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知识(汉译名著本15)

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地方知识》于1983年面世①，是继1973年出版并获得1974年度美国社会学学会索罗金奖的《文化的解释》之后的另一部文化阐释之作，涉及从艺术、常识、卡里斯玛到自我人观的论题，曲折迂回，文采飞扬，旁征博引，风采依旧。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出版10年之后，以更加成熟的笔调继续讨论“文化”，继续“浓描”意义的结构，或者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要呈现一部“思想民族志”，重在理解他人的理解，是“局内观”，而不是“局外观”，是“解释的解释”、“概念的概念”、“符号的符号”。格尔茨在本论文集中讨论地方社群如何理解社会思想，本土人如何想象伦理道德，讨论常识、艺术、权威甚至法律背后的文化意蕴。他一如既往，拒绝选择唯物还是唯心的立场，也拒绝接受实在还是实证的标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乔姆斯基式个人一心理普遍主义，也有沃尔夫式文化一历史相对主义，如格尔茨说，“前者是脑袋里的思想，后者是世界中的思想”，二者虽有对话，却难以形成共识。我们用不着在无满足感的普遍性和无兴奋感的地方性之问做出选择（Geertz 2000）；无论普遍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走就没有说服力。
　　差异性确实远比一种头脑简单的“人就是人”（men-are men）式的人本主义所可以想见的要深刻得多，而相似性亦远较另一种头脑简单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other-beast，other-mores）式的相对主义所能否认的要重大得多。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喜欢对方的文化，互相赞美，互相鼓励，这并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如果我们在神化本族英雄的同时，不断妖魔化对方，那就比较可怕了（Geertz 2000）。这令人回想起中国古人的“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理念和共生思想。
　　格尔茨赞扬查尔斯•泰勒，因为他为防止人文科学“自然化”（naturalization）做出了贡献，但是他囿于旧框框，没有能够让自然科学回归人本，他本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人文科学要从个案出发，观察和研究具体的个人和群体，捕捉临场的思维活动变化，立足本土社会探寻现象背后的“活态”逻辑，弄明白当地人如何理解、如何想象、如何解释。数学公式和普遍真理不能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迄今还没有完全掌握涉及心灵生活的种种细节，对于从诗学到数学的现代思想的庞杂性也认识不足。与其盲人摸象，莫若投身于浓描民族志的局内观察与书写，把根据田野工作而且包含本土话语的地方知识呈现出来，并置起来，比较分析，梳理异同，发现其中的“和弦”，捕捉个中的“神韵”。寻求普遍主义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先做好基础性工作。对于现代思想作描述，是一项庞杂繁纷的工作，要涉及“爬虫类动物学、亲属关系理论、小说写作、心理分析、微分拓扑学（differential to-pology）、流体力学、图像学与数量经济等一切可以对我们构成起码范畴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活动。我们笃信科学，却失望地得知真理离我们还比较遥远；我们信仰“主义”，却绝望地面对种种灾难。无论是单线进化还是匀质大同，都不能应对当今这个超复杂社会；无论哪一门学科都不能独自应对这个万象世界。

《地方知识》是格尔茨代表作,于1983年面世，2000年再版。全书涉及从艺术、常识、卡里斯玛到自我人观的论题，曲折迂回，文采飞扬。其中，尤以作者在东南亚和北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地方社群如何理解社会思想，本土人如何想象伦理道德，乃至法律背后的文化意蕴，并以地方知识的立场戳穿了现代英美法治的普遍性神话，启迪了中国上世纪末的“法治本土资源论”。这种地方知识的立场，亦足以与中国古人的“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理念及共生思想相呼应。本书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等学科师生的参考书。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1926 -2006），美国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的创始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中产阶层家庭。经Antioch College与哈佛大学，于1956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历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诠释，其影响超出人类学，而及于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

译者简介：

杨德睿，1967年生于台湾台北，1993年获台大政治学硕士，199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2003年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博士，2004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先后翻译有霍布斯班《原始的反叛：十九与二十世纪古典式社会运动之研究》（1999，台北：麦田）、菲德烈• 拉斐尔《巴柏：历史主义及其贫困》（2000，台北：麦田）、列维-史特劳斯《神话与意义》（2000，台北：麦田）、玛丽• 鲍曼• 克鲁姆《世界是我的田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发现之旅》（2005， 台北：圆神）、斯各特• 拉什《信息批判》（2009，北京：北京大学）等八本主要译著。

2000年版序言
导言
部
章 文类的混淆：社会思维的重新揣摩
第二章 在翻译中发现：论道德想象的社会史
第三章 “从土著的观点来看”：论人类学理解的性质

第二部
第四章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常识
第五章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艺术
第六章 中枢、帝王与卡里斯玛：对权力象征的反思
第七章 当前我们的思维方式：通往一种关于现代思维的民族志

第三部
第八章 地方知识：比较视角下的事实与法律
索引
译后记

《地方知识》是格尔茨代表作,于1983年面世，2000年再版。全书涉及从艺术、常识、卡里斯玛到自我人观的论题，曲折迂回，文采飞扬。其中，尤以作者在东南亚和北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地方社群如何理解社会思想，本土人如何想象伦理道德，乃至法律背后的文化意蕴，并以地方知识的立场戳穿了现代英美法治的普遍性神话，启迪了中国上世纪末的“法治本土资源论”。这种地方知识的立场，亦足以与中国古人的“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理念及共生思想相呼应。本书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等学科师生的参考书。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1926 -2006），美国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的创始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中产阶层家庭。经Antioch College与哈佛大学，于1956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历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诠释，其影响超出人类学，而及于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

译者简介：

杨德睿，1967年生于台湾台北，1993年获台大政治学硕士，199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2003年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博士，2004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先后翻译有霍布斯班《原始的反叛：十九与二十世纪古典式社会运动之研究》（1999，台北：麦田）、菲德烈• 拉斐尔《巴柏：历史主义及其贫困》（2000，台北：麦田）、列维-史特劳斯《神话与意义》（2000，台北：麦田）、玛丽• 鲍曼• 克鲁姆《世界是我的田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发现之旅》（2005， 台北：圆神）、斯各特• 拉什《信息批判》（2009，北京：北京大学）等八本主要译著。

因此，不管是前辈、祖先还是远房表亲，所有其他人的想象产物，不论对于我们的道德生活有什么用处，都不可能是把道德生活简化。拿过往的（或原始的、或古典的、或异国情调的）意象当作矫治智慧的一种来源，用来给残缺的精神生活加上义肢（这种意象一直支配着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教育实践），这是种贻害无穷的想45法，因为它引领我们去期盼“经由接触依循与我们不同的思路而建构起的思想世界，可以减小我们的不确定性”，然而事实上它们却扩大了我们的不确定性。荷姆斯从巴厘岛学到的，以及我们再从荷姆斯那里学到的，其实是一个有力的感性从与另一个同样有力（甚至更为有力）的感性的一次遭遇中，得到了视野的扩展，但代价却是其内心自在的失落。
　　之前被我称为“道德想象的社会史”，并宣称为“特里林之辈的批评家以及与我本人同列的人类学家共同事业”的那种工作，与我们学科里的某些流行观点所认定的相较起来，显得比较不那么单纯直接。文学意图的重现（“奥斯汀所想要传达的”），或是文学反应的隔离（“哥伦比亚的学生所想要从她的作品中看到的”）；文化内在意义的重构（“巴厘岛人的火葬仪式作为种姓制度的剧场”），或是跨文化的一致性之确立（“葬礼之火的神灵显化象征”）本身，都不能将此种事业导向正途。奥斯汀关于女性荣誉的严谨观点，或者现代主义者对于她的反身虚构性（reflexive fictionality）的爱好；巴厘岛人所抱持的“除了这个世界所能汇聚出的雄浑的衡平之力以外，位阶秩序不可能被打破”的观念，以及“君王之死自古以来皆重于泰山”的观念：这些东西都不过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粗原料罢了。它的主旨应是关于“那些得到其中某些人向往倾慕的精神状态（mentalities），构成了另外一些人所向往倾慕的精神状态。”
　　无论是为了巴厘岛或是为了欧美，也不管是以一名批评家还是一名民族志学家的身份，就这个主题写东西或者去教授这个主题，就等于是尝试去或多或少地穿透这个由诠释学的涉入（her-meneutical involvement）所构成的纠葛，具一定精确度地安顿它所衍生的思维与情感的不确定性，并将这些不确定性安置在一组社会框架之中。这样一项工作几乎没有解开上述纠葛或排除不确定性，事实上如我前文所述，它反而是更恼人地使这些症结引人注目。但这么做，至少（或说可以）将上述纠葛和不确定性摆在一组可以理解的语境中，而且等到某些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社会生物学家或者深层语言学家真的意图奋力去解开斯芬克司（Sphinx）之谜时，这个工作必将是不可回避的。
　　若要找一个文学上的范例，以与我发展中的人类学上的范例并行、互动，以说明这种分析将具体呈现为何种样态，并使读者了然于这种分析所要求的心智运动之类同性（不论你处理的是你自己的文化或是别人的文化、文本或是事件、诗或是仪式、个人的回忆或是集体的幻梦），比较好的做法是去看一下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的近著《大战与现代的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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