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自己系列:我们内心的冲突

我知道，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一直致力于改进我们的理论和疗法，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不仅如此，我还希望他们不仅能在工作中运用本书的观点，而且能在自己的生活中运用这些观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道路极其坎坷，要想推动其不断进步，就必须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遇到的困难都包括进去，从中获得更多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思进取，安于现状，那么我们的理论终将变得单调而僵化。

但我也坚信，任何著作，只要不是单纯探讨技术问题或者抽象的心理学理论，都应该有助于人们认识自我以及争取自我成长。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了种种问题，本书所描述的内心冲突是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状况，他们需要获得*的帮助。虽然只有精神科专家才能解决严重的神经症，但我依然相信，只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也能改善自己内心的冲突。

我要感谢我的患者们配合我的工作，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神经症。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关注、认可和理解我的工作，鼓励我不断取得进展。我所说的“同事”不仅指那些比我年长的同事，也包括在我们的研究所接受培训的年轻同事，他们的反对意见和讨论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启发。

此外，我还要感谢三个人，他们不属于精神分析领域，但为我的工作提供的极大的助力和特殊的支持。*位是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他让我有机会在新社会研究院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在当时，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是*受到认可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学说。第二位是新社会研究院哲学与人文科学系主任克拉拉·梅耶女士，多年来，她始终关注我、鼓励我，让我把所有*的研究成果分享给他们，和他们一起讨论。第三位是我的出版商诺顿先生，在帮助我发表著作的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实用的建议。*后，我还要感谢米纳特·库恩，她帮助我把书中的材料组织得更加有序，让我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

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有冲突并不等于患有神经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希望，总会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因此，就像我们经常与所生存的环境发生冲突一样，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

本能决定了动物的行为。动物的交配、抚养后代、觅食以及防御等行为都是由其本能所决定的，这些并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然而，人类却有权对此做出选择，这也是人类的职责所在。当两个截然相反的欲望出现时，我们一定要做出抉择，比如，我们希望独处，同时又希望有人相伴；我们想学医学，同时又难以放弃音乐梦想。

我们的愿望可能会与义务发生冲突，比如，我们想专心与爱人约会，但此时也许有人正遭遇困境，需要我们援手相助；我们或许会不知所措，既希望与他人达成一致，又希望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许还会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之间举棋不定，比如，当战争来临时，我们有义务去当兵，但又希望留在家中保护家人。

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假如这种文化背景基础稳固，传统深厚，那么可供选择的种类就会受到局限，就个体而言，也不会出现很多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存在冲突：一种忠诚与另一种忠诚之间或许会产生矛盾，个人理想与集体意志之间也或许会产生矛盾。然而，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快速转型期时，就会出现各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存的局面。此时，可供选择的种类呈现出多样性，为个人抉择增加了难度：他既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保持独立；他既可以投身群体，也可以独来独往；对于成功，他既可以推崇，也可以蔑视；在子女的教育上，他既可以严格约束，也可以放任自流；对于男性和女性在道德方面的评判标准，他既可以寻求一致，也可以要求不同；对于两性关系，他既可以认为是情感的表现，也可以认为与情感无关；在种族问题上，他既可以抱有某种偏见，也可以反对以种族判断人的价值。这样的选择数不胜数。

毋庸置疑，处于我们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人会经常面临这些抉择，发生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但令人不解的是，

很多人虽面临各种冲突，却毫无觉察，更没有思考怎样去解决这些冲突：他们听之任之，被冲突所裹挟；

他们没有自己的立场，一味地做出让步，即使处于矛盾的中心也无法看清形势。在这里，我所指的是正常人，他们并不患有神经症。

可见，对矛盾有所意识并由此做出抉择，这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特别要

明确我们的情感是怎样的：对某人我们是真心喜欢，还是仅仅认为我们应该如此？当父母去世时，我们是

真的难过，还是仅仅在惯性的驱使下做出表达？我们果真想当一位律师或医生，还是仅仅因为从事这种职业会得到丰厚的报酬并受人尊崇？我们是真心希望子女幸福和自立，还是言不由衷？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问题非常简单，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求根本不清楚。

冲突的存在一般都与信念、信仰或道德观有关，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完善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对冲突加以认识。他人的价值观只属于他人，借用来不会产生冲突，但也难以指导我们的决策。一旦新观念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就很容易将那些价值观放弃，这就是吐故纳新。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借用别人的价值观，那么，与我们的利益相关的冲突将不会出现。比如，一个儿子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心胸非常狭窄，当父亲希望他去从事某项工作时，虽然他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他的内心也不会发生冲突；一个已婚男子发生了婚外恋，此时，他已经处于冲突之中，如果他无力面对婚姻，便会选择避开阻力，寻求*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面冲突做出决策。

对于这样的冲突，仅仅有所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甘愿舍弃冲突中有争议的一方。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清醒且心甘情愿地做出取舍，因为情感和信念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或许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缺失才是其中的根本原因，这导致大多数人都无法坦然放弃冲突。

做决策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愿意并且有能力对自己的决策负责，承担决策错误的风险，接受一切后果，而不能将责任推给他人。他要做出这样的承诺：“我自己的决策与他人无关。”他需要一种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而很多人却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也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很多人被冲突所束缚，这就导致我们在看到那些春风得意、不被冲突所影响的人时，会心生羡慕和嫉妒。当然，这种羡慕情有可原。那些人可能非常强大，拥有坚定的价值观；可能他们的阅历已经淡化了冲突的威力，因此，在做决策时，他们不再焦虑和急迫，于是便显得非常从容。但也有可能这只是一种假象，他们也许并不能直面冲突，没有坚定的信念，无法主动解决冲突，所以只能躲在冷漠、侥幸和随波逐流的态度背后，依靠被动和投机取巧的手段占些小便宜。

有意识地直面冲突必定会令人痛苦，但它也会培养出一种宝贵的能力。它让我们不再畏惧面对自己的冲突，努力寻找解决冲突的手段，这样一来，我们的内心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能量。能够承受打击的人，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虚假的冷静伪装起来的麻木并不值得羡慕，它只会令人越发怯懦和脆弱。

如果冲突源于生活，那么解决起来或许更难，但只要我们依然生存于世，就没有理由去逃避。要想对自己加以认识、建立信念，*好的方式便是接受教育。只要认清决策所涉及的各个因素的重要意义，我们就能为生活找到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注释：参见哈里·爱默生·富司迪的著作《做真实的自己》，其中有关于屈从于外界压力而使自己变得愚钝的内容。）

对一个神经症患者来说，要想解决冲突，困难肯定不少。需要说明的是，神经症表现为不同的程度，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已经难以感受到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一般情况下，只有当他的弱点被触碰到时，他才会感到恐惧和恼怒，但他也许会压抑自己的感受。这样的神经症患者真的存在，强制性标准对他们的影响极其深刻，他们因而无力辨别方向、决定方向。在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他们无法果断地做出取舍，更做不到对自己负责。（注释：参见本书第十章“人格的衰退”）神经症患者在冲突中面临的问题，对于正常人来说可能也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两者的问题种类极为不同，因此有人提出质疑：用同一个术语表示两种不同的东西是否有失妥当？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当然，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也要加以了解。那么，神经症冲突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有一位工程师，他从事的工作是与人合作设计机械设备，在工作中，他时常感到疲劳和烦躁。例如，在一次技术讨论会上，他的方案被否定，而同事的方案被采纳。不久之后，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家又做出了决议，此后他也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意见。这导致他的疲劳感和烦躁感再次发作。对于这种情况，他原本可以做出协调性的反应，为自己讨个公道，或是接受大家的决定，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虽然被轻视令他感到恼火，但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只有愤怒的情绪，并且这种情绪也只是在梦中出现。这种愤怒既指向他人，也针对自己的懦弱，他的疲劳感和烦躁感恰恰源于这种被压抑的愤怒。

这位工程师之所以没有做出协调性反应，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在他看来，自己很有成就，很了不起，只不过，这种成就感建立在别人对他的尊敬之上。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我在这个领域的才能无人可及”，他无意识地以此为“底线”，任何危及这一底线的轻视都是对他的挑战。不仅如此，他还有一种无意识的虐待倾向，想要对别人加以指责和羞辱，同时，他又非常抵触这样的态度，因此用一种过度的友好将其掩饰起来。此外，无意识的内驱力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他渴望利用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有风度。同时，他非常需要别人的好感和赞美，这甚至成了他的一种强迫性需要，而他的迁就、隐忍和顺从令他越发依赖别人，冲突便这样产生的：一方面，愤怒和虐待冲动所导致的攻击性极具破坏力；另一方面，对好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使他力求达到自己眼中的公正合理。于是，他表现出来的便是疲惫不堪、萎靡不振，而内心的激烈情绪却被掩藏起来。

对这一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进行观察，我们会感到惊讶，因为它们彼此之间都是毫不相容的——强迫他人尊重自己，同时又要讨好和顺从他人，这可真是*的对立。此外，对于冲突，这位工程师始终都是无意识的，他没有认识到在冲突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倾向，而是将其压抑下去。他的情绪显得很正常，心中的波澜只是略有表露：我的方案才是*秀的，他们的做法不公平，他们眼里没有我。*后，冲突的两方都带有强迫性，或许他多多少少能够理性地察觉到自己对他人过分的要求和依赖，但主观意愿上依然无力改变现状。改变就意味着要做大量的分析工作。他被来自两方面的强迫性力量所控制：他无法割舍自己内心的迫切需求，但这些需求又不是他真正所追求的。他不想利用别人，也不想顺从于别人，因为他看不起这样的行径。这个案例意义深远，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神经症冲突，并且让我们认识到，在这样的冲突中，任何决定都是行不通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自由设计师偷了他朋友的一些钱。对于他的行为，人们无法理解，因为，如果他的朋友知道他需要钱，一定是会借给他的，毕竟以往都是如此。此外，他是个好面子的人，而且对于友情非常看重，这令他的偷窃行为更加匪夷所思。

我们从以下的冲突中会发现导致这一行为的真正原因。此人对情感有着病态需求，渴望时时刻刻都能得到关照，其中也掺杂着一种无意识的倾向——想借助他人为自己谋利，于是，他的行为一方面表现出渴望获得他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支配地位的追求。前者本应使他乐于接受他人的关照，但他脆弱的自尊心又阻止他这样做。在他看来，能够帮助自己是他人的荣幸，但自己主动求助却是一种屈辱。他强烈地渴望自强自立，这让他更加厌恶求助于人，因此，他否认自己的任何需求，也无法容忍对他人有所亏欠。于是，对于想要的东西，他只愿亲自获取，而不愿接受施舍。

这个案例中的冲突表面上看与*个案例不同，但本质上还是一致的。任何神经症冲突的驱动力都具有不兼容性、无意识性和强迫性，因此，患者很难自己解决冲突。如果一定要区分正常人的冲突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划定界线：神经症冲突中的两种

对立倾向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正常人。正常人无论选择哪种行为模式，都是合乎情理的，并且都统一于人格框架内。说得形象一些，就是正常人冲突中的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偏离度*多只有90度，而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这个偏离度则会达到180度。

此外，在意识程度上，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仅仅通过抽象的对比——例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和有意识的失望之间的对比——很难做出清晰的描绘。”但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从其主要因素来看则是无意识的。对一个正常人而言，即使他没有意识到冲突的存在，但只要获得稍许帮助，就能够有所意识；而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却被压抑得很深，要想意识到冲突的存在，就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

此外，正常冲突中的两种选择都是可行的，无论哪种选择都是他想要的或者不愿割舍的，因此，即使他感到左右为难，无论怎样选择都要付出代价，但他依然能够做出合理的选择。然而，被神经症冲突所困扰的人却无法自由地做出选择，因为他受到两种方向相反的强制力所驱使，而无论哪个方向都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只能停下脚步，无法摆脱困境。要想从神经症倾向中解脱出来，他必须处理好这些倾向，并且改变他与自身以及他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前　言

序　言 

*部分 

神经症冲突与解决尝试

*章 表现强烈的神经症冲突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亲近他人

第四章 对抗他人

第五章 回避他人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第七章 外化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第二部分 未解决的冲突所导致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的衰退

第十一章 绝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结论 怎样解决神经症冲突

本书对如何面对这些内心冲突进行了有理有据地分析，十分引人入胜又无比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