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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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午晴
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180789
出版时间2008-07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6元
货号23318395
上书时间2024-12-2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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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探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为主旨，但这种探讨类似于“管窥”。
“管窥”者，首先是一种态度。
所谓文化心理，可以说是人们生命历程中渗透了文化意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从理论上说，有关文化心理的探讨首先要面对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何谓文化？如何理解文化意义？如何理解文化意义对人们生命历程中心理活动与行为的渗透？如何理解人们在生命历程中对文化意义的主观建构与再建构？ 由此，我们对文化心理的理解绝不是在既有的心理学知识范畴上简单地贴上一个“文化”标签，而是需要在充分了解和反思既有知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上，对文化概念、文化意义及文化与人们心理活动的相互关系进行新的探索。
诚如台湾学者余徳慧（1996）所言：“文化心理学所开展的正是人文领域已开发的课题——宗教感、诗意、乡愁、情爱与生病等活动，但却不是站在传统人文学的知识论，反而是心理学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被视为人类重要的心理学领域，在科学的心理学却如荒漠。这并不是科学心理学的错，它原本就不会发现这些领域。惟有知识论的移位，我们才能看到这些深乎人心的心理学领域。”
具体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中国人生命历程中渗透了中华民族文化意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我们一方面关注民族文化与国人心理、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关注这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即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
中国人果真有自己独特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吗？其自我、人格、认知方式、情感表达、角色行为、人际关系及群己关系等心理表征与行为是否与西方人不一样？其实，我们既然确认文化与人们的心理活动、行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既然确认不同族群之间存在文化差异，那么，不同族群之间人们的心理活动、行为自然存在差异。当然，事物之间在某个面向上存在“差异”，也不排斥其它面向上的“相似”，在多维视角下，两者并非矛盾。由此，中国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无疑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那么，如何理解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如何体现？
在笔者看来，有关文化心理的理论探讨自是任重道远，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也是深不可测。笔者近些年虽然努力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进行考察和探讨，但所见范围极其有限，远不足以得出有关中国人文化心理特性的架构性、系统性认识，故自认“一管之见”。
其次，“管窥”是一种方法。
早期著名汉学家明恩浦（Smith,A.H.,1899,2012）曾说：“要观察一个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一个上好的方法就是揭开其屋顶，不过，前提是不能干扰房子里的人。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人，就必须揭开他们的屋顶，去了解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这对于外国人来说，难于上青天。不过，她可以模仿中国人，将一个湿手指放在纸窗户上，使得纸窗户上留下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至少能够观察到某些东西。虽然本书（即《中国的乡村生活》，原名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1899）由一些既不同质又不太连贯而且相当不精致的章节组成，但是，这些章节都是关于中国人实际生活现象的研究，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即有赖于上述‘窥洞’。”
看来，“管窥”早已被人当作一种观察、研究人们生活现象的方法了。其实，“管窥”的本意除了“一管之见”，还有“暗中察看”的含义。而“暗中察看”正好体现了一种“客观精神”，即在不干扰观察对象的情形下，了解和把握其原貌。当然，笔者认同将“管窥”提升为一种有关人们生活现象的研究方法，但并不主张研究者制造原始的“窥洞”以隐身于现场（实际上，这种方式可能受到侵权指责或伦理上的诘难），而是强调采取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隐蔽方式，以致当事人不意识到研究者的“在场”，至少不能及时察觉研究者的真实意图或完整的意图，从而达到“暗中察看”的效果。事实上，当事人一旦当场明了研究者的真实意图或完整意图，事情真相就有可能偏离研究者的视域，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就笔者的研究体会来看，由于中国人在公域与私域两个面向的表现存在极大的反差，而且对陌生人、外人的“在场”也高度敏感，因此，“管窥”的方法对于考察和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现象而言，效果尤为显著。
诚然，当今有关文化心理的探讨突显知识论、方法论的转向或创新。 不过，“管窥”的方法与之并不矛盾，毕竟真实资料的获取是所有理论探讨的基础。事实上，“管窥”不对“‘实在’(realities)为何物”预设严格意义的立场和观念，即“存而不论”，而只是一种强调采取隐蔽方式以消除研究者“在场”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从而获取可靠、有效的经验资料或把握人们实际生活现象的方法。至于有关经验资料是不是“实在”的体现，其意义如何，当然有赖于研究者的理解，有赖于研究者与有关当事人的进一步接触、沟通，有赖于研究者将自己的视域与关注对象及社会文化语境勾连、对话、融合的解释力度。因此，“管窥”方法并不排斥实验、问卷、参与观察、深访、焦点小组讨论、民族志及史学等各种量化与质性的研究方法，当然也不排斥研究者以各种理论视角来解读经验资料。
再次，“管窥”也是一种成效。
笔者不敢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但求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一点见识，有一点理解，有一点推测，有一点体会。具体地说，本书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探讨由上篇《中国人文化心理论题》和下篇《中国人文化心理反思》构成。
论题“推己及人——一种人心理解方式”提出，“推己及人”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人心理解方式。作为一种人心理解方式，“推己及人”的实质就是通过虚拟他人所处情境，从而自我体会以通达他人内心世界；与西方科学主义的人心理解方式和解释学的人心理解方式相比较起来，“推己及人”的人心理解方式具有主体性、鲜活性、完整性及拟真性等特性，其文化价值或意义极其突显。
…………
导语摘要
所谓文化心理，可以说是人们生命历程中渗透了文化意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管窥》是作者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现象的“一管之见”、 “暗中察看”，也期待“窥一斑而见全豹”。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上篇通过7个基本论题探求中国人独特心理和行为的文化特性；下篇针对中国人一些负面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分析、诠释、反思或批判，议题涉及文化观念，文化性格，文化偏好，文化习俗，集体表征，角色扮演，以及私人关系，等等。
作者简介
陈午晴，男，1962年生人，1997年于北京大学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变迁、文化心理学及婚姻家庭问题。已出版代表作有《人我之间》、《当代中国的单位变迁与家庭变迁》。
目录
绪论
上篇：中国人文化心理论题
推己及人——一种人心理解方式
中国人关系的游戏意涵
公私之辨
中国人的关系认同——以人际称谓偏好为例
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动力
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
“我们华人”的意义——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下篇：中国人文化心理反思
中国人的权威人格
中国式开会
中国人的表里不一
中国人对标语口号的喜好
民众对社会地位的降低认同
中国人的任人唯亲
中国人的随大溜
中国人的好为人师
中国人过节，意在别处
中国人拒绝AA制的理由
中国人对私密空间的不注重
中国人为何活得比较累
中国人的君子之交
亲友之间的借条
中国人防范借钱不还的策略
中国人的仇富情结
起哄者与做秀者
中国人为何难接受心理咨询
心理困扰者为何上电视节目
“心理测试”的欺骗性
中国人的望子成龙
中国父母的血亲占有欲
中国人的“家丑不可外扬”
“父亲背影”的意义
内容摘要
所谓文化心理，可以说是人们生命历程中渗透了文化意义的心理活动与行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管窥》是作者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现象的“一管之见”、 “暗中察看”，也期待“窥一斑而见全豹”。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上篇通过7个基本论题探求中国人独特心理和行为的文化特性；下篇针对中国人一些负面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分析、诠释、反思或批判，议题涉及文化观念，文化性格，文化偏好，文化习俗，集体表征，角色扮演，以及私人关系，等等。
主编推荐
陈午晴，男，1962年生人，1997年于北京大学获得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变迁、文化心理学及婚姻家庭问题。已出版代表作有《人我之间》、《当代中国的单位变迁与家庭变迁》。
精彩内容
中国式开会
开会是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班会、运动会、家长会到联欢会、政治学习会、总结表彰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务实或务虚碰头会、讨论会，不一而足。我们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会，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参加多少会，但我们知道，只要活着，还要开会！开会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活动的一种惯常模式。
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开会似乎总是一种不愉快、不舒服的体验。我们不情愿去开会，可不得不去；我们去开会了，可多我们一个不多，少我们一个不少；我们想忘却过去的开会经历，可马上又要参加一个雷同的会议……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开会，作为一种群体活动，必然存在一些基本要素，诸如会议主题、与会人员、会议议程、会议目标，以及开会的时间和地点等等。可见，开会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即便开会的动因可能出于单位领导一拍脑门子的想法，但开会的落实总还需要若干人等来执行、捧场。犹如红花的鲜亮总是需要绿叶来衬托，开会的“光彩”也是一个需要匹配的整体效应。
固然，开会首先需要在事前进行大量坚苦卓绝的筹备工作，只是这种筹备工作往往是在我们一般人不知晓的情形下就悄悄完成了。也就是说，开会之前早已私下安排了一切。
我们被通知开会，但通常不知道究竟什么人、多少人与会，当然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决定与会或是不与会。反正，叫你参加，你就参加，你不参加，后果自负；若没有叫你参加，你就没有参加的资格。
作为与会人员，我们一般会事先知道会议的主题大体上是关于什么什么，可我们无从了解会议的确切主旨，自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更有甚者，一般除了得知开会的时间、地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也可能事先知道会议的表面目标是什么，但不会知道其真实的内在目标；假使我们的确事先知道会议真实的内在目标，那只是因为这个目标的达成早已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秘密，其成败与我们是否与会无关。
或许我们有幸事先知道会议议程大体上的步骤，但不会知道其通向会议真正目标的关键环节究竟在哪；即便我们可能洞察会议议程隐含的内在秘密，我们也只有假装不知道并被动接受。
按理说，我们一般人应当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决定与会或是不与会。即使没有权利，也总得有个理由吧？我们作为与会人员，也应当对会议主题、议程、目标的确立及其正当性有质疑的权利，因为会议终的结果可是假借了我们与会者集体的名义啊！
那么，是谁在开会之前早已私下安排了一切？谁又知道开会之前早已安排的一切？当然是单位领导及其亲近的追随者。由此，会议尚未开始，与会人员中其实已经“先天”存在了不平等的类属。
筹备工作既然已经安排就绪，接下来的就是正式会议了。如果说开会的筹备活动类似于戏剧演出的后台准备工作，那么正式的会议自然就相当于一出戏剧的前台表演了。
通常，会议总是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由预定的与会人员围绕预定的主题、按照预定的议程、朝着预定的目标进行。主持人的开场白，单位领导的主旨宏论，与会人员的发言、讨论、表决，等等，会议的进程有条不紊，表面上会议的气氛亦颇为民主。其实，中国式开会的实质就是单位领导发表讲话，其次才是领导追随者的发言，以及一般与会人员的在场。
单位领导讲话是有颇有讲究的。首先，领导肯定得坐在主席台或诸如此类的显赫位置上，如有若干领导在场，则其座次又必定有等级之分；其次，领导讲话不会有什么时间和方式上的限制，他（她）想讲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诸如变换音调、笑容、眼神、手势或插科打诨什么的），哪怕“不小心”念出一箩筐别字，反正他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想笑也不能出声；后，也是为关键的一点，领导在开会前拟定的讲话就是会议主题、目标及其结论，一般勿须讨论，即便讨论，也无非是走过场，形式化而已。
至于领导追随者的发言，自然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其内容和功能无非是对领导讲话中的观点及其潜在意图进行注释、解释、发扬、补充、例证，并将其转化为具体可操作或执行的方案、措施和步骤。一般来说，领导的追随者与领导之间早已存在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关系”，其追随者“身份”在开会之前已经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了。当然，在领导的威严逼视或“巧妙启发”下，开会过程中也不时会有一些并未事先安排的与会人员临时“投诚”，从而斩露头角、栖身于领导追随者行列。
由此说，开会实际上是给威权提供了充分展示其力量的空间或舞台。
正如戏剧表演总是需要主角、配角和观众才构成一出公开的演出，中国式开会也是如此。单位领导自然是开会中表演威权力量的主角，领导追随者则是衬托威权力量的配角，而我们大多数的一般与会人员就是被动领受威权力量的观众。只不过，这个大多数“观众”难得有欣赏威权表演的心情和随意出入会场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多数人正是因为少数人拥有威权才沦落为“观众”，而少数人也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制约他们的权力而显示出自己威权的力量。
作家王小波曾提出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妙不可言。不过就中国式开会这样一个直面威权的特定情境下，与会人员中的大多数既不能不置可否，也不能是“无言的反抗”，多只能是默许而已（且不管是不是内心认同）。事实上，领导在会议上的决定或所谓提议总是毫无例外地被一致通过，不论形式上是与会人员齐声喝彩、鼓掌肯定、举手表决、匿名投票，还是大多数与会人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的确，若非如此，单位领导哪有威权可言？而大多数人也总要继续混口饭吃。故此，与会人员中的大多数或可称作“默许的大多数”。
可以说，正是拜“默许的大多数”所赐，中国式开会才能以群体或集体的名义顺利进行，我们单位领导的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化为了群体或集体公开的共同的决断，至少形式上如此。于是乎，一个个团结的大会或小会，一个个民主的大会或小会，无一例外地正式宣告圆满成功！
如果我们将开会看成一种制造或生产的机制，那么，开会终会生产出什么产品呢？显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会议目标效果，或是形式化的决议、报告，或是非形式化的信息传达、统一口径或指令，等等。其实不仅如此，开会还能生产出许多无形的产品。譬如，社会认同就是其中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心理产物。
一般来说，社会认同是指人们在主观上对自身既定的社会存在方式的确立、认可、接受和接纳的过程或状态。譬如，我们可能认同自己是某种社会角色，即角色认同；我们也可能认同自己是某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类别中的成员，即群体认同或类别认同；我们还可能认同自己与他人存在某种社会关系，即关系认同。诚然，人们的社会认同并不完全由开会制造，但开会作为一种群体公开、共同确认的社会仪式无疑对人们的社会认同有着巨大影响。
就中国式开会而言，其或许可能生产出单位认同、职业认同及角色认同等产品，但其标志性的社会认同产品则是人们对相互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认同。实际上，随着开会的发起者、筹备者们秘密滥用组织安排的职权及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随着单位领导在会议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宣布早就拟定腹稿的决议，随着领导追随者不是坚守职位而是趋炎附势、仗势欺人，随着与会者中出现“默许的大多数”，中国式开会就假借着集思广益、群众参与、公开确认的名义，以一种社会仪式的方式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步具体化、明确化、扩大化、形式化、常规化及正当化，进而心理内化，即形成或强化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自我认同，而这种关系自我认同又进一步确保随后类似的威权表演会议顺利召开，从而源源不断地再现这种不平等关系的自我认同。所以说，中国式开会其实也是各种不平等关系认同的生产及其再生产方式。
应当说，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差异的，如不同的知识、能力、经验、成就、品性及个人魅力等；法国思想家福柯甚至说，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的平等。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实质上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人格和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由此，不论是正式制度赋予人们的权力抑或是人们在非正式制度下滋生、累积的权力，总是应当受到一定的规范牵制，否则，这种权力就很有可能在个人利益驱动下成为一种不能自觉接受约束的威权，进而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人格、权利上的不平等。
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崇尚威权等级的传统，威权自然也不假掩饰地出入于各种公开或私下、正式或随意的场域。与此相应，传统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存在不平等关系认同的文化基因。按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由威权产生的不平等关系及其认同早应失去正当性，可令人遗憾的是，不平等关系认同竟在开会这种原本能体现当代人平等意识的社会生活模式中生根发芽。
对我们个人来说，虽然起初这种开会中威权造成的不平等意识可能是模糊的、抽象的、间接的、零散的，我们不想也不愿意认同或干脆假装认同这种不平等关系，但自小到大，从那个单位到这个单位，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直面这种不平等关系的自我认同，随着一次又一次雷同的与会经验，这种不平等关系认同与日俱增、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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