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为什么我们总爱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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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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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瑟琳.舒尔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21702965
出版时间2019-05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9元
货号9787521702965
上书时间2024-10-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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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部分 错误的含义
第1章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第2章 犯错的两种思维
第2部分 错误的起源
第3章 我们被自己的感官所骗
第4章 我们的大脑之一：懂、不懂与编造事实
第5章 我们的大脑之二：观念与判断
第6章 我们的大脑之三：证据与推理
第7章 社会压力与同类原则
第8章 不确定感带来的恐惧
第3部分 犯错经历
第9章 为何一错再错
第10章 哪里出了错？
第11章 矢口否认与全盘接受
第12章 亲密关系中犯下的错
第13章 错误是个人改变的催化剂
第4部分 拥抱错误
第14章 关于错误的一个悖论
第15章 错误意味着更好的可能性
致谢
内容摘要
正确面对失误，是我们处理与自我的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础。
这是一本集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及商业心理学于一身的作品，它解决了人类关于犯错的三个终极问题：为何人类无法克服犯错带来的负面情绪；我们容易在什么时候犯哪几类错误；如何创造性地看待错误，把经验积累转化为合理行为。
在这本书里，作者令我们相信，今天所有被认可的理论有一天也会变得陈旧。犯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认知提升的催化剂。如果你正经历犯错的困扰，或者希望了解犯错后如何调整自我，这本书可以帮助你从小我中离开，更有创造性地看待错误。
精彩内容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自我的某些方面不是永恒不变的，像技术、优先权（姑且不提我们的身体）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发生变化。但涉及其他方面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的性格（“我很认真”“我脾气大”“我很内向”）、我们最基本的长处和短处（“我对数字很敏感”“我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以及某些特定的核心信仰，既包括对我们自己（“我是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也包括对宇宙整体的看法（“上帝是存在的”“教育十分重要”“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我们的性格，先天的优势和短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智商，我们与自己、他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核心特征让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和奥古斯丁一样，我们也大都认定，这个最核心的“我”应该恒定不变，就好比支撑起整个结构框架的底层基座。
然而，接下来错误来了，对我们的一系列观念—诸如，我了解我，我就是“我”—发起了挑战。我们知道，五花八门的知识没有为犯错留下空间，这一点对自我认知同样适用。如果我们将自我视作恒定不变、能够了解的个体的话，很难想象我们竟然会误解自己。事实上，太过执着于这个自我模型会让我们排斥犯错和改变的可能性—哪怕在局外人看来，错误和改变都是显而易见、在所难免的。
有种不合情理的解释—我们一直站在过去的自己的对立面—揭示出，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自我是可以改变的，解释变化的现象就会比较费劲。在讲述自己信仰上帝之前的人生时，奥古斯丁的说法尤为别扭：“因为我将自己放在了我的身后，不愿看见我自己。”然而，尽管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不知所云，它却是大众心理学和专业心理学的奠基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引用到这个观点，比如，当我们说那个城里最反对同性恋的人私下里就是个同性恋，或者当我们指责某人“反抗得太过了”—就是说，他反对的态度太过强烈，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其实暗中或潜意识里是赞成这一观点的。
这种民间说法在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下提升成正式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存在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荣格声称，对某个观点拥护得越强烈的人，越有可能是在抵御自己内心的疑问，并且这份疑问总有一天会进入他的意识中，从而带来其观念上的180度大转弯。荣格还说，这一现象在最武断的教条式观点上最为明显—排除所有意识上的疑问必然会在潜意识里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从而更加摇摆不定。（这一观点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对各种犹豫、反证和疑问的适应能力越强，我们的观念和自我身份就会越稳定。）真正的自我是存在的，这一观点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具有一个内在不变的自我身份，我们迟早会发现它，那么我们的信仰、做出的选择和最终成为的人—这一切就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了。相反，我们走上这样的人生轨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真正的自我最终一定会浮出水面。
“我们虚假的信仰是事先注定了的，我们表面上犯错，但其实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真相”。我们生命中经历的磨炼、跌的跟头都是一个更宏伟的计划的一部分。照这么说，有关真实自我的故事就属于目的论了，我们在应该驻足的地方止步了。同样，这也是核心自我观点的魅力和弱点所在。它说明我们的人生是存在决定论的，我们以为过去的观念是根据我们智力、情绪或精神层面上的可取之处而被选择的，但其实那只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只是为了让我们将来能成为命中注定的本我。而我们过去的意义或价值就被抹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个更大的漏洞，“本我”这个概念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经历任何重大的动荡起伏了。是啊，怎么可能呢？在终于发现我们其实是并且一直都是怎样的人之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经历新的转型了。如果自我是不断改变的，那么我们应该会经常觉得自己在前进，在不断地成为更新的自己。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核心特质，我们就只有选择回归。相应的，我们过去种种偏离本我的举动只能被视作一个单独成立、说不清道不明的反常现象，并经常与背叛、越界和罪孽联系在一起。
奇怪、反常、越界、罪恶，对这一系列的概念我们早就司空见惯。这些都是犯错的消极模式，认为错误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反常现象，标志着我们被流放出了真知的圣殿。这也正好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理解错误的模式—它能让我们换一种观点来审视我们的错误和我们自己。
在这个理论中，犯错误是一个顺理成章、循序渐进的过程，错误让我们转型，而不是变得畸形。“当花朵盛开时，花苞就消失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写道，“我们会说后者被前者否定了；同样，当植物结果时，花朵也可以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当然，对花苞、花朵和果实这一类自然个体，我们并不会真的这么说。我们也无须如此形容我们自己。在错误的积极模式里，错误并不能说明我们过去的自己是失败或虚假的。相反，它就像树汁和阳光一样，能潜移默化地促进另一种生物机体—人类—茁壮成长。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对身边事物的理解经常错得离谱。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你大脑中的信息量严重不足：你不知道的极其基本的常识多得惊人。举个例子，你对自己的身体几乎一无所知。发展心理学家发现4周岁以下的孩子不知道大脑的功能，以为洋娃娃和人类一样都有大脑。同样，7周岁以下的孩子基本上只能说出体内的3种物质（血液、骨骼和心脏），在被问起其他内脏的本质和功能时更是错得离谱。（一位心理学家举例说，有个孩子说“肺是管头发的。你要是没有肺的话，就不会长头发”。）类似的，绝大多数8周岁以下的孩子都认为小男孩可以变成小女孩，小女孩也可以变成小男孩，只要改改发型、换身衣服就行了。
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小孩子很笨，或者他们还没有形成对人体和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复杂理论。其实他们对这二者都进行了复杂的思考。（你或许还记得我在第5章提到的，我们每个人在还裹着尿布的时候，就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小孩子缺乏足够的数据—不仅关于他们的身体，还包括其他事物：这个世界的人、物、语言、文化、政治和法律。有时候他们只是还没有摸爬滚打地穿过所需的信息，或者有时他们只是还没有发育到能够掌握这类知识的阶段。还有些时候，大人会有意对他们隐瞒信息—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们在性和繁殖原理，以及识别亲生父母上频频出错，还经常弄不清楚家人是怎么去世的（有时甚至都不知道家人已经永远离开了）。
在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误导信息会让情况更加复杂。小孩子之所以相信圣诞老人和“牙齿仙女”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骗，他们相信传说的原因和我们信仰宗教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从可靠的信息源（一般来说是父母）那里了解到这些现象，并且还经常获得物证（比如烟囱旁边的饼干屑、枕头底下的25美分硬币）。这些证据本就是人为制造的，孩子们被其误导也不是他们的错。同样，他们除家人外最常接触的人群都是小孩，他们也跟他一样存在信息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同样情有可原。既然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社会对信仰的影响了，那么也不难想象（甚至能很容易地回想起），一条错误的信息在食堂和操场上散播得有多快。我的一个朋友很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时代信仰体系的有趣之处，他回忆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而且当时我也相信了—巧克力牛奶是有血的牛奶，但是我并不相信为了生小孩，我的父母得脱掉衣服做爱。”孩子们长大后，终于知道了关于性、死亡和巧克力牛奶的真相。而在此期间，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错误的世界里。
我特意选择用“充斥”这个词。说实在的，儿时犯下的错误和绝大多数错误一样，有时都会让人羞愧脸红、难堪受伤。我们大多数人都还记得小时候犯下的丢人的错误（不止一个人曾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紧紧抱住父亲或是母亲寻求慰藉，结果一抬头发现抱住的是个陌生人，当时的尴尬至今仍记忆犹新），还有些孩子经常因为犯错而受到责骂。（有时甚至比责骂还严重：别的姑且不论，被“调教”就意味着肉体惩罚。）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当我们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犯错与其说是一件单独的事情（长大后我们往往这么认为），倒不如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学习和成长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童年的我们，就是在建立解释周围这个世界的理论，验证它们，然后探究它们究竟在哪儿出了错。事实上，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犯错就是“小孩子的把戏”。科学家、父母和教育家都一致认为，小孩子是在玩耍中了解世界的运转的。在大人们看来只不过是搭积木或玩沙子的这种游戏，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且趣味横生的科学实验。更有甚者，最近有发展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表明，错误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好比错误在科学家的实验中发挥的作用—提醒他们身板挺直，提高警惕，产生新的理论，尝试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犯错其实是孩子学习的一个关键途径，并且代表着新鲜、刺激和乐趣，让孩子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学习曲线也渐渐趋平，这些乐趣也以几何级数的速率减少。我们犯错的次数越来越少，工作的效率越来越高，对世界的基本观念也和其他成年人别无二致。但同样，我们在和探索、学习、玩耍哪怕沾了一点儿边的事情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孩提时代的那些饶有趣味的错误也不再频频打乱我们的生活，既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陌生了，也因为哪怕是对那些还不熟悉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去探个究竟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热情（以及相应的设施条件：教室、课外项目、夏令营）已无法与孩提时代相提并论了。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当我们离开童年时代那个充满错误宝藏的国度后，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带上了一条通往成长与改变的错误之路。以旅行为例。旅行者会像小孩子一样探索未知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像小孩子一样犯语言错误、违反社会规则、迷路，或者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正因如此，每一个旅行者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犯错经历：你探索的国度越遥远，你就越容易迷茫、惊讶，你的信念也就越容易受到动摇。如果我们能走得更远一些—比如说到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去，那里的物理环境截然不同，居民是清一色的外星人—我猜想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比小孩子还一无所知，目瞪口呆，到处闹笑话。
体验犯错很少成为人们游山玩水的直接理由，当然这也不是他们出发的唯一理由。（我们出门也可能是为了探访好友、提高葡萄牙语水平，或者一睹大堡礁的风采。）但体验错误却往往是一个更深层的动因。有时我们想要变回当初站在时代广场上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为了找回孩提时代的感觉，我们选择出发：因为我们想要体验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因为我们相信，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其中畅游。在旅途中（或者是其他方式的探险，在最后一章我将详细探讨这一点），我们会拥抱犯错的可能性，不是因为迫不得已，而是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并不是非得出国才能享受这种犯错的体验。有时，我们探访的未知地带是我们的内心。比如，心理疗法的一大前提就是我们能通过了解自己的未知领域—尤其是了解自己常有的错觉和错误—去做出改变。心理学家罗尼·吉诺夫-布尔曼指出，治疗介入“都可被视作促使患者质疑和改变旧观点与看法的尝试”。无独有偶，心理分析师海因兹·哈特曼也提到“心理分析的一大组成部分可以说是自我欺骗的理论”—我们如何犯错、为什么会犯错，以及发现这些错误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
如此说来，我们在内心世界探险的原因跟我们走出家门探险的原因是一样的：为了了解地图上那个未知的地方，纠正我们对那儿的错误理解。而在途中，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自己。不过，最理想的是，我们提升了自己。其实，治疗的目的毕竟不只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产生某一感受或行动的原因。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感受和行动—建立起一套更灵活、更实用、更宽容（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信仰体系。诸如祈祷、十二步提高法或佛教冥想之类的方式也同样具备这一功效，即促使我们接受自己犯错的可能性。与治疗，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旅行一样，这些方式提高了我们抵抗挫折的能力，从而能以更耐心、更好奇、更包容的眼光来面对可能会动摇我们世界观的观点。
这恰好是犯错改变我们的有力的方式之一：它能让我们变得更有同情心。正确的感觉固然令人愉快，但我们已经看到，它有可能会诱导出我们内心最阴暗的一面。而反过来，犯错的滋味往往是最不愉快的—然而到头来，它却有可能激发出我们内心最积极的一面。或者说，能让我们得以自我升华。当我问起安尼塔·威尔逊犯错的经历对她有什么影响时，她回答道：“我比以前更和善了。”我有个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敢打赌有很多女性同胞都经历过，”她这样对我说，“我从小就信仰天主教，并且一直认为堕胎是不对的。我当时认为这是唯一一个让我百分之百相信的道理—堕胎是错的，我永远也不会堕胎。但当我怀孕后，而且那时我也已经结婚了，可由于时机不够成熟，我还是堕了胎。我必须要疏导自己，但渐渐地，我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个杀人犯了，我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人，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份经历让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信仰体系，最终她总结道：“它让我不再去一味地批评别人了。”那么，最终我们都会通过承认错误而完成自我转变。要想一味地批评别人，我们必须坚信自己是非分明，并且确信自己绝不会混淆黑白。然而，犯错的经历却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它提醒我们，我们以前犯过错，将来可能还会轻易地犯错—这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此时此刻就有可能，比如为了腌菜、行星、面包屑、蛋糕而起争执。同时，犯错的经历也提醒我们要宽容地对待他人、尊重他们—不仅因为他们有可能是对的，还因为他们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犯错。我们不应当因为他们犯了错，就将他们归结为愚蠢无知之徒，而应该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历程，得出恰好相反的结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埃利斯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斯塔兹·特克尔，在1988年电视直播的那场民主会议上，“镜头转向一位三K党成员，他当时正在说：‘我希望杰西·杰克逊得艾滋病死掉。’我很同情他。这就是我的老朋友们的想法。而且我曾经也跟他们一样”。乍一听，埃利斯实在是语出惊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我们很少听到（或者希望听到）有人对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表示同情。当然，埃利斯并不是赞同这名发言人的观点。1988年，他脱离三K党已经有18年了。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番同情，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种是旧日的同道之谊，另一种是一份悲悯之情。埃利斯的这个故事可以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曾经的我。
要将曾经的自己抛在身后是需要勇气的。而将他们的印痕留在身上一同上路则更是勇气可嘉：这意味着接受我们曾经的错误，认识到我们的改变，并且怀着满腔热情去铭记我们曾经是毛虫虫的那段岁月。这的确很困难，但却是值得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过：“生活和工作的头号乐趣，就是成为你一开始并不是的那种人。”这种转型当然不一定非得通过犯错才会完成，但是错误却往往是促成这种转型的契机。回想一下我之前曾讲过的：如果我们能够将每一次的错误形态都冷冻保存下来，我们便会发现其核心内容都是改变，无一例外。
这种改变或大或小，但归根结底，它是没有限制的。我们的错误可以改变我们的信仰、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让人不快、不适、不安的环境里，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到过去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人们总说人一上岁数，就越来越冥顽不化，”埃利斯说道，“这不一定是对的。自从我改变以来，我开始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录音。听着听着，就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我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了。我知道那段历史是怎么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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