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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支配的空间
现代城市中，曾经支配城市空间的时钟台、城墙、城堡的正面、纪念碑、雕刻等物体所拥有的外观价值相对下降。
中世纪以来，城中心的广场、教堂以及市政厅的高塔可以睥睨全城，成为一种城市典型。瞭望塔是共同体的象征体（Symbol），同时对市民们而言，它还发挥着可以指示城中的位置与方向的造型物的地标性作用。如今，将这些高塔用作地标就不够可靠了。你只要想象一下行驶在立体高架上的汽车司机，对他们而言，尽管物理上的高塔一览无余地映入眼帘，但一定不能相信它。如果车辆以塔为参照物行驶时，很快它的前后左右都能看到塔。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那是因为汽车在绕高塔行驶。
简直就像镜子王国里的爱丽丝，令人咋舌。
“至少，这条路直走就能到了，不，到不了，但是最终都会走到的。啊可能会比较曲折。虽说是道路，却像木塞的开瓶器一样形状奇特”（路易斯·卡罗尔）
在镜子王国中，道路就是这样蜿蜒曲折的。或许这也就是现代城市空间本身的存在方式。以40英里或100英里的速度移动，对于通过的主体而言，城市的外貌不过是相继出现的画面罢了。城市内的距离，无法再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他们是确立了神一般的主体视角的科学家）使用透视画法来进行测定进而把握视觉空间。距离不再拥有绝对的尺度，只有依据对象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有认知的可能。只有关系是有意义的空间，并且只有能够继时性地感知断片的非连续性空间才会现象。
只要认同人类从步行者变为机械的操控者这一视点的转变，那么就认同了我们的空间概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大修正。在那种空间的内部，人类的视觉即包围人类的物质的外形的意义在不断下降。操控者所发现的风景，不断拓展、拥有重量，但它并不是从形态上与意义密切关联的物质的存在感中创造出来的，而仅仅是经由测量仪器测定的，被翻译为符号的对象物和主体间的相对关系。对于夜间靠仪表飞行的飞行员而言，可以说就是整个空间都被都被压缩、收纳进一群测量仪表中。他们不需要依靠自己的眼睛，只用相信仪表所测定的结果。这是因为知觉形态发生了变化。
对于飞奔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驾驶员来说，目标物只能用标识（Sign）来加以识别，别无他法。
“距离收费站还有2km、1km、500m……”，毫不夸张地说，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标识才是城市中物质的存在形式。显然，收费站作为特定的坐标点是真实的存在。但是距离收费站几公里开外的标识，同样属于收费站的一部分。换言之，标识的分布状况精确地变成了对象物的全貌。收费站不必很大，无需在很远处就能看到。通过标识的适当分布，反而能够支配空间。标识可谓是从实体中剥离出来的符号。符号群按一定间隔分布，这种状态类似于电视中插入的广告。电视广告突如其来地、非连续性地闯入显像管，高速上的空间体验，非常类似我们对电视的体验。
今后，我们的城市恐怕会一如既往地诞生巨大的建造物吧。我自身所关注的那种多功能综合体的巨大建造物即所谓的超建筑，今后或许还会以难以区分是城市还是建筑的形态出现，但是它们不会拥有让城市产生古典式均衡感的那种意义。它们成为构成城市整体的织体（Texture），换种说法就是装饰吧。尽管装饰无法带来塑造空间比例关系的骨架，却可以输入内在的生命。同样，不断在改变东京轮廓线（Skyline）的超高层建筑成群出现时，它们无疑在改变空间的本质，营造及融解氛围，相互纠葛在一起。那是一个多种色彩与折射无限反复的万花筒般的世界。城市空间成了由符号编织而成的模式。
一旦开始剥离就不会停止，看一下广告就能清楚理解。倘若将企业或构成城市的要素，向包围它们的外界传递信号视为广告的话，那么，它将无极限地细分化，形形色色的媒介物被发明出来，广告塔、广告牌、霓虹灯、出版物、电视总动员。尽管信号的发送源存在于城市的某一个地点，但是广告的传播途径却无止境，渗透到城市空间，可以“瞬间”（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覆盖整个城市，同时，在确定的目的地开始有计划地闪烁。城市空间被这种电子媒介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所覆盖。原本与物理实体粘连的固定在空间内的符号，开始游离并跃跃欲试。
想要捕捉这样的城市空间，仅仅依靠物理性外观毫无意义。恐怕需要通过只有在特定感光纸上才能显示的符号群来实现吧。最重要的是城市空间在不断扭动和移动，是瞬间事件的连锁。它有光，有声，展开纷繁复杂的活动。也许它就像没有明确轮廓，不断摇摆的影子。
换言之，我们被置入了不可视的环境中。围绕着我们的是闪烁明灭的声光、通信、交通、各种行为、移动物体的轨迹等不可视的符号群。它们作用于五感，唤起我们复杂多样的堪称内部触觉的感官。城市内部的各类事件，如此这般地包裹我们，如果知觉只有通过五感或超越五感的复合性媒介才能成立，那么对于在城市内部行动的人而言，只有在动态的作用下才能把握城市。当然，我们无法再仅靠一张记录静态距离的地图表现一个城市的整体。城市设计也产生了从不可视要素入手进行重建的需求。我们现在终于开始拥有了这种手法。

本书是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写下的建筑论与城市论，被寺山修司等众多评论家看做“正片的预告”，是矶崎新后来大部分著作与建筑设计哲学的思想源头。书中，矶崎新化身“城市破坏者”，以反艺术、反建筑的手法，站在建筑之外，思考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同时生动描写了他与艺术家们的交往经历，讲述他们合作参加大阪世博会的盛况，以及对时代的反省。六十年代的矶崎新是一个先驱者，他认识到，未来的建筑一定是全球性与本地化的统一，所有建筑师乃至所有现代人，都要面对这两种力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