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章读本（川端康成作品系列）

关于“表现”的细微讨论，我们姑且不做，我们眼前反复要讲的只是，“表现”是连接作者和读者之间心理活动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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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这种艺术依靠语言和文字存在，我们通常只有通过文章来实施表现。正如绘画的表现通过线条和色彩，音乐的表现通过声音来实现一样，小说的表现则是通过文章得以实现。
小说的结构因素也需要通过文章的表现，才能促成小说的终完成。无论多么巧妙的情节构思，如果小说的表现方法笨拙，其创作意图恐怕连一半都无法传达给读者。俗话说，“诗人不唱，小说家不写”，这只是语言逗趣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书写，小说才能得以成立。作家心里构思的一个故事，只要不表现出来，那是永远也无法成为小说的。
对于艺术而言，表现至关重要。这就是说，文章对于小说而言，具有控制其命脉的重大意义，只有发挥文章的精髓，才能使小说成为艺术而存在。无论古今东西，作家都是为此在与语言搏斗之中终其一生的。如果无法灵活运用语言，作家就要丧失作为作家的生命。在明治时期，除了作家、文士、小说家这些词汇，还有一个词叫作“文章家”。“他是文章家”，曾经是可以这么用的，今天听起来多少有些怪异。但是在当时，人们认为小说即文章，所以小说家即文章家，毫不奇怪。人们不说“那部作品是杰作”，而说成“那是堂堂的大文章”。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自古以来对于小说而言文章是何等重要，小说即文章，文章即小说，或者说小说与文章在过去的使用中意思似乎完全相同。至少可以说，那时对文章的重视非今日可比。今天的作家动不动就说，文章、表现这些东西就是一种技巧，是雕虫小技，重要的是内容、思想，只要内容思想好，文章表现是无所谓的。至少在过去，要修炼成作家，也就是要锤炼出好文章，那种拙劣的文章表现是绝不成的，哪怕你的内容思想再好，也不行。对于过去和现在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认识，我们无法轻易判定哪种为好，我们可以说的是，今天不用说读者，就连作家，对于词汇、文章、表现等的认识都显得过于随意。
语言和文字的创造，在人类的创造物中无与伦比、令人惊叹。宗教里，“无言”之中可以发现种种意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时时可见那种对于没有文字时日的心灵上的乡愁。但是，我们可以说，由于语言和文字的发现，人类的精神和文化获得了无限的发展。
当然，语言在赋予人们个性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个性。当一种语言为他人所理解时，就给予了人们复杂的生活方式。也许人们在获得文化的同时，作为代价，也就失去了真实。语言的理解基于人与人的契约。可以说，以语言为表现介质的小说，因此也就拥有了“契约艺术”的可悲宿命。无论怎样革新表现的形式，人们也无法摆脱语言、文字的制约，获得彻底的表现自由。但是，人们仍然一直在对抗束缚他们的语言文字，谋求自由和解放。这样的历史，就是开拓文学新境地的历史。
文章既是小说的生命，同时也是小说发展的制约者。文章不锤炼，就会失去表现的自由，而一旦臣服于文章，就可能产生自我发展的障碍。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有志于小说的新人而言，文章、语言永远是他们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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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各国都有各国的文章一样，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代也有相应的不同文章。
平安朝时期有平安朝时期的文章，元禄时期、近代、战后都有各自时期的文章。“平安朝的物语文学”“战记物语”“黄表纸”“自然主义文学”“战后文学”等，如此数来，便可一目了然。如果再细分的话，每个文学流派又有各个流派的文章，“新感觉派的文章”“自然主义的文章”“左翼文学的文章”“先锋文学的文章”，看到这些划分，我们就再清楚不过了。而且，每位作家又有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体。
也可以说，一个作家只要没有自己独有的文章、文体，那么他就成为不了杰出作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个性毫无疑义必然要在他们的文章、文体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只要看一看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我们文坛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无论是自然主义运动、人道主义运动，还是新感觉派运动，抑或战后自称先锋派的年轻一代的文学运动，他们的文艺革新、新文艺的创立，必然总是伴随着表现、文章的革新。
旧瓶无法装新酒，没有新的表现，没有新的文章，就不可能有新的文艺。只要看一看当今文坛，我们就会知道，越是出色杰出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文体越有特点，越出色。同时，新的思想、新的内容，总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的表现、新的文章。真正的文章论总是具有广度的文学论。
譬如，今天我们理所当然使用的这个“文章”“文体”，在明治初期，就令我们尊敬的先人们为它们的确立付出了极大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