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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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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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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旭东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3227723

出版时间2018-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5242369

上书时间2024-11-06

百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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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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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作者简介
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先后从事东晋南朝经济史、北朝民众佛教信仰与乡村社会研究。近年关注简牍，尤其是新出土的湖南长沙三国吴简的研究，并致力于探索汉魏六朝的国家形态与统治机制。著有《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等。

目录

告别线性历史观（代前言）

一、引言

二、与上卧起、出则骖乘及其他

三、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展开

四、媚道？日久生情与倾盖如故

五、君臣之间：安危与迎合

六、
儒臣与君臣信—任

七、障隧、官寺与未央宫：宠与信－任的层累构造

八、信－任型关系与西汉历史

九、家与国/私与公

十、余论

附录一：西汉诸帝即位后一年间大臣变动情况

附录二：西汉皇帝的亲宠

索引

后记

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主编推荐
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先后从事东晋南朝经济史、北朝民众佛教信仰与乡村社会研究。近年关注简牍，尤其是新出土的湖南长沙三国吴简的研究，并致力于探索汉魏六朝的国家形态与统治机制。著有《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等。

精彩内容

如何观察君宠？超越权力斗争论、集团论与出身论

通观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与皇帝建立信—任型关系的臣下,代不乏人,其中很多皇帝在位期间还有多寡不一的宠臣与佞幸,尽管这种关系是过程中的一环,难以长存,不断经历立、废的循环。且此关系并非封闭的,还有更多的人希望与皇帝建立此种关系,采取种种办法接近皇帝。针对这种普遍与长期存在的关系,有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从臣下角度看,与皇帝建立这种关系的目的并非都是为了谋求政治上的权势,当然见于记载的多数人热衷于此,例外亦不少。这些臣子是否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与个人的性情、时局、皇帝的地位分不开,并非全都会成为搬弄权势、控制朝政的权臣。文帝时的邓通;惠帝时的周仁;武帝初的韩嫣、韩说兄弟,李延年、卫青;哀帝时的董贤等人便是如此。

景帝与周仁的关系可不一般,“得幸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终无所言”,亲近程度,西汉两百年,无人能出其右。即便如此,班固看来,他也还算不上宠臣,应与他不卷入朝廷人事,亦不接受赏赐与贿赂,洁身自好,处事低调有关。周仁为人与同受景帝信任的晁错反差明显,不易招致人忌恨。恐正是因此,武帝即位后,犹得善终,子孙咸至大官。晁错则因处理诸侯国上欲有所作为,招致不满,东市问斩。

武帝时颇受宠幸的韩嫣、韩说兄弟与李延年亦是如此。史载韩嫣主要在宫中围绕武帝活动,朝中政事无预其中,史书所及的一事,是帮助武帝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金俗,乃个人家庭琐事。韩说的记载更少,恐与其在当时的作用有关。李延年为宦者,“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不过是在宫中从事歌舞,“每为新声变曲”且“侍上起舞”,后作到“协律都尉”,不曾参政。卫青在漠北伐匈奴立下赫赫战功,战事结束后,回到朝中直到去世,除了推荐过若干人物,朝政上缈无声息,淡出政坛;相形之下,同时代的张汤几乎成为朝廷文治的核心,主要措施背后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哀帝时董贤暴得君宠,赏赐无度,炙手可热,亦成为一些朝臣眼中钉,但他年少不更事,对把持朝政并无感觉,不然不会在哀帝死后,将皇帝玺绶拱手交给王氏,并信由王太后请回王莽,迅速跌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对这些人而言,更看重的是获得君宠的感觉与状态,对由此而来的权势,不甚在意,有些人甚至会刻意保持低调,如卫青与张安世。仅仅围绕权力争夺而展开的分析,将历史描绘成权力斗争的演进史,会忽略掉不少历史的侧面,有将复杂多向的历史简单化,并将古人言行窄化、单向化的危险,颇有局限。

其二,还是从臣下的角度观察,那些与皇帝之间存在信—任型关系的臣下的关系模型,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放射状。

虽然当时在外人,尤其是儒生士人眼中,这些皇帝身边的亲近臣子可以被归为一类,斥为“小人、佞幸、近习、私嬖、近嬖”等等,我们不能为时人所贴的标签所迷惑,须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把握他们生活的实态。他们为争夺或维持皇帝的恩宠,不易和平相处,往往相互猜忌争斗,甚至你死我活地厮杀,往往无法构成一个稳定的群体或集团。武帝晚年江充对公孙贺父子的打击,是一例;昭帝时期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之间的斗争亦是一例,此三人原本都是武帝临终前安排的辅政大臣,霍光与上官桀之间甚至还是儿女亲家,不过几年,便反目为仇;宣帝时杨恽与戴长乐之间的纷争;元帝时弘恭、石显与史高、史丹联手对付萧望之、周堪等亦是,这些人都为元帝所信任;成帝时王太后与王凤打击乃至置丞相王商于死地;王太后、王凤以及王根等排斥成帝的宠臣张放,消灭同属王氏外戚的淳于长,王氏兄弟对刘向的压制;哀帝时董贤与息夫躬之间的争斗,均是其例。现实中人际关系的分合存亡往往更为短暂,传统划分政治集团(或派别)的分析方法,即便引入内部视角,因多着眼于较长时段内政治演进的分析,难以有效揭示当时政坛多变的状态。

其三,从皇帝角度看,得宠主要看皇帝自身的感受,往往与对象的出身无关,所以无论是讴者还是舞女,只要倾心便有可能得宠。宦者更是近水楼台,赢得信任的可能性更高。这些人在儒生眼中都是难以容忍的,因而常常演变为皇帝与儒生争执的焦点之一。不过,我们不能为儒生的偏好所束缚,戴上出身论的有色眼镜,这只会模糊我们的视线,无法认清信—任型君臣关系中“关系性”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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