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1917年11月7日周三晚八点，接受德国自由学生联盟巴伐利亚分会（Freistudentischen Bund. Landesverband Bayern）的邀请，韦伯在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Steinicke），以“科学作为天职”为题做了一场演讲，这是“脑力劳动的职业”（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系列演讲的讲。[1]德国自由学生运动一直关注德国大学生经常面对的文化政治问题，特别是德国高等教育体制特有的专业化与职业的问题。当时对“青年文化”影响巨大的教学改革倡导者维内肯（Gustav Wyneken），[2]强烈反对将高等教育视为单纯的职业培训。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战前也撰文尖锐批评政府官僚与资本主义的职业工作，斥其为吞噬一切的巨大机器。受这些思想的启发，在自由学生运动中相当活跃的青年学生施瓦布（Alexander Schwab），在1917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职业与青年”（Beruf und Jugend）的文章，将“职业”描述为现代世界中具有致命力量的可怕魔王，与古希腊世界中人的完美处境相比，“职业”在现代欧美“人”的谋生与精神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断送了青年人完整的灵魂，使现代人的生活沦为扭曲与倒错的不幸处境。在这篇尖锐文章的触动下，巴伐利亚的自由学生联盟，决定邀请一批“专家”，探讨在现代世界中生活与精神的关系，尤其是脑力劳动作为职业的情形。曾经撰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被视为是处理这一主题的绝佳人选。

一次告诫听众不要等待先知与救世主的演讲，却意外留下了“先知”与“救赎”的印象，[5]无疑反映了当时听众的普遍渴望。

在发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前不久，韦伯刚刚参加耶拿书商狄德里希（Eugen Diederichs）在图林根的劳恩斯坦城堡（Burg Lauenstein）召集的非正式聚会，在5月和10月两度与桑巴特(Werner Sombart)、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等许多文化人以及德国自由青年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讨论德国当时面临的文化与政治问题（主题分别是“我们时代的意义与使命”和“国家与文化中的领袖问题”）。韦伯曾戏称以往类似的聚会为“世界观的百货商店”（Warenhaus fürWeltanschauungen）。但在劳恩斯坦城堡，韦伯夜以继日地与持有各种不同价值和理念的人交流，激烈反对各种浪漫派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观点。与会的青年尤其受到韦伯“个性与理智诚实”的感召，渴望韦伯这样的人能够引导他们。韦伯夫人记录了年轻一代当时的情绪：

“年轻人则由于拒绝一切传统价值，尤其是持续导致战争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与老一代人分道扬镳。他们渴望更单纯的存在，新的共同体，新的信念。在他们眼中，这个与上帝相异的世界，已经到了该被摧毁的时候。他们期待着新世界，一个超越国族联合在一起的新世界的降生，在这个新世界中，终占配地位的是和平、兄弟之情、团结与社会主义”[6]

在德国政治与文化的危机时刻，青年渴望的是韦伯拒绝担当的领袖或者先知。而韦伯之所以“主动接受”“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邀请，或许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青年。

1919年年中，在演讲速记稿的基础上，经过彻底的修订，《科学作为天职》正式出版。[7]部分因为韦伯于1919年1月28日在同一演讲系列中又做了“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加上韦伯夫人在韦伯权威传记中的错误说法，许多人误以为两场演讲时间相距不久，并误把“科学作为天职”看作是针对1918年战后政治气氛的言论。

《科学作为天职》出版后不久，年仅56岁的韦伯就于次年不幸离世。但这篇不长的文章却在德国学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来自诗人格奥尔格圈子的文人卡勒，在《科学作为天职》出版前，[8]就大声疾呼“科学的危机”（Die K risis der Wissenschaft, 1919年5月），但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对大学中专业化科学的批评，在战前就是受诗人格奥尔格（Stephen George）强烈影响的文人圈中屡见不鲜的话题。在推崇迷狂与灵感的诗人及其追随者那里，“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是否对抄本此处的文本做出了正确的推测”这样一种维拉莫维茨式的科学精神，太过技术化，缺乏人性和创造力。[9]因此，当右翼文人克瑞克（Ernst Krieck）倡导“科学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r Wissenschaft，1920），卡勒立即撰文响应这一主张，并以此旗号抨击以韦伯演讲为代表的“旧科学”。正如特洛尔奇在评论中指出的，这篇文章，虽然言之尚未成理，但却代表了战后一代青年对“旧科学”的不满。卡勒尔对科学的“贬斥”，表面上是对韦伯演讲的批评，实质却是对大学和“旧科学”全面宣战的宣言，社会科学家萨尔茨撰文应战，“捍卫科学”（Für die Wissenschaft gegen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1921），从而围绕韦伯的演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仅熟悉韦伯思想的特洛尔奇与李凯尔特相继加入卡勒尔与萨尔茨的争论，青年文学学者库尔提乌斯与资深的哲学家舍勒也贡献了相当重要的意见。从这场争论可以看出，洪堡一代在建立德国大学时倡导的自由“教化”（Bildung）的精神理想，处在专业化的职业要求与民族国家的精神使命的双重压力下，面临日益加剧的紧张与难以避免的分裂。这些争论，在我们这里，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意义。

直到今天，当一位学生对科学的职业产生了兴趣，有志成为一位学者，他的老师仍然可能会递给他一本《科学作为天职》，让他了解这一职业的苦辛，明白献身其中的巨大风险，希望他能三思而后行。然而，老师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篇意在劝诫的文章，却隐含了强烈而持久的感召力。在一个文化背景与生活处境相当不同的国度，韦伯的声音强迫我们思考，科学职业对于个人伦理生活的要求与意义，以及科学对于整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使命与精神后果。科学仍然是个问题。无论作为外在的职业，还是内在的天职，科学工作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了纪念韦伯演讲发表一百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感谢李康为我们重新翻译了“科学作为天职”[10]一文,吉砚茹从德文翻译了魏玛时期科学争论的一些重要篇章（其中还包括洛维特在60年代对韦伯演讲的继续思考），渠敬东、应星和田耕从我们今天的处境出发重新阅读了韦伯的演讲，希望能继续韦伯当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