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下的世界:埃及学黄金时代的探险与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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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托比·威尔金森|译者:杜菁菁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3355
出版时间2024-03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28元
货号31970955
上书时间2024-06-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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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比·威尔金森是国际享有盛誉的埃及考古学家，也是国际青年埃及学学者中的佼佼者。他出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曾获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埃及学一等荣誉学位。现任斐济国立大学副校长及剑桥克莱尔学院研究员。
他是古物专家学会及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也是《埃及历史期刊》国际编辑委员会成员。他曾在布托遗址和孟菲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已出版埃及学专著10多部，包括《黄沙下的世界》《图坦卡蒙的号角》《古埃及兴亡史》《尼罗河》等等，相关写作曾获得赫塞尔-蒂尔特曼历史奖，受到学术界关注及大众欢迎。
目录
时间线 I
推荐序 Ix
序言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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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古老土地上的旅人 1
第1章 记述与破译 51
第2章 追寻拿破仑的脚步 89
第3章 海外的英国人 123
第4章 普鲁士计划 173
第5章 法国根基 209
第6章 尼罗河溯流千里 251
第7章 永久的职业 297
第8章 学者与无赖 343
第9章 埃及与美国 385
第10章 帝国的野心 431
第11章 美好的事物 467
尾声 历史的未来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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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版权 523
致谢 526
参考书目 527
内容摘要
西方对古埃及的迷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收藏埃及文物的做法早在古罗马就已相当普遍。没有什么能比在埃及的黄沙中挖掘法老时代的黄金宝藏更令人兴奋。几个世纪以来，尼罗河的文物一直是西方人想象力和灵感的源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门真正的学科——埃及学。 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埃及学的鼎盛时期，这一复杂年代见证了所有伟大的发现，促使西方反复出现“埃及热”。这一学术研究与探险故事的黄金时代以两个划时代的事件为始终：1822年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以及整整100年后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前者提供了解开法老文明之谜的钥匙，促使人们不顾一切地不断前往埃及寻找更多文物；后者展现了法老文明的繁荣和复杂，为西方在埃及的主导地位敲响了丧钟。 剑桥埃及考古学家托比·威尔金森的《黄沙下的世界》以埃及学发展的时间线为主轴，对埃及学的产生及其黄金时代的探险和考古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还原。他对埃及学的梳理，帮助我们逐渐看清一个真实的古埃及文明——从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智慧的源头，到《圣经》和古典文献框架中的异类，再到与古罗马帝国共享荣光的文明。 《黄沙下的世界》在记录英、法、德、美四国为争夺古埃及文物而展开的宏大探险以及残醋竞争和掠夺的同时，也折射了被欧洲殖民侵略的埃及是如何一路坎坷走进现代化进程的。书中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不择手段的文物经销商、挑战新奇事物的探险家、投身学问的考古学家、老谋深算的外交官、执迷欧化的埃及统治者，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对古埃及文明的痴迷，改变了我们对尼罗河流域及其人民的认知，增进了我们对于当地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对埃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采用何种方法，他们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探险和考古，在一定程度上都对埃及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被埋在黄沙之下几个世纪的失落世界。
主编推荐
【剑桥埃及考古学家托比·威尔金森重磅作品，广受关注与好评！】
托比·威尔金森为剑桥大学埃及考古学者、古物专家学会及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埃及历史期刊》国际编辑委员会成员，本书汇集其重要讲究成果，一经出版受到学术界、大众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国际各大荐书榜单赞誉推荐，国内一线埃及考古学者赞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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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还原埃及学的产生及其黄金时代的探险和考古，大量细节重现伟大的埃及探险与考古现场。】
本书以埃及学发展的时间线为主轴，详述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被欧洲殖民侵略与身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埃及，为我们呈现了自拿破仑远征埃及到1922年近120年间埃及学形成发展的过程，呈现了学者个人命运与大时代交织的迷人的复杂性。大量细节重现埃及考古现场，精彩又不失真实性，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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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书对埃及学的梳理，欧洲知识界对待古埃及文明的态度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逐渐看清一个真实的古埃及世界——从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智慧的源头，到《圣经》和古典文献框架中的异类，再到与古罗马帝国共享荣光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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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讲述了埃及学黄金时代——从1822年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到1922年卡特发现图坦卡蒙陵墓——西方争夺古埃及财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各国考古学家之间为了争夺埃及的神秘宝藏而展开的残酷竞争，同时交织折射出近现代埃及的历史。
【配有一些宝物及历史图片，图片精湛。】
选取多种主要宝物及关键性的历史人物图片，分别在10章中插入展示，方便读者获得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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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脊精装，封面一些宝藏的图像符号，使用烫金与凸起工艺，呈现古埃及财富与文化灿烂的感觉。
精彩内容
第2章追随拿破仑的脚步（节选）追随拿破仑的脚步，商博良感到责任重大：不仅要研究《埃及记述》中所记录的古迹，还要通过准确地复制所有铭文（在他阅读铭文的能力的帮助下）来改进这部伟大的作品，并纠正其他不准确之处，从而提出迄今最权威的法老文明研究报告。他确实有资格承担这样的任务。事实上，在他来到埃及之前，身为象形文字破译者，他早已声名远播。他在准备从开罗港出发时也发现了这一点：“我在这里遇到了普拉德霍勋爵、伯顿先生和菲利克斯少校，他们都是英国人，是专业的象形文字研究者。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教派的领袖，对我关怀备至。”然而，当商博良到达伟大的南部城市底比斯时，他发现任何此前的成就都没有让他为研究大量古迹和临摹铭文做好充分准备。这些神庙规模宏大——“可以说……我们欧洲只不过是小人国，没有哪个民族，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能像古埃及人那样构思出如此崇高、宏伟和令人敬畏的建筑艺术”——他很快就意识到，要充分研究这个遗迹，需要的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不过，他非但没有被任务压垮，反而干劲十足。他写信给哥哥说：“我的健康状况很好；这里气候适 宜，而且我比在巴黎时感觉好多了。”事实上，埃及不仅改变了商博良的健康状况，而且改变了他的精神面貌。他激动地宣布：“我完全属于埃及——它是我的一切，我必须向它寻求慰藉，因为我在欧洲无法得到。”每访问一个新遗址，他的这种反应就会变得更强烈。在丹德拉（正在巴黎展出的著名黄道带的出土地点），商博良和他的同伴“在狂喜中度过了两个小时，拿着我们可怜的手电筒跑过宽阔的大厅，试图在月光下阅读建筑外面雕刻的铭文”。任何不便或危险都不会妨碍科学研究。在阿布·辛拜勒，挑战尤其令人生畏，两座伟大的神庙都是从岩壁上凿刻出来的——最近有一位游客称这里是“埃及人工艺的精粹……尼罗河畔最伟大的古代遗迹”。15年前，即1813年，当伯克哈特重新发现该遗址时，整个正门和四座侧面巨像的大部分已被25个世纪累积的沙子完全覆盖了。班克斯曾于1815年到访此处,但未能进入神庙。1817年,贝尔佐尼利用他专业的工程专业知识清理了黄沙，并打开了神庙；两年后，班克斯回到这里，却发现黄沙几乎掩埋了神庙的入口。如今,又过了10年，沙漠夺回了它的战利品，入口被完全堵住了。商博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清理出一个刚好能让人挤过去的洞口，但他毫不畏惧：我几乎脱光了衣服，只剩下阿拉伯衬衫和亚麻长内裤，然后趴在地上，从门口的小洞钻了进去。如果将沙子全部清走，这个洞口至少有25英尺1高。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火炉口，当我完全滑进神庙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高达52℃的高温环境中：我们穿过了这个令人惊叹的挖掘现场，罗塞利尼、里奇、我和一个手持蜡烛的阿拉伯人……在欣赏了两个半小时，看完了所有浮雕之后，我们感到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火炉口。
在阿布·辛拜勒紧张的两周内，探险队成功复制了所有神庙的浮雕；这是一次英勇的行动。正如商博良对他哥哥所说：“这就是令人难忘的阿布·辛拜勒之战，是我们在整个旅程中所取得的最艰苦、最光荣的胜利。法国人和托斯卡纳人在热情和奉献精神方面一直不相上下。”他们准备离开时，把入口处的脚手架移开，沙子随即塌陷，又堆积到了门楣以上两米深的地方。神庙说出了它的秘密之后，再次陷入寂静。商博良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阿布·辛拜勒的艰巨任务让探险队身心俱疲。当商博良和他的同伴到达埃及南部与苏丹交界的瓦迪哈勒法，也就是他们旅程的最远端时，他们只能靠从阿斯旺带来的饼干度日。他们在镇上的集市补充了物资，然后用一顿努比亚风格晚餐和两瓶圣乔治葡萄酒庆祝了1829年元旦和返程的开始。顺利抵达尼罗河第二瀑布及在阿布·辛拜勒复制铭文并不是仅有的值得庆祝的事情。这次探险还为商博良的理论平反，并证明了他的破译系统的准确性。他得意扬扬地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兼导师邦—约瑟夫·达西耶：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沿着尼罗河从河口行至第二瀑布之后，我能够正式向你宣布，我们的《象形文字字母表》中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内容。我们的字母表很好：它可以同样成功地应用于罗马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纪念碑，更有趣的是，它可以应用于所有法老时代的神庙、宫殿和陵墓上的铭文。 因此，一切都证明，在没有人愿意支持我在象形文字上所做的工作时，你非常明智地给予了我善意的鼓励。
商博良的自我申辩洋溢着自豪感,一些私人想法在一瞬间侵入他的脑海，他在信件的附记中要求他的哥哥“告诉我一些关于我妻子的消息”。他还表现出了一丝幽默，在一次不成功的狩猎之旅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就这样，我们第二十次失去了吃烤鳄鱼的甜蜜希望，只好继续航行。”然后，他又投入了研究。当商博良踏上回程，展望探险的圆满结束时，他开始考虑在埃及和法国之间建立更持久的联系。一个特别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扎下根来。当“伊西斯号”在阿斯旺和考姆翁布之间航行时，他想：“我们最终能在巴黎的某个广场上看到一座埃及方尖碑吗？ 如果能该多好！”在埃及现存的所有方尖碑中，卢克索神庙前的这两座尤其让人们敬佩不已。在拿破仑远征期间，德农就说过，“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媲美”。商博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沉思道：“如果最多花40万法郎就可以买一座这样的纪念碑，为什么还要花心思把亚历山大的那座运走呢？在巴黎的某个广场上竖立起这样一尊令人钦佩的巨石的政治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自己名垂千古。”虽然商博良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可能颠覆了早期关于方尖碑铭文的理论，但是，纪念碑本身的魅力仍然没有减弱。“这些理论远没有证实人们长期以来的想法——深邃的宗教奥秘、高深的哲学思辨、隐秘的超自然科学或天文观测——它们只是对这些纪念碑竖立在前面的建筑物的献礼，而且或多或少掺杂着愚昧的因素。”随着离开埃及的日期逐渐临近，商博良开始鼓动相关人士将一座卢克索方尖碑运到法国首都：“如果我们想在巴黎放一座方尖碑，就选卢克索方尖碑中的一座吧。古底比斯将不得不安慰自己，卡尔纳克神庙留下了，它是所有建筑中最精美的……无须花费30万法郎进行前期准备，可以用大木筏通过河流将两座卢克索方尖碑中的一座运走……这是可行的。如果真的希望如此，是可以做到的。”与此同时，探险队的工作尚未完成。拥有无数古迹的底比斯比阿布·辛拜勒更令人畏惧。在帝王谷，商博良坚持不懈地工作，记录了不少于16座陵墓。他坚持独自工作，告诉其他探险队队 员：“我需要绝对的安静，才能听到历史的声音。”他们不止一次发现他因精疲力竭而倒在地下深处的某个房间里，昏迷不醒。当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他不断前进时，他的同伴却有点跟不上他的步伐，渐渐地没了精神。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各种借口离开 了，留下商博良自行其是。当探险队正式离开底比斯西部时，法国成员只剩下一半了。由于当地的劳动力更加吃苦耐劳，而且商博良与底比斯地区的村民和阿巴布达贝都因人（AbabdaBedouin）的良好关系，他得以在6月、7月和8月炎热的夏季继续进行挖掘工作。他抱怨缺乏额外的资金，而且确信这些资金是被故意扣留的，不过，他仍然设法从塞提一世陵墓的墙壁上凿下了两幅真人大小的浮雕。对于探险队的王室赞助人来说，这是“又大又漂亮的东西”。如今，一个浮雕在巴黎，另一个在佛罗伦萨。当商博良离开底比斯时，他也已经筋疲力尽了，准备回家。但他的磨难还没有结束。抵达亚历山大港后，托斯卡纳探险队成员乘坐自己的一艘船返航了，但商博良却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等待一艘法国海军舰艇来接他。不过，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应穆罕默德·阿里的要求写了一部古埃及简史。作为回报，这位埃及统治者将两座卢克索方尖碑赠予法国。（其中一座最终于1836年被运往巴黎，竖立在协和广场，直到今天）受到王室这番慷慨举措的鼓舞，商博良决定大胆地代表陷入困境的农民发言，请求穆罕默德·阿里改进埃及的教育体系；但这个冒昧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商博良也许是最懂法老历史的大师，但穆罕默德·阿里才是牢牢地掌控埃及的未来的人。商博良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古老的埃及已经够我忙的了，不必再去关注新埃及的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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