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

在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西班牙人征服了新大陆，葡萄牙人在非洲、印度和中国的海岸登陆。这不仅仅是商业或军事的扩张，伊比利亚水手、士兵、商人和牧师对外输出了宗教信仰、哲学思想、行为模式、经济制度、建筑、音乐及艺术风格甚至时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次全球行动理解为第一次欧洲全球化，并视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伊比利亚的全球化扩张在美洲非常成功，部分美洲因此被改造成了“拉丁美洲”。由于奴隶贸易的存在，它在非洲并不是那么成功；由于遭遇亚洲帝国——印度、日本和明朝时期的中国的强烈抵制，伊比利亚全球化在亚洲也以失败告终。

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机制是什么，它对其他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影响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抵制的，以及它是如何在各地引发混合的，诸如此类在本中提及的问题，将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分析欧洲现代性和看待我们当今世界全球化问题的视角。

《世界的四个部分》首先令我想起罗马圣依纳爵教堂的著名天顶画《圣依纳爵的荣耀》（1691—1694）的壮丽画面：四个分别代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寓意人物，作为四根主要柱础，支撑着整个建筑向着无穷天穹开放。尽管安德里亚·波佐的原始意图试图褒扬耶稣会传教事业在全世界的扩散，但这一视野的真正基础，事实上来自本书作者所论述的“伊比利亚的世界化”，可以追溯到西班牙—葡萄牙世界帝国从菲利普二世时代开始合并为一体之际（1580—1640）的世界格局——一个以中美洲的墨西哥城为中心，旁涉世界四大洲的“全球帝国”的形成。鉴于这一历史时期恰与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同框，故格鲁金斯基这一以“世界化”为视野的著作，可谓超越了他的同胞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而成为法国历史学界最新荣耀的证明。

尤为重要的是，格鲁金斯基在书中试图发展一种不同于今天欧美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新理念，即一种基于世界各种文化的杂交和混血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其叙述方式可谓构成了另一种“全球史”的方法论视角。尽管如此，正如格鲁金斯基自述，这种新视角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总是难以避免作者自身立场与身份的局限，即仍然是一种“欧洲解释”。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全球史”著述中，未来出现更多的具有上述“世界的四个部分”甚至更多不同立场的叙述，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世界的四个部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著作，其覆盖范围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布罗代尔的著作，这不仅仅是在空间上，也表现在观念方面。格鲁金斯基通过不断的反思，寻求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避免今天的学科划分所带来的羁绊。他鼓励人们放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狭窄边界，因为民族国家史就像一件紧身衣，将人们的视野限制在单一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声调之中，而忽略其他地方的声音。他在这部著作中，通过将新开拓的空间西方化，并将其整合到天主教王国的原有的宇宙观之中，伊比利亚的统治同时代表着这一宇宙观对新征服土地的物质和文化特性的适应——“混血”，从而超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罕见的印第安土著史家的记述文献、布罗代尔式的宏大总体史视野、巴洛克式/后现代式的文化意象拼接、对全球化和西方化的重新阐释：这场对第一波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巡礼跨时空、跨文化，给我们打开了新的历史世界。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部拿起就不想放下的著作。格鲁金斯基教授创造性地运用图像、艺术品及土著历史学家的文献，以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十六世纪由伊比利亚人所引发的西化、混血和全球化的故事。这是一部从史料到方法都真正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名著，还原了早期全球化历史的厚重性、复杂性、多样性，为全球史、跨国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刘家峰，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金斯基致力于消解长久以来基于主动—被动、征服—殖民论述的世界史的方法论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中的多样主体和复杂意识。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一书中，他将其视角偏移，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而是聚焦于伊比利亚时期“世界的四个部分”之间（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杂交与融合的历史，向我们揭示的是另一种“全球化”——“伊比利亚全球化”，一种基于世界各个部分的交流与互动过程的全球化，而非一种欧美思想体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模仿复制，后者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全球化”。伊比利亚全球化当然伴随着征服—殖民的进程，但简单地将全球化历史与各个帝国的历史相混淆是错误的。

历史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反思过去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面对当下的全球状态，作者的视角偏移为我们提供了若干的新方法去阐释当下的全球化现象。

——施展，外交学院教授

本书在学界经常被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名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进行比较，二者均论述全面、参考文献丰富、举例多样。差异是布罗代尔侧重于商业、金融、政治层面的研究，格鲁金斯基则强调对文化产品的分析。格鲁金斯基认为16世纪的全球化在文化方面是一次尝试，美洲是该尝试的试验场，它以墨西哥城为中心，创造了不同世界的融合。作者在肯定该探索的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回避殖民给当地人造成的痛苦与创伤，谈到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剥削、对拉丁美洲财富的疯狂掠夺。此外，同布罗代尔的著述相比较，格鲁金斯基不再以欧洲为研究内容的中心，而是聚焦这一特殊时段墨西哥在全球化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以及它在人、思想、器物的交流与传播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关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美洲同文艺复兴的欧洲之间在表现形式与风格上发生的融合。格鲁金斯基力图避免种族中心主义的片面性，突出了美洲与亚洲人物对早期全球化的积极参与，他们对西方文化、技艺的习得、融合与运用有时表现出比欧洲艺术家更高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