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口述史（地方卷）（“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书系）

该书精选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通过对王茂林、于幼军、杨汝岱、孙英等数十位省部级老领导、老同志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全面回顾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内容涉及陕西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重庆计划单列往事、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玉树灾后重建、凤阳大包干等。书中所有文章均为亲历者*人称讲述，他们多为重大事件亲历者、决策者，并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位。书中既有对事实的回顾，也是亲历者心路历程的呈现，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该书精选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通过对王茂林、于幼军、杨汝岱、孙英等数十位省部级老领导、老同志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全面回顾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内容涉及陕西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重庆计划单列往事、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玉树灾后重建、凤阳大包干等。书中所有文章均为亲历者*人称讲述，他们多为重大事件亲历者、决策者，并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位。书中既有对事实的回顾，也是亲历者心路历程的呈现，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曲青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教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200篇。 
吴德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目录

创安定团结局面，促改革开放大业
——主政山西期间的若干回忆李立功 / 
山西工作若干施政举措的回顾王茂林 / 
关于太原改革开放的几点回忆孙英 / 
与煤炭负重前行
——回忆我在山西当省长王森浩 / 
在山西工作的若干回忆张维庆 /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太原
——太原工作几点回顾王云龙 / 

我在辽宁营口的主要工作经历
——孟凡利访谈录 / 

沈阳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张行湘访谈录/ 
工业调整站位高上海发展别样好
——亲历上海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蒋以任 / 
上海清算所从外滩启航许臻 / 
江苏省对友好城市的建立储江 / 
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前前后后陈焕友 / 
昆山发展的起步韩培信 / 
江苏军民抗击1991年洪水的斗争沈达人 /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江苏奠定基础韩培信 /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作铁瑛 / 
回顾浙江省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整党工作陈法文 / 

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谢高华 / 

关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张劲夫 /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王光宇 /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前前后后王郁昭 / 
凤阳大包干陈庭元 / 
从“百废待举”到“杀出一条血路”
——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忆习仲勋 / 
先走一步真先走
——任仲夷访谈录 / 
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刘田夫访谈录 / 
风口浪尖弄潮头
——厉有为访谈录 / 
海南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架的探索与实践
——刘剑锋访谈录 / 
关于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回忆廖伯康 / 
重庆计划单列往事陈之惠 / 
我所了解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推进过程甘宇平 / 
献给直辖市的礼物：解放碑步行街余远牧 / 
重庆应对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重重困难孙同川 / 
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杨汝岱 / 
西部大开发生态保护为先张中伟 / 
探索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宜宾模式”孙文启高万权张明泉肖健康陈希淼 / 
我见证了二滩水电站建设的整个历程韩国宾 / 
绵阳科技城的建立杨海清 / 
凉山州天然林禁伐与保护工作回顾肖光成 /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回顾马汉儒 / 
云南省元谋县大塘子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过李国有 / 
中泰合作修建景洪电站始末刀国栋 / 
云南民族工作“五个率先”经验由来和决策过程格桑顿珠 / 

陕西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陕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徐山林访谈录 / 
我所亲历的西安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石柱亚 / 
彩虹从这里升起
——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建设记事郑耀林 / 
甘肃尕海则岔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亲历陈有顺 / 
改革开放后我在柴达木的三次考察朱新德 / 

青海西部大开发中难忘的几件事苏森 / 
我所亲历的玉树灾后重建才仁当智 / 
果洛民用机场项目立项的前前后后吴自强 / 
长春农博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安冬炜 / 
我与哈尔滨市的改革与发展宫本言 / 
西安的扩大开放和经开区的创业马振华 / 
布什的西安之行朱景琪 / 
知识改变命运 岗位成就事业许振超 / 
怀念杨善洲自学洪 /

该书精选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通过对王茂林、于幼军、杨汝岱、孙英等数十位省部级老领导、老同志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全面回顾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内容涉及陕西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重庆计划单列往事、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玉树灾后重建、凤阳大包干等。书中所有文章均为亲历者*人称讲述，他们多为重大事件亲历者、决策者，并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位。书中既有对事实的回顾，也是亲历者心路历程的呈现，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曲青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教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200篇。 
吴德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先后找我谈话，提出要我回山西工作。
当时，我对到山西工作有顾虑，并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说：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但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乱，我是山西人，在山西有不少熟人，回山西恐怕不好办。胡耀邦对我说：找来找去还是你去山西合适，因为你对山西熟悉，“文化大革命”时你又不在山西，不论这一派那一派，你都没有介入，好处理问题。他还说：霍士廉、罗贵波同志年龄都大了，你身强力壮，对山西熟悉，了解情况容易，你去比较合适。他还让我再找宋任穷、万里谈一谈。宋任穷、万里与我谈话的内容同胡耀邦谈话的精神一样，并明确告诉我回到山西之后任省委常务书记，霍士廉任书记，罗贵波任第二书记，要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先过渡一下，将来接班。还嘱咐要我回去之后，先抓一下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央的信任和支持，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消除了我的顾虑，我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回到山西后努力工作。1981年5月21日，中央决定任命我为省委常务书记。1983年3月，中央又决定由我接替霍士廉同志，任省委书记（不再设书记）。1991年3月5日，王茂林同志当选为山西省委书记，我改任省顾委主任。
消除派性，为改革开放清障
（一）消除派性，重中之重
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求，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我回山西之前，霍士廉、罗贵波等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山西的工作重心还没有完全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工作也遇到了不少阻力。这阻力不是别的，主要是派性在作怪。我回山西后的个突出感觉，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遗风、派性十分顽固，不仅在群众中派性仍然存在，而且在省委和一些地、市委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一些人受派性影响很深。特别是在研究落实政策、清查善终、平反冤假错案、人事安排等关于人的问题时，对立的情绪很快就冒出来了，大家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各有各的一套理论，有些观点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而领导班子内的这种分歧和对立，与省直机关及各地、市都有联系，上边一开会，下边马上就知道了详细情况，随之引起了下边的分歧和对立。1981年8月13日到17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来山西视察工作，他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做重要讲话，严厉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山西干部队伍中当前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团结不够亲密，不够坚强。换句话说，疙瘩还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特别强调，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错了，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凡是被斗错了的同志，不能赌气，不能凭意气办事；改变了工作岗位的同志，应当高高兴兴到基层补课，不能跟组织顶牛，任何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明确的立场；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我意识到，山西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不消除派性，不加强团结，那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消除派性、增强团结，是山西工作重心转移的当务之急。
山西的派性斗争，从根本上讲，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特殊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它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制造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多次直接插手山西，使山西两派的斗争屡禁不止。从实质上讲，突出地表现在对权力的争夺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江青就支持省委、省人委领导班子中的几个人夺山西省委、省人委的权；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又今天点这个人的名，明天点那个人的名，利用造反组织相互争斗，肆意制造混乱。而群众组织中的一些派性头头，又在领导班子中寻找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又反过来利用造反派保护自己、扩充势力，从而形成了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中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且这种派性斗争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反复的次数比较多，所以疙瘩越结越多、越结越大、越结越紧。据我回到山西后的观察，在省委领导班子中，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仍在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干部的认识和使用上。受派性影响严重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干部的观察，往往漠视客观事实，不顾党的德才兼备、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以派性标准代替一切。
由此，我深深感到必须坚决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这个问题不解决，山西的工作重心要想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把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保证社会安定，作为山西改革开放的“前期工程”来看待。
（二）着力摆脱派性对领导班子的干扰
我刚到山西时，两派斗争尚未彻底解决。当时，我有一个老办法，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认为，山西的广大干部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多数人本质上是好的。闹派性闹得凶的，只有少数人是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