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 【正版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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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 【正版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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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阳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49117

出版时间2013-08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32元

货号9787532149117

上书时间202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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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九五品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高阳对历代王朝兴废得失的关键,一直有独到的研究,对清代历史及清朝皇帝的行谊,尤其有深入而精辟的见解。而文笔之优美,论述之周密,更是精彩绝伦,是文人士子读史之必备,也是爱好历史小说者不可不读之作。本书讲述了乾隆、嘉庆、道光几个大清皇帝。

作者简介
    高阳,台湾地区有名历史小说家,本名许晏骈,出身于浙江钱塘望族。一生著作有九十余部,其中《李娃》、《慈禧全传》、《胡雪岩》、《乾隆韵事》等著作确定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其作品畅销几十年,雅俗共赏,读者遍布华人世界,故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

目录
高宗——乾隆皇帝
仁宗——嘉庆皇帝
宣宗——道光皇帝

内容摘要
 大清自入关至王朝结束,历经二百多年,从开国的努尔哈赤,到康雍乾的盛世,同治光绪的维新振作,再步入晚期的衰弱不振,都揭示了一国之兴衰与帝位人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的皇帝》系列是高阳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历述大清历代皇帝之行谊,深入剖析大清由盛转衰的原因。内容鞭辟入里,见解独到,亦至情至性,堪称高阳的代表巨著。是文人士子读史之必备,也是爱好历史小说者不可不读之作。
  《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讲述以下几个皇帝:清高宗——乾隆(1711~1799)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六次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为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清仁宗——嘉庆(1760~1820)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在位二十五年,惩治贪官和珅,肃清了吏治。他继续推行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清朝落后于世界大潮,同时,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大清王朝由盛转衰。清宣宗——道光(1782~1850)嘉庆的次子,在位三十年,继位之初,就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为力图振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也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的条约。

精彩内容
 孟心史于其所著《清代史》中有一段评论,非常中肯,引录于下:鸦片案之赔款割地,战败以后事也。所异者,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邓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顾。惟海岸线长,不能得复有如林邓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内,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并谴及力能却敌之邓,乃至并谴及御敌获胜之达洪阿、姚莹。此皆满首相穆彰阿所为,而汉大学士王鼎至自经以尸谏,请处分首辅,而为首辅所抑,竟不得达。林则徐褫职,裕谦奏请入浙协办,则必令远戍伊犁,惟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则徐助塞河决,又力促其赴戌。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叹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与英人情热,使卒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大用;耆英则议和之后专任为通商大臣,盖帝犹尊祖制,重任必归满洲,满洲无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济之,以乞和为免祸之至计,故口憾之而实深赖之也。
“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此一语最能出穆彰阿之奸。当冲突初起,九龙炮台击沉英舰时,奉旨嘉奖,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完全为鼓励钦差大臣林则徐及粤督邓廷桢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即为穆彰阿希望林则徐轻举妄动,吃个败仗,便好举以严谴。
不意林、邓海防严密,连英国人亦加称许,于是派琦善代林,撤战备,主和议,反以“糜饷劳师”、
“办理总无实济,转至别生事端”为林则徐的罪状,用心之恶毒,无与伦比;而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人关以来所未有。
鸦片战争的始末,我们在中学教科书中即已备知其事,不必赘述,我特别介绍孟心史的观点,此案为“清运告终的萌芽”,想为读者指出时代交替、世局
转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即我在前面所说的,政治领导阶层中,汉人与旗人优劣对比的强烈,莫过于道光一朝。
在此以前,汉人已有此感觉,而不敢透露,旗人则仍旧侈然自大,根本不知道他们与汉人的关系,正由支配阶级转变为被支配阶级。自经鸦片战争案,双方都自然而然地作了自我评估,确认了汉人比旗人来得高明这个事实,而构成了在政治责任上的心理突破。此为导致以后错综复杂的时局演变之一个主宰性的因素。
现在先谈体认到汉优旗劣这个事实以后,因人而异的心理上的变化。可分汉人与旗人两方面来观察。
在此以前,受孔孟思想熏陶的正统智识分子,从政以后,一切行事受忠君与爱民两个原则的支配,如果天子圣明,则所施多善政,忠君与爱民两个原则皆能善现,是最理想的事。但大部分的情况,是在调和这两个原则,即如何爱民而又不悖于忠君,或者虽忠君而求不至于使民间太痛苦。不过从基本上来说,总是信任在上者的领导能力,持无条件服从的态度。
从嘉道年间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上者的领导能力深受怀疑,但忠君的态度未变,因而在心理上有一突破:事情还是要我辈来做,对朝廷不必寄予厚望,而做法上又因各人的性情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弹性。
弹性最大的是胡林翼,只求办事有效,不惜委曲求全,如刻意交欢官文的事例可证。其次是曾国藩,弹性有一定限度,超出他体制改革能够接受的限度,常不顾迁就。最缺乏弹性的是左宗棠,他与朝廷争辩时,几于攘臂而言。
P2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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