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风声（作家经典文库）

译 序

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蜡像馆的一间虚构文学厅里，陈列着一组四只可爱的小动物塑像——鼹鼠、河鼠、蟾蜍和獾。他们是童话《柳林风声》中的四位主人公。和他们做伴的，有“金银岛”的孩子们、小姑娘爱丽丝和扑克牌公爵夫人、彼得·潘和凶恶的海盗胡克、彼得兔等著名童话人物。由此可以看到，英国儿童文学中一些传世名作，都出自苏格兰作家之手：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1865），罗伯特·史蒂文森（《金银岛》，1883），詹姆斯·巴里（《彼得·潘》，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柳林风声》，1908），也许还可以加上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1891）。这是否与苏格兰人富于想象、童心永驻的性格有关？

近年，一种颇为一致的意见认为，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是英国儿童文学百花争妍的黄金时代。它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始，以《柳林风声》终。这个估评，很可以说明《柳林风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故事虽不离奇但很有趣。在风光旖旎的泰晤士河畔，住着四个要好的朋友——憨厚的鼹鼠、机灵的河鼠、狂妄自大的蟾蜍、老成持重的獾。他们竟日游山逛水，尽享大自然的慷慨恩赐。财大气粗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蟾蜍，迷上了开汽车，车祸不断，受到朋友们的责难和管束。一次，他偷了一辆汽车，被捕入狱，在狱卒女儿的帮助下，化装成洗衣妇逃出监狱，历经险情和磨难，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夺回了被野林动物侵占的庄园，并从此改邪归正。

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相仿，《柳林风声》最初也是一个大人为一个孩子在游戏中编造的故事，一部无心插柳的杰作。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1859年生于爱丁堡，五岁丧母，九岁随父迁居伦敦以西的伯克郡。在泰晤士河畔库克安沙丘度过的如梦的童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成年后，他供职于伦敦的英国银行，并在业余从事文学活动，写散文、小说，参与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等协会的工作。他广交当时云集伦敦的文化界名流，生活在浓郁而高雅的文化氛围里。但大都会的繁华、待遇优厚的高级职员生活，从来没有冲淡他对宁静田园的眷恋，一有机会他就远离尘嚣，返回乡土。他结婚时年已四十，有一子。迟来的父爱，使他把儿子当作心灵的知己。从孩子四岁起，他每晚必为孩子讲一小段动物故事，让孩子带着甜美的幻想入梦。最初，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蟾蜍。一天，他在野外捉到一只鼹鼠，带回家来，要给孩子做礼物，不料鼹鼠误被女仆打死。女仆为自己无心的过失很难过，力劝主人用故事的形式给孩子创造一只永远不死的活生生的鼹鼠，伴随孩子一同长大。于是故事里又多了一只鼹鼠，后来又添了两名成员：河鼠和獾。日复一日，孩子听得入了迷，父亲讲得上了瘾。在孩子去海滨度假时，父亲连续给他写信，接着讲蟾蜍的历险故事。这些信，后来就成了《柳林风声》的蓝本。

早在《柳林风声》之前，格雷厄姆已出过几本散文集和小说，享誉大西洋两岸。美国一出版者鉴于他的《导教杂文》（1893）、《黄金时代》（1895）、《女首领》（1898）和《梦幻岁月》（1898）等在美国备受读者欢迎，特约他写续篇，于是在辍笔十年后，他写了童话《柳林风声》。这本书完全撇开过去以写儿童生活为主的家庭故事，转而写拟人化动物的故事，出版者感到失望，未接受出版。等到《柳林风声》在英国出版并大获成功后，这位出版者追悔莫及。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是格雷厄姆作品的热心读者，听说格雷厄姆新出的是一本说人话的动物幻想故事，便不屑一读，因为他认为，把动物和人混淆起来，既是糟糕的文学作品，也是糟糕的科学作品。但一次他偶然听见夫人给孩子们朗读这本书，立刻被吸引住了，拿过来连读了三遍。他给作者写信盛赞这本书，说书中的“人物”都成了他全家最好的朋友。

格雷厄姆在用故事哄幼小的儿子时，并没有出书的打算，等到他认真动起笔来，那抑制不住汹涌如潮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灵感，使他由慈父变为严肃的作家。简单的口述故事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文学作品——动物小说。

虽然他曾矢口否认这本童话包含有任何题外的命意，但评论者认为，它内在地体现和发挥了与他过去作品一脉相承的对世界、人生、社会、儿童教育、文学创作等的思考，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反思。作者运用了复杂的文艺工具，创造出一个多层的构件。剥开来看，它像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球。最表层是奥德赛式或吉尔·布拉斯式的流浪汉历险故事；往里，可以看到生动的性格刻画，机敏的戏剧性对话，如诗如画的风物描绘；再往里，便可隐隐窥见涉及人与大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社会之间多重关系的哲理思辨。因而它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成为一本读者面很广的小说。

书中的主人公，四个拟人化的动物，其拟人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一些动物童话。他们虽多少也具有各自的动物特性，但更多的是具有人的性格特色。他们其实是世纪之交的英国乡绅阶层人物，而且全都是“快乐的单身汉”，组成一个“独身者俱乐部”。故事里虽也有人，但都是配角，多半是讽刺的对象。不过，表面上是写动物，实际上还是写人。作者赋予动物以人的本质，使他们按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交谈和活动，想象力比其他动物童话作家更大胆，例如，女作家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彼得兔偷的是蔬菜，而蟾蜍偷的是汽车。但《柳林风声》又绝不同于以明显的社会讽喻为目的的《伊索寓言》或《拉封丹寓言》。它的动物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肉有思想感情的人性化（anthropo-morphized）动物，形象丰满而有立体感，这便使故事更具声色和可读性。这一切，使得《柳林风声》超出了动物童话的界限，成为独具一格的“动物小说”。

《柳林风声》虽然没有早期儿童文学中可厌的道德说教气，但也离不开作者本人的价值观，简言之，就是维多利亚晚期英国中产阶级传统的道德观。有些评论者认为，作者在艺术上是创新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四只动物都是拥有资财、生活稳定的乡村有产者，无须靠劳动谋生，过着悠闲自在的游乐生活。浅表的道德主题很简单：朋友间真挚无私的互助友爱。然而更深一层，还可以看到一个潜在的更大的主题：大自然与生灵万物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

比起人类，动物更接近大自然。过度的文明，使人类疏离了大自然，感觉变得迟钝，而动物则保持对大自然的高度感应，捕捉到她的细微信息，顺应她无处不在的“召唤”。

在格雷厄姆生活的时代，西方工业化的进展还没有达到严重破坏 生态平衡的程度，没有引起人类对保护地球环境和危机感的关注。因此我们不能说，作者当时具有当代绿色和平主义的超前意识。但英国人所惯有的对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情有独钟，如一根红线贯穿全书。在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在大地上几近绝迹的今天，读着这本书，不由得使我们感到，它在向我们倾诉一种朦胧、朴素、不自觉的环保呼声，不是用枯燥的数字，而是用诗一般的语言，用爱心和真情。

格雷厄姆把《柳林风声》作为对儿童的赠礼，不是偶然的，他对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有一贯的见地。他认为，现代的少儿教育过于偏重理性、科学、实用，忽视想象力的培养和启迪。他曾对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说过一番话，大意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是世界的奇妙（wonderment）。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奇妙感便消失了。成年人的世界是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只有孩子，才是在一个令人厌倦的世界里唯一真正活着的人。他要使孩子意识到这种奇妙的可贵，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与大自然认同，感受到自然和家庭的温暖。孩子的精神处于紧张和压力下时，需要保有一个心中的“秘密花园”。通过密切接触自然、有趣的历险和激动人心的书，孩子的想象力能获得营养，成年后用以抵御日常工作、生活的平淡刻板和物欲野心的侵袭，回到那个独自的精神世界去获得心灵的复苏。格雷厄姆的这种看法，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社会观念。在20世纪，家长、老师们都认定，必须引导孩子们进入一个现实的、理性的世界。童话、神话等虚构的谎言使孩子误入迷途，想象文学导致有害的白日梦。一些现实主义作家也持类似观点。但另一些作家则主张，应对儿童施以创造的教育，而不是传统的教化，使他们少受日常现实、清规戒律、宗教观念的束缚。史蒂文森、德拉马尔、巴里、马克·吐温、吉卜林、简·波特等也都强调探险、幻想、纯想象的愉悦作用，否认幻想对孩子心智的危害。但格雷厄姆则进一步阐明，大自然、梦幻、往事回忆，如同美食和睡眠之于身体健康，只会强化孩子的心智，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必不可少的良性作用。反之，剥夺孩子接触幻想文学的机会，才真正对他们有害，使他们可能长大成为灵魂鄙俗的庸人。这是格雷厄姆对儿童文学独有的见地，也是他独有的贡献。

在风光旖旎的泰晤士河畔，住着四个要好的朋友——憨厚的鼹鼠、机灵的河鼠、狂妄自大的蟾蜍、老成持重的獾。他们游山逛水，尽享大自然的慷慨恩赐。财大气粗而不知天高地厚的蟾蜍，迷上了开汽车，车祸不断，受到朋友们的责难和管束。一次，他偷了一辆汽车，被捕入狱，在狱卒女儿的帮助下，化装成洗衣妇逃出监狱，历经险情和磨难，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夺回了被野林动物侵占的庄园，并从此改邪归正。

这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动物童话，是英国散文体小说的典范，可以从优雅、诗意、温馨的文字中感受到和煦的田园风，领悟到质朴的自然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