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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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五常|高小勇
出版社贵州人民
ISBN9787221140265
出版时间2017-06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42元
货号9787221140265
上书时间202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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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张五常著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历史(经济学帝国主义)》通过经济学家深入浅出的讲解，以散文化的讲述，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听经济学家梳理中国历史，从经济学的角度站在更新更广的视野看待中国历史，更新传统的历史观念。
作者简介
高小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消息报》创始人，总编。先后受聘江西新余市政府顾问、四川成都市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给成都市政府建议发展软件外包产业、太阳能光热产业、物联网产业，均得到成都市委主要领导首肯，在推进实施中均获得成效。
张五常，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他进一步发展产权理论及交易费用概念，主张只要产权得到完善界定，即可令资源最有效运用。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开始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在内地和香港两地引发强烈的学术反响。曾出版作品：《佃农理论》、《五常学经济》、《经济解释》、《中国的前景》、《中国的经济制度》、《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等。
目录
辑一：还历史一个经济学真相
轻重之说与古代国家“干预”
中国古代真是小政府吗
古代吏制中的“经济人”假设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
交子制度的前前后后
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官商同乐
《官商同乐》拾遗
传统契约文书中的产权
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李约瑟难题”
《明史》中的启示
辑二：历史人物的另一面
“田忌赛马”断想
从吕不韦寻租说起
有感于晏子改规则
杜甫的无奈选择
北宋为什么变成了南宋？
崇祯悲剧启示录
梁启超之公司观
从王莽、海瑞、吕日周的浪漫说起
告老还乡
辑三：现实中国的经济学考量
为什么我们的是大政府？
没人支付成本的改革
吕日周：海瑞式的失败
对吕日周改制命运的思考
关于“夜经济”的一些话题
家族式企业：血缘对法制的替代
南海目击与假设
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
南水北调：水权交易市场“官督商办”如何？
云南之旅的观察
环境：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制度
住房：我的面包和盐
“安乐死”制度缘何难产？
从渊源与流变看大学改革
学券制的宪法意义
善行：另一种非市场配置
辑四：无处不在的经济学规律
国家谓何？
选举权中的经济学
乞丐的存在渊源
缠足的另一种解释
两个故事的背后
税费古今谈
解析单位制
当铺的“设置效应”
再谈“设置效应”
入世的佛教与出世的经济学
历史经验：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
“写条子”的西点军校
法国“圈地运动”的失败
布朗故事与民工小学
从所罗门王的故事到机制设计理论
内容摘要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与古代不同了，中国也不例外，但古代那些决定国之大事的经济规律并未完全过时。如果我们把古代的粮食、盐等物资替换成现代的矿产等资源；把古代的铜钱和白银构成的金属货币体系替换成现代以国家信用为依托的复杂的金融系统，那么现代各国政府的家底，其实和古代王朝的家底有许多共通之处。
张五常著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历史(经济学帝国主义)》从钱粮等经济学的视角来观
察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希望在历史的王侯将相、善恶忠奸等视角之外，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出发，提供给读者一些关于历史的新颖解读。本书虽然谈论的是古代历史的钱粮故事，古代王朝的仓廪虚实，并不涉及现代社会，但如果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对理解当今世界经济有所裨益，这会让本书具有了一点点现实的意义，编者也将深感荣幸。
精彩内容
本文要谈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很多学者心中的中国古代政府规模小很可能是一个幻觉，至少笔者接触到的史料并不完全支持这个结论。
在封建社会，“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因而冗官冗吏之灾愈演愈烈。每个王朝初期，官吏相对较少，但到后来无不恶性膨胀。
到了王朝的后期，官吏量常常是开国之初的数倍乃至几十倍。
如北宋真宗朝内外官员一万余人，徽宗时增至四万多人，增加了三倍。胥吏增加更为惊人，宋初三班院吏员300人，真宗时增至4200人，仁宗时竟突破万人，增加了三十多倍。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有“经费莫大于禄饷”之说。北宋“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明朝正德以后，领取俸禄的官吏超过百万，累计俸粮几千万石，而当时全国夏税秋粮总计才2668万石，结果入不敷出，“王府之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廪俸”。明末的解学龙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官员的数字：“国初，文职5400有奇，武职28000有余，神祖时，文增至16000余，武增至82000余，今不知又增几倍。”文武官员“岁增日益”，“盖已逾十万矣。是职员之冗，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是供亿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贪官污吏侵吞国家财富的情况十分惊人，严嵩、刘瑾就是历史上闻名的特大贪污犯。到了万历年间，宗室人口“突逾六十万人”。四川巴县的档案表明，晚清光绪时期的巴县在册吏员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认可的“正吏”，其余是地方政府认可却不敢上报中央的“灰吏”，还有一大批给灰吏当学徒的“白书”。1900年，巴县大举裁员，次年在册吏员113人，过了一年，数字反弹到233名。而巴县的白役数字同样骇人听闻。清道光年间的知县刘街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70人。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我们很难得出中国古代政府规模很小的结论。一个王朝开国，统治者尚知道打江山的不易还知道体恤民情休养生息，但越往后政府规模就越大。如果说是因为老百姓收入增加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需求增加还说得过去，但古代中国几时有人民收入持续增加的案例?最多也只是因战乱平息、官员掠夺减少出现的收入恢复性上涨。生之者少，靡之者众，一遇天灾人祸，革命或暴乱就如星星之火，看似坚不可摧的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中国有多少个朝代，就有多少次这样的轮回，我们始终无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王朝的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膨胀呢?其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是很幸运的，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广袤的面积，一旦成功
地夺取江山，其统治成本可以通过统治人口的增加和疆域的扩大迅速收回。如果承认这一点或者说如果承认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具有很强的自然垄断效应，按照经济学上的边际成本定价，可以合理地推测中国古代的政府规模比同时期的世界各国要
小得多。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演绎。
接下来，笔者试着借用吴思在《潜规则》中的一
个关键词“合法伤害权”来分析古代中国政府规模为什么会越来越大。
首先，依靠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集团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否会自己慢慢演变到只提供公共产品
从而变成民众的代理人?尽管在欧洲有成功的先例，但西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不可复制的条件。如果贵族的力量不是那么强大，如果没有教皇的限制，如果国王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甚至如果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那些政治先贤的思想，西欧的历史未必会朝限制王权演化。如果统治者事实上拥有的技术条件允许他不受制约，那么以暴力作支撑的权力肯定会得到租金。正如在完全垄断市场上厂商会得到超额利润一样，既然当政者的垄断地位无法打破，那其收入其实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民众为公共产品买单的税收，另一部分就是由合法伤害权换来的权力租金。这个权力租金才是核心问题。
统治集团由于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他提供公共安全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但严格来说，由于不存在竞争，我们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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