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

作者、 

索引

，23位在中美两所高校任教、具有不同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通过各自的研究，建构起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史学笔谈，内容涵盖史学理论、史学史、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既有对传统史学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革命史、文化史等）的精致个案研究，也有对新兴史学领域（如老年史、口述史、跨国史、环境史、数字史学、新劳工史等）的深入评介，展示了中美历史学家对全球化呈现的挑战的一种积极思考与想象——如何以更为多元的方式和更为丰富的材料来研究和讲述历史。

 (1860—1910)》，《原则与妥协: 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世界历史第11卷》（合著）。译著包括《美国自由的故事》和《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

——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同思想存在，以及、和的，正在改写传统的经济规律和5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共同在重新

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知识的分享达到了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的也多彩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历史叙事，甚至价值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也迫使历史学家反思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从事，成为历史学家不得不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大问题”进行思考的一种努力，但它提供的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目前可能也没有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回答。本书呈现的可谓是一种“思想碎片的组合”。如何理解呢？本书——历史学家，并且分享对全球化时代的史学研究和的深切关怀。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大问题”共同进行思考的基础，因此也就有可能产生意义相关的“思想碎片”。

“老年”作为新所该国内201522历科在济南举行“合理合法地”将其纳入现行专业评估体制的程序。康艾琳刻意在讨论中加入对中国传统的梳理，彰显这一学科并非是西方学界的独创。慧黛米对影响力巨大的深入展示了环境史学在纵横双向上具有的广大研究空间。

……

“做”历史的问题，我们并不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共同引发我们去思考超出各自研究之外的问题，并至少在三个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在研究视野方面“民族国家”的思维框架所遮掩和淡化的历史，跨国史“跨域借鉴”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史学实践。“跨域借鉴”是卢淑贞教授在描绘外交史领域的史学史发展时使用的词，可以直白地理解为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我们认为，“跨域借鉴”的含义更为深远和丰厚。它的含义不单是指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或解释模式。它并不主张在方法论上的生搬硬套，它也不否认史学拥有独特的实践形式“跨域借鉴”有一种更高的期许——它赋予历史学家一种新的观察和想象历史的眼光，它鼓励历史学家摆脱过去那种以单一知识结构、单一方法训练和单一语言和单一种类的材料（包括口述和文字材料）作为基础来生产历史知识的模式。历史学家必须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和眼光来做历史和开辟新的史学路径。再者，在研究工具与研究技能方面，我们注意到，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材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和呈现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变化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此刻和未来的研究质量，也决定着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我们深感，历史学家不仅需要熟悉和驾驭电子化的史料资源，而且还需要积极参与到电子化史料的建设之中，这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们同时认为，至少在另外两个意义上，本书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它是中美学术一次特殊合作的历史记录。中美学术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形式多样，但发生在历史学者之间的、以专业院系为基础的集体交流与合作，应该并不多见，很有可能这是次，所以意义非同寻常。其次，本书也是一次打破“行业隔阂”的尝试。因为专业分工的原因，隔行如隔山，不同史学领域的同事，即便在同校同系共事，也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就共同关心的史学问题进行有深度的交流或合作出版文集。本书则力图显示，不同背景的历史学者能够坐在一起，通过思想的冲撞，学会欣赏彼此的工作，并找到能够分享的东西。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将我们对全球化时代历史学者工作方式的想象付诸于实践的结果。

20年 

R. Scott Moore） 

“历史，作为一种探索知识的领域，此刻正站在其观念被颠覆的悬崖边上。” 

“在21世纪的早期，我们很可能会面临史学专业的重造，这一新使命的广阔前景将令我们受益无穷。” 

5世纪写作了一部关于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史，他在导言中提及为何要记录这场战争历史的原因：“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在此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项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灭无闻，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记载下来。”他的继任者，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史学之父”的修昔底德，在其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导言中也表示了同样的目的： “作为雅典人，我修昔底德写作了这部发生在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的历史。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从前发生的任何战争都更有记忆的价值。”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他的《罗马史》中写道： 

“史学被赋予了评判过去、并指引人们从中获取对未来的教益之功能。但当前的史学并不期望去承担如此高远的责任。从根本上讲，它希望做的只是展示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作为一个领域，从早的历史学家开始，史学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自身的研究方法。这并不是说它从未改变过（尤其针对过去一个世纪而言），而是说它发生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历史学家使用的基本方法和欲达到的基本目标。譬如，历史学家及时而正确地扩展了研究主题，将更为多元的群体（如妇女、少数族裔和其他被从前史学忽视的群体等）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并发展和借鉴了新的哲学方法论（如社会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理论等），然而，史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并没有改变。但在过去的25年里，这种“静态”开始发生松动和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对史学研究、成果呈现与出版技术的掌握，在未来的20年内，史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及其随之产生的新史学将给这个领域带来更大的变化。

 “数字史学”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它强调在史学研究中更多地使用数字技术。正是它的发展导致了史学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虽然历史学家经常使用“数字史学”一词，它也频频为网络、出版物、访谈、学术会议或大学网站所用，但它却没有一个精确而具有共识的定义。不同的人和机构对它的使用既有关联却又不同。一方面，这是一个人人都能识别并可描述的词；另一方面，要对他人准确说明该词的定义又是十分困难的。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数字史学”也许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任何使用数字技术来创造、强化或传播历史研究和史学成果的实践（研究方法、期刊文章、专著、博客写作、课堂活动）”。 我在本文中将使用这个定义，因为它有包容性；如果数字史学作为一个领域要想获取成功的话，它必须将与自己相关的所有方面（研究、出版和教学）都包括在内。

10年里进步迅速，并在可见的未来会更快地成长。尽管如此，人们对它仍然存有诸多的误解，包括历史学家在内。为此，我们需要对数字史学的演进、围绕它所产生的种种误解以及它对未来史学研究的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不仅为它的实践者而且为更大范围的史学实践者展示该领域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