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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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 著 石仲泉,萧延中 编 田松年,杨德 等 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062440
出版时间2005-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88元
货号9787300062440
上书时间202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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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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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导论
第一篇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
第一章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
第二章党、军队和群众（1927-1937）
第三章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1937-1940）
第四章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1941-1949）
小结
第二篇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
第五章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第六章毛泽东探索一条“中国道路”
第七章中苏分裂的因与果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小结
结束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内容摘要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精彩内容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
（1917—1927）
按照年龄和经历，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人。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通过参加政治团体以及对政治的研究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实际的革命生涯。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极其显著的个人特点，但在总体上，他仍具有五四时代青年的某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的一代”。当然，所有时代的人都在变，因为世界在永恒变化着。但毛泽东一生和同时代人的差距，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不仅要以不同阶段，而且要以不同时代来衡量。中国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中叶，并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但五四时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之，五四时代的人们意识到，那种长期存在的中国式的优越感曾使他们的前辈陶醉，但他们却再也不可能怀有同样的糊涂信念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行这些思想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中国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政治、文化持久动荡的环境中。
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时文献的零碎片断和他自己及别人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了解。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毛泽东大约在23岁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他的这篇文章，虽然写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但却显露出许多个人的特征和思想的脉络，并在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整个文章中最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无法摆脱的意念，是对中国人民要遭受“亡国”灾祸的担忧，“亡国”就是国土沦丧，成为亡国奴。这一主题，是那样广泛地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它突出地表现在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中。
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毛泽东这里同时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这两点贯穿了他以后的一生。但如果他显然是全神贯注在笼统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上，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判断这一点的明确标准，在于他是否理解使国家“富强”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武装力量）这个目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赖于进行社会和文化革命，并把这种革命看作是使国家强盛的必要先决条件。实际上，这篇文章只向我们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几乎没有谈到改良，更不用说革命。
这篇文章中共有20多处出自典籍的引文或注疏典籍的文字，其中12条是儒家的经典，一条是儒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法家先驱人物孙子的，两处是儒家学说的阐释者、宋朝理学家朱熹的，还有一处是朱熹的批评者、明末评论家颜渊的。还有三处提到毛泽东特别喜爱的道家名著——《庄子》。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知识面显然是相当广泛的，因为他顺便提到了各个时期中许多并不很有名的作家的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生平细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2处涉及儒家经典的引文中竞有11条是《四书》的基本精髓）。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暗示，但却包含着来自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近代的、反传统的思想影响。首先是强调尚武精神的重要性，这不但表现在上面所引证的文章开头的话中，而且在叙述中作了“动以工国也”的概括。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毛泽东列举了许多古代英雄的事例，并且摘引了颜渊谴责朱熹“重文轻武”因而造成一种和儒家学说相反的有害传统的一段话。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双重来源（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这一特征，还清楚地表现在1916年写的一封信中，那时他大概正在为《新青年》写研究体育的文章，信中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因此毛泽东不但在开始时强调身体（即物质基础）的至关重要，而且还赞扬了古代中国人勇敢（勇）的美德，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倾向自然主要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像20世纪初许多其他中国人那样，他的思想的发展是当时客观环境的反映，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明朝末年相似，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由于国家军事力量薄弱而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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