发现他的皮质醇水平高得惊人,确诊他得的是库欣综合征。CT扫描再次显示,他的肾上腺已经扩张到常人的4倍,正在疯狂地分泌皮质醇。医生们又进一步检查,想要找出致使肾上腺膨胀的原因(比如说,脑垂体障碍是常见的原因之一),可是一无所获。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非常容易疲劳,挪动一下都要费好大力气。那年夏天,他开始爬不上楼梯;到了9月,他连坐着站起身来都得挣扎半天。他的内分泌科医生尝试用药物来平衡激素,但是没有效果。到了11月,他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行动全靠轮椅。尽管一直在做抗菌治疗,但他的肺炎还是不断复发。激素从他的肾上腺不受控制地涌出来,正在一步步摧毁他的肌肉和免疫系统。
感恩节前夕,他被送到我这里会诊。在亮着白色荧光灯的陌生检查室里,他的妻子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慌表情,而他本人却表现得相当镇静,即使坐在轮椅上,他也显得颇有威严。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有加勒比黑人血统,说起话来清晰干脆,十足一副老师的派头。
我也直接切入正题。我告诉他,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把两个肾上腺都切掉。我解释说,腺体在肾脏的上部,就像两个黄色肉质三角形小帽子,右侧的腺体隐藏在肝脏下方,而左侧的在胃部后侧。把两个腺体都切除是很极端的办法,虽然可以解决原本激素分泌过多的问题,但切除后会矫枉过正,造成分泌激素过少,从而导致低血压、抑郁,疲劳感也会更严重,而且一旦遭遇感染或外伤,自身无法产生应激性反应,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服用激素药物能够减轻上述影响,但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而且这是个大手术,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失血过多、器官衰退等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考虑到他目前的健康状况这么差,之前又经历过切除恶性肿瘤的手术,风险肯定更大。不过,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的身体绝对会逐渐衰弱下去,最多只能活几个月。
托马斯不想死,但他也坦承自己更害怕手术,害怕手术给他带来的伤害。他不想承受痛苦的折磨,不想离开家。我告诉他必须战胜恐惧心理。我问他,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说他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希望能和妻子相依相伴,再度漫步在家附近的海滩上。我说,为了实现这些愿望,他应该做手术。毫无疑问,手术具有很高的风险,恢复也会很困难,而且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那是他唯一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他所希望的生活将会成为可能。他同意做手术了。
从技术上说,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肾上腺切除之后,他的皮质醇水平急剧下降,而且可以通过药物将其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死神已经远去。不过,直到现在我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手术已经过去了7个月,他还是没能回家。他昏迷了3个星期,肺炎反复发作,我们不得不给他实施气管切开术,并插入一根进食管;后来,他的腹腔被感染,必须插入多个排泄管;医院里传播的两种不同细菌又使他患上了脓血症。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整整4个月,本来肌肉就很衰弱无力,如今身体这么虚弱,行动更加困难了。
目前,托马斯处于长期治疗中。最近一次,他躺在担架上,被送到我办公室。复健医生告诉我,他的力气正在一步步恢复。可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他连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都很费劲。我捂住了他的气管切口,这样他才能说话。他问我,他什么时候能再站起来,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告诉他,我也说不好。他开始哭泣。
今天,我们能够运用现代医学的先进科学和技术,虽然学习运用这些技能已经很让人头痛了,但其实理解它们的局限性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不放弃一个病人、一个希望一天,我妻子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堂兄为了他12岁的女儿卡莉打电话给我。一年多以前,卡莉开始时不时地感觉透不过气来。胸部X线片显示她的胸腔里有一个团块,那是个淋巴瘤,和彼得·富兰克林在医学院上学期间所患的肿瘤相似。按照卡莉当时的病情阶段,治愈的可能性超过80%。她做了6个月的化疗,头发掉光了,嘴上长满水泡,身体也变得很虚弱,时常恶心作呕,但癌细胞总算消失不见了。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肿瘤再次出现,大小与之前的一样。关于淋巴瘤在化疗后再次出现的情况,书本上也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只是说:“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很差。”不过,卡莉的肿瘤科医生还是拿出了几套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卡莉和她的家人决定尝试一种新的化疗方案。可是刚做完一个疗程,她的白细胞总数就急剧减少,住在医院里好几周才恢复过来。医生跟她和家人一起商量了接下来的治疗措施。他们共同决定还是尽力推进治疗,于是换了另一种化疗方式。结果,白细胞总数再次急剧下降,而肿瘤却一点儿也没缩小。
与我通电话的是卡莉的父亲罗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已经尝试过3种化疗方法,可癌细胞还在生长。为了抽出肿瘤造成的胸腔积液,医生在卡莉的胸腔里插入1厘米粗的软管,她又忍不住呕吐了,连进食都很困难。她浑身无力,一天天消瘦下来。放置胸管、肿瘤、扎针和换绷带,卡莉几乎每小时都要经历一次疼痛。还有一些可供选择的治疗办法——其他的化疗方式、实验性治疗,甚至还可以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但是罗宾想知道,自己的女儿究竟还有多少机会。他们应该再让她接受更多的治疗(同时也意味着更多折磨),还是把她带回家等死?
医生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许多人认为两者之间的界线简单明了,就好像病床上画着一条笔直的分界线一样。批评家们总是对我们表示不满,说医生们把国民医疗费用的1/4都花在挽救只剩下6个月生命的病人身上,这是不合理的。也许,我们确实可以把这部分徒劳无益的花费节省下来——只要我们知道病人什么时候只剩下最后6个月的生命。
既然病人不一定会死,我们医生当然会奋战到底。通过一位朋友,我结识了小沃森·鲍威斯,他是全国有名的产科教授,现在已经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退休。在交谈的时候,我问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我以为他会提到实验室里的新发现或产科方面的新技术——他做过关于给胎儿传输氧气方法的基础性研究,而且是美国首批发现给胎儿输血的方法的人之一,但他告诉我,让他最感骄傲的是1975年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进行的一次实验,那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产科医生。当时的医学界普遍认为,早产两个月及两个月以上的婴儿几乎没有存活机会。因此,医生不会为他们采取什么救治措施。然而,他决定治疗这些婴儿,不管他们浑身多么青紫,体质多么虚弱,个头多么瘦小。他找了几位医生,组成一个小组。他们并没有采用什么新技术,而是完全按照对待普通足月婴儿一样的处理方式。如果遇到难产,就做剖宫产手术。而在此之前,医生不会为了挽救一个没有生存希望的婴儿而给母亲做手术。不管婴儿看上去多么软弱无力、奄奄一息,都要进行静脉输液,给他们戴呼吸机。医生们发现,这些早产婴儿出生时虽然只有一两千克重,但绝大部分都可以存活下来,正常、健康地成长——只要医生们为他们奋战到底。
就算不确定病人能不能完全康复,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军队外科医生一直在学习如何救治受伤的士兵,有的人身体遭受100%的烧伤,有的人头部受到严重、永久性的伤害,有的人腹部受伤并且四肢中的三肢都被炸飞,这些人都得到了治疗。在之前的战争中,这样的伤员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虽然失去双臂、仅凭一条腿是不可能再过上正常生活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医生不要放弃。尽管伤员们的伤势空前严重,我们仍旧希望医生们以幸存者的康复为奋斗目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争取,并找到解决办法。
即便是最普通的病情,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我10岁的女儿哈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患有严重的银屑病。这种病不会危及生命,但她全身因此留下了粗糙的红色疥疮和鳞片状的斑块,膝盖上、背上、头皮上和脸上都有。皮肤科医生给她使用了强效的类固醇软膏和药物,病情稍微被控制住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不听话的斑块不时地冒出来。医生说,他已经尽了全力,能用的办法都用了。现在我们只能尝试控制病情,希望哈蒂长大后能够靠自身的免疫系统摆脱这种疾病。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她的病都无可奈何,但她讨厌这样,她尤其憎恨脸上出现的皮疹,于是不断地央求妈妈,让她对我说:“求求你,带她去看另一个医生吧。”我最终答应了。第二个皮肤科医生说她有个办法可以试试,她给哈蒂服用了一种普通的抗生素:阿莫西林。她说,这个药对成人没用,但有时候对孩子特别有效。两个星期后,斑块都消失了。
这样看起来,医生最简单、最明智的行事法则应该就是:不轻言放弃,找出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个法则也很合我的心意。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多的机会,能让我们避免最糟糕的错误:放弃那些本来可以得到救治的病人。
永不言弃还是适可而止我有一个朋友,他上了年纪的祖母因为背痛服用布洛芬,结果导致胃出血而休克。医院给她进行了多次输血才弥补了巨大的失血量。一袋袋血浆被放在压力袋中,以最快的速度泵入她脆弱的血管里。医生为她实施了紧急的内窥镜检查和血管造影,经过很多个小时的不断努力,终于找到出血的动脉,并帮她止住了血。但止血后她的情况一直不太好,戴着呼吸机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始终不省人事,肺部和心脏也停止了工作,最后医生只得为她做气管切开术,插入进食管和导尿管,一只手臂上插入动脉输液管,颈部插入中央静脉输液管。一个多月过去了,情况不见一点儿好转。继续那样残酷的治疗,她的家人都感到于心不忍,就算老人能活下来,今后的生存质量恐怕也很难保证。最后,全家人找到医生,说他们已经决定,是时候撤除维持老人生命的一切措施了。
但医生们拒绝这样做。他们说,让他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他们满怀关切,渴望得到我们的同意,同时态度又相当坚决,”我的朋友这么说,“他们不想听人喊停。”所以,家人们同意按照医生们的想法继续治疗。过了10天左右,我朋友的祖母开始戏剧性地好转了。很快,医疗组就拔除了她身上的各种插管,气管切开的位置也愈合了,她度过了危险期。又经过几个星期的恢复,她总算苏醒过来,之后又享受了几年的快乐生活。我的朋友说:“她告诉过我很多次,能够活着是件多么开心的事。”这么说,也许我们就应该永不停止,一直努力下去?面对不确定的状况,怎么做才更加有益?我们不久就会发现,奋战到底的法则既不可行,也不人道。每一个医生,不管是外科医生、精神科医生还是皮肤科医生,都会遇到自己无法治疗甚至无法做出诊断的病人,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我本人就有几个病人,他们诉说自己的腹部有这样或那样持续而剧烈的疼痛。我竭尽所能,尝试了一切办法想找出疼痛的原因。CT扫描、核磁共振都做过了,还把他们送到肠胃病专家那里,用内窥镜检查他们的结肠和胃部。我排除了胰腺炎、胃炎、溃疡、乳糖不耐受以及较少为人所知的乳糜泻的可能性,但仍然找不到病因,他们的腹痛始终存在。“就算帮忙,把我的胆囊摘除吧。”一个病人这样恳求我,甚至连她的内科医生也这么对我说。那个病人疼痛的位置就在胆囊,可所有检查都表明她的胆囊没有任何异常。胆囊是疼痛来源的可能性极小,可你会只是为了碰碰运气而切除她的胆囊吗?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解决不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一味执着下去,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有些时候,你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有一天,我正走在走廊里,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珍妮满面怒气地拦住我。她说:“你们这些医生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从来不知道适可而止吗?”那天,她一直在照料一个肺癌病人。他的一侧肺部已经被摘除,5个月以来,他只有3个星期的时间是在重症监护室以外的病房里度过的。刚做完手术,他的另一侧肺部就出现了肺炎,不做气管切开、不戴呼吸机就根本无法呼吸;他还要大剂量地注射镇静剂,否则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外科医生动手术帮他放置了一根胃管,他只能通过它来吸收营养;他的肾脏因败血症而衰竭,治疗小组不断地给他做透析。事实早已显而易见,这个病人是不可能活着出院了。但是不管医生也好,病人的妻子也好,好像都很愿意与现实对抗,因为他们认为病人得的不是绝症(他的癌细胞已经通过手术被成功地清除了),而且他还只有50来岁。所以,尽管他躺在病床上,一点儿好转的希望也看不到,医生们却不断想方设法地让他留着一口气。当然,珍妮见到的像这样的病人还不止这一个。
我们交谈的时候,珍妮也提起,她觉得有些医生的确是过早地放弃努力了。然后我问她,最优秀的医生应该怎么做?她思考了片刻,然后回答说:“优秀的医生会清楚一个关键性问题——医生不是治疗的主体,一切应该以病人的需要为重。”她说,优秀的医生也不一定总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有时候他们也会执着过头或者不够执着。但至少他们会经常停下来自省,会重新思考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愿意从同事那里寻求不同角度的意见,绝不会刚愎自用。
这番见解十分睿智,但是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容易理解和把握。当病人来找你,希望你能运用专业所长提供帮助,但你却失败了,接下来你还能怎么做?只有靠你的性格来决定了——有时候你摆脱不了的只不过是自尊心而已。也许你会否认自己的治疗方案失败,否认自己其实已经无计可施;也许你会火冒三丈,可能还会把责任推到病人身上——“她没遵照我的医嘱!”,甚至害怕再次看到那个病人。这些反应我都有过,但从来都于事无补。
总之,我们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没有哪个指南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面临无法确定的情况,我们常常过于执着,不愿意放弃。但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情况只是你的自负和一意孤行在作祟,在哪些情况下继续执着只会造成伤害。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的确是要“奋战到底”,但奋战不意味着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我们并非总是清楚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卡莉的医生也说不清楚,一旦前面几轮化疗失败,她康复的希望就会变得十分渺茫。谁知道一种试验性药品或是另一种化疗能起什么作用?成功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但医生也向卡莉和她的父母声明,他们希望停止治疗也没关系。
她的父亲罗宾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想要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发觉,自己除了重复医生们给出的选择之外别无他法。他当然希望女儿能够活下来,但也不想让她遭受不必要的折磨。如果接下去的治疗方案能救活100名患病儿童中的2名,而其余98名儿童最终都会痛苦地死去,对卡莉来说,这个方法还值得尝试吗?我也不知道。卡莉和父母必须自己去厘清这些头绪。
我们谈话后不久,卡莉的母亲雪莉给亲友们发来了一封邮件,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们必须从精神上根除笼罩我们的、令人对未来失去信心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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