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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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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曲辉 著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716010

出版时间2017-0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8元

货号24230157

上书时间202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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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自诞生之日起，儒学便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当中，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朝代更迭等因素都影响着儒学，而儒学往往也在理念与方法等方面顺势革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6-17世纪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王阳明心学在此期间创立，随后发展出各种流派，一时之间“阳明心学”蔚为大观。然而，王门后学有发挥阳明精义者，也有陷入“狂禅”“归寂”者：明清鼎革，王学末流的空疏备受指责，经世致用之学大盛，“以礼代理”说、考据学等活跃于当时。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试图对该时期儒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同时将儒学发展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力图廓清源流，呈现儒学发展的原因、方向及面貌。


作者简介
曲辉，山东烟台人，博士。现为北方工业大学教师。

目录
导论

章 明代政治环境与士人心态
节 “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一代”
第二节 “君子思不出其位”
第三节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

第二章 明代学术的发展
节 “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
第二节 “盈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
第三节 “日用常行”与“慎独…‘意根”

第三章 清代学者的反思及以礼代理的出现
节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第二节 “吾辈今日学问正从日用常行中见”

第四章 儒学由内到外的转变及其影响
节 由“内在超越”到“外在规范”的转变及原因
第二节 清代士大夫气节之转变
第三节 “以礼代理”的困难

内容摘要
　　自诞生之日起，儒学便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当中，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朝代更迭等因素都影响着儒学，而儒学往往也在理念与方法等方面顺势革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6-17世纪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王阳明心学在此期间创立，随后发展出各种流派，一时之间“阳明心学”蔚为大观。然而，王门后学有发挥阳明精义者，也有陷入“狂禅”“归寂”者：明清鼎革，王学末流的空疏备受指责，经世致用之学大盛，“以礼代理”说、考据学等活跃于当时。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试图对该时期儒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同时将儒学发展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力图廓清源流，呈现儒学发展的原因、方向及面貌。


精彩内容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
　　晚明刘宗周曾经斩钉截铁地对朱子哲学的心性论提出批评：“盈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这是明代心性论的一个新发展，后来陈确的“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颜元的“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等都从此出，可见当时对程朱，特别是对朱熹的心性论已普遍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是与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分不开的。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心性理气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主要阐释一下他关于理气、心性的一些说法，以与明代做比较。儒家关于性善的学说，始于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然而，孟子对性善的论证并没有充分展开，特别是对人们行为中恶的行为一面没有做出说明。之后，又出现了荀子的“性恶说”、扬雄的人性善恶相混说等。至宋代二程提出“性即理”，也就是说人性符合宇宙秩序及其在人家社会的运行规则，但是这种天授式的人性理论还是没有具体到个人的性格品质。至朱熹则提出天地之间理气皆有，人物的产生是禀受天地之气为形体，人类禀受的天地之理为人的本性，而人形质由气形成，人性是理与气融合而成。同时，朱熹对孟子的说法提出了不满，他认为：“孟子只是大概说性善，至于性之所以善处也少得说。须是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处，方是说性与天道尔。”这里“继之者善”是指天命之理，“成之者性”是指人物之性，朱熹认为孟子的“四端说”只是从道德情感活动追溯，还是没有阐明人性的根本依据和来源。朱熹认为人性是“天地之理”的一部分，人物之性是接受到的天地之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本来是善的：“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日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日命，在人则日性。”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性本无不善，但是实际上：“人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底，此是气禀不同。”②由于人是由形质组成的，形质在朱子看来是形而下的气，而气又有清浊偏正，人禀气的清浊偏正决定了人的圣贤愚不肖：“又云，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中之粗渣者为愚不肖。”当然，不论是人禀受天理还是人形质的清浊偏正，都是一个自然的、无意识的过程，气禀的复杂多样性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同时，气质对性理起到了遮蔽作用。朱熹除了认为气质直接决定人的善恶品质之外，朱子更注重气质的浑浊对善的本性的隔蔽：“且如此灯，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者。气质不同，便如灯笼用厚纸糊，灯便不甚明；用薄纸糊，灯便明似纸厚者；……撤去笼则灯之全体著见。”③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说，本来性是全体具备的（只是仁义礼智可能不是很平均），但是由于气质不同则表现出来就不同。有了气质，则有气质之性。在朱熹看来气质之性是指天理之性与气质的混杂：“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可见，由于人物都是禀气而生的，则气质之性是人所必有的。又因为气质是朱熹为了解释善产生的原因而引入人性论的观点，因此气质之性必然是负面的、是与恶相联系的。然而，朱熹并不是一味斥责气质之性，而是认为：“性只是理，气质之性，亦只是从这里出。若不从这里出，有甚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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