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的觉醒：肯·威尔伯整合式灵修之道

我们刚才看到，个体和社会尽管相互联系，却又有重要的差别。其中，个体有主宰单子，社会没有。个体全子有主宰单子，社会全子有主导的话语模式。或者，就像AQAL用更常用的术语所说的那样，个体全子有主宰单子，社会全子则有主导共鸣模式。

我们来简短地举几个例子。一群大雁采用某个相同的音调（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呱呱叫，以此来相互交流。如果某只大雁采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别的大雁都听不懂，它们就没办法正确地倾听或者解释这个声音。这只大雁由于个性太过大胆，被雁群抛下，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在V形阵列中很好地飞行，因为它没有和同伴充分交流。任何个体要融入他/她/它所属的团体，都必须能够与团体共同使用的基本交流方式来产生共鸣。在有些情况下，群体的生存——也是个体的生存——取决于它拥有的主导共鸣模式，以便在求生时每个人都能够保持协调。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使用相同声波的大雁可能会被抛下，甚至可能受到其他大雁的攻击。

为了飞出正确的V形（LR，或者“它们”），雁群的音调（波长）应该相同。AQAL认为，“相同的波长”不仅包括右下的“它们”采用相同的波长发出信号（“呱呱”）来进行交流，还包括共同的所指或者意义，或者雁群的内在共鸣——换句话说，不管多么原始，都有相应的左下“我们”。

如果你承认任何个体全子的内在，那么，类似的事情肯定也发生在集体内在。内在“我们”不是更高级的“我”——团体没有主宰单子或者“我”——没有某个独立的、更高极的实体百分之百地直接控制和主导着所有团体成员。不如说，团体成员们存在着某种通用的交流和共鸣模式——主宰的共鸣模式——这让它们紧密合作，但绝不会完全控制它们的行为。这是社会全子的奇妙之处。

 在其他若干事情之外，成为团体或者社会全子的成员的方法，就是掌握这个共鸣模式。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这么做的人常常就会被“边缘化”。但是，在大多数时候，这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描述的“压抑”，他们鲜能理解团体必须有共同模式才能生存下去的原因。a

主导共鸣模式通常是简单的权宜之计，有时候也有更深的意义；有时候是生存；有时候是简单的游戏和娱乐。一群人在周五晚上玩扑克牌。比方说有六个人，他们发生了争论，假定他们的价值路线都是橙色的。自然，主导的话语模式是橙色的。比方说，有个人离开了，有个绿色价值路线的新人加入了团体。主要的话语模式仍然是橙色的——有五个橙色，只有一个绿色——这个新成员要是不想被排斥，许多时候就不得不“管住自己的舌头”。他要么“说橙色的话”并因此融入团体，要么按照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绿色的话，然后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甚至被要求离开这群人。他肯定会“被边缘化”，但是，如果橙色人希望打牌和闲聊时每个人都志同道合，那是他们的权利。

 假设又有三个人离开，三个新人——都是绿色的——加入。现在有四个绿色，两个橙色，主导话语模式慢慢地转变成了绿色。现在橙色的人发现自己的数量较少，他们很难在整体上融入团体之中。他们甚至会决定离开，也可能会被要求离开。

 这些例子的意义在于，主导共鸣模式就是团体通常运作的方式。这不完全是（甚至通常不是）坏事。它通常是必需的——正如我们看到的，生存常常取决于它——有时候也是偏好选择：红色和琥珀色和橙色和绿色的人常常愿意与自己相同类型的人共处，这仅仅是为了同气相求。

我们回到扑克游戏上，再说明一个问题。比方说，团体开始时是六个红色人。四个退出游戏，四个绿色的新人加入了，现在有四个绿色和两个红色，主导话语模式迅速地从红色转换成了绿色。现在假如有两个绿色人和两个红色人退出，四个蓝绿色人加入。主导话语模式就从绿色转化为了蓝绿色。蓝绿色不会排斥任何其他价值观，而正是因为它不排斥橙色的事情或者琥珀色的传统，那两个绿色人很可能会气冲冲地退出整个团体。

注意团体发展阶段的重心（或者主导共鸣模式）。团体从红色，到绿色，到蓝绿色。换句话说，团体跳过了中间的所有阶段（直接从红色到了绿色，然后从绿色到蓝绿色），任何个体全子都做不到这点。因此，我们发现了个体和社会全子的第二个重要差别：个体全子必须依次通过每个阶段，而社会全子则不必如此。

 团体、集体或者社会没有永恒不变的结构—阶段。你不能使用个体结构—阶段理论——例如洛文杰、格雷夫斯、马斯洛、科尔伯格等等——来描述团体或者社会全子，原因就在于此。我知道这些理论的部分追随者会说你可以这么做。表面上似乎可以，因为团体有主导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结构基本上就是社会全子中那些主导交流过程的个体的主宰单子的结构。因此，如果主导的话语模式是绿色结构，你可以笼统地说这是“绿色团体”的扑克牌游戏。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个体成员变化时，团体可以跳过这些阶段，因此，没有任何团体必须要经过个体的那些结构—阶段。团体本身遵循着各种非常不同的范式规则。

个体全子有四个象限，这些个体全子的社会维度，按照与该个体其他象限相关的阶段逐渐展开，但是，集体或者社会全子没有四象限，因此它们可能并不按照这些垂直阶段类型展开。正是集体是大有机体的这种混乱观点，使得团体似乎必须通过相同的固定阶段，就如个体那样。换句话说，“我”会通过相对固定的垂直阶段系列，“我们”则不会。

 可以采用很多方式来讨论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这些重大差异，但也许重要（也易于理解的）其实是：我们不是超我。当你和我见面，我们开始谈话、共鸣、分享和相互理解时，“我们”就产生了——但那个“我们”不是另一个我。并没有某个“我”能百分之百地控制你和我，由它来发号施令，然后，你和我完全按照它的命令去行动。

然而，这个“我们”的确存在，你和我的确相遇了，我们的确理解了对方，我们无法帮助对方，但理解了对方，至少偶尔如此。

这不是很有趣吗？这个“我们”的丰富和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它的确存在。我们可以理解对方，你和我可以相互理解！但你究竟是怎么理解我的，我又是怎么理解你的，我们足够理解对方的意思，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对方所看到的东西？然而，这的确发生了，这是个奇迹，令人震惊的、难以置信的奇迹……

它确实存在。如果我们将上帝定义为“我们的纽带”，我们现在就有上帝存在的证据。但是，我们再来更深地探索下这个奇迹，然后得出部分整合式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