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启蒙

引言：重启古今中西之问

近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气质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上世纪相比，这十年在对研究传统与学术纪律的强调上，应当说延续与推进了九十年代的风气。但在问题视野的完整性上，则多半是对八十年代精神的回应与深入。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显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至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固有问题甚至根本问题都以更加清晰的形态涌现出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主流是憧憬一个隐然在地平线上浮现的现代社会，因而反能对现代性有个不无粗率然而大致完整的概观。九十年代沿袭了八十年代对现代社会的憧憬，但在社会与学科两者均迅速分化的情形下——这本身就是现代化一个重要的面相——九十年代失落了站在临界点的八十年代那种可以两面瞻视的优越视野。至于八十年代是否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周详冷静的观察，那是另一个问题。

八十年代精神的原典导师是康德，九十年代的导师则是康德的两极分化——韦伯及海德格尔。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属于社会科学，因而海德格尔还在韦伯之次。这就是说，现代化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基调，而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则仅是第二声部的衬托。更不必说，韦伯那里本来就包含着所谓的反思维度。但现代社会科学本身的现代反思维度，在九十年代仍然是隐而未彰的。九十年代的另一个推进，则是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建构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以弥补八十年代实践上的顿挫。

这二十年来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使得现代社会的面目在中国人眼里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现代社会里人所得到的享用，和他必然付出的代价，也从来没那么实在过。是生活本身，教育了我们从头来看这个现代性。在这个时代里，那些仍未丧失其锐敏的心灵，无论以什么进路，都必然会再次抵达八十年代初的那个老问题——古今中西问题。

然而八十年代这个几乎的大问题，实有其更久远的渊源——这也是自始即纠缠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老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古今问题之所以不断重现，当然不是因为欧洲的什么时代也有类似争论，而是由于中国人遭遇现代之后的全部生活历程本身。古今问题必然蕴含的文明间关系问题，本身既有现代性自身内部的来源，也提示了超越现代性的外部可能。

中国现代思想，每当社会面临巨大转变、历史在岔口歧途忽感迷失之际，必兴起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之辩。如从晚清算起，这次应当是中国现代思想发轫以来的第五期——前四期是维新运动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前三次的思考与争论终都被证明是更为彻底的革命之先声。第四次作为改革的先声，则重新激发了前三次讨论中那些被革命主题压制到历史表面之下的动机。

在这全部的古今中西之思中，这一次的时机颇为独特。如果说之前的争论都是在现代社会尚未以被期待的方式到来之前发生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却是在自己及他方经验的开展之中，来重启这个思考。

或因如此，在这轮讨论中，比之前的三次更多地出现了对现代的反思和对传统的温情。这种基于理解的温情甚至鼓励有的儒学研习者表现出跨越了五四以来的新儒学、直接绍继清代经学的努力。这种态度显示这一轮古今中西之辩比其他三次更多地与晚清相似。

当然，与正在脱离传统、进入现代、朝贡体系解体的晚清不同，已进入现代、重思传统的本轮思考将更多地从人类本身的现代命运以及当前中国的世界位置入手。位置总是思考的起点，如果说不是基点的话。

此次思考与八十年代有连续性，也有明显的不同。正如新文化运动前后与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不同那样。

总之，这个重启直接承续的是八十年代的思考。八十年代对于现代化的期待，被概括在它的启蒙理想中。这是古今问题为主，中西问题为辅。而这次反思间接绍继的，却是晚清以降关于中国传统——其可概括为儒学——的争论。这是中西问题为的，古今问题为矢。本篇之所以名为“儒家与启蒙”，实有志于探究晚清以来互为表里的古今中西问题。

 或问：这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问题，能以小册子、小文章研究吗？答曰：如不得要领，则五车之书亦未必切题。如观之有术，即使不以皇皇巨著载之，亦不可谓未得厥要。前四次关于古今中西的一切论辩解析，多出以报章时文，便是明证。

 或问：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样的问题为何不以学科的方式研究？答曰：学问与学科未必合一。学科式的学术自有其利弊，于今日则已蔚然主流。而能自我作古，在“学科”外杀出一片天地者鲜矣。中国思想今日渐入困厄，泰半害于“学科”。如不欲中华之学绝于偏狭迁就、因循支离，非立新风气，从头振作不可。作者少年问学，得惠于八十年代诸贤多矣。虽未及其盛，在精神上则绝不否认为八十年代之子。请允许我延续八十年代的姿态，保留一点在与“学科”的若即若离之中探索真理的自由。

本篇虽作者从十年来部分文章所蒐集，却不期然自有体统，可见当代思想之律动，个人即不自觉，亦无法置身其外。今勒为三编，启蒙、儒学、哲学各据其一。而其要旨，则是从不同方面与层面观察考辩古今-中西问题。启蒙编总论这三十年思想变迁大势以及可能的出路，将古今问题转并入中西问题。儒学编则试图从新一轮古今之争的处境中，在启蒙之后的时代里重新激发儒家新的可能性。

以上两编思想评论居多。古今中西问题，其根本在体用问题。而体用问题在其自身的形态里则是哲学问题，或至少与哲学相应的问题。在西方哲学是本体问题，在中国思想则是道体问题、心性问题。能从体用上考虑古今中西，当有慧眼，已属罕见。而知道从哲学上阐述体用论，再以之判断古今中西各大精神史形态，则非巨擘不办。作者不才，虽略窥此理，未及发皇。姑于哲学编中，列入十年来的思考纲要，特别是方法论与问题论上的探索。周密完整之构，尚俟来日。

凡人一生中，十年时间固已不短。但对这一轮的古今中西之思来说，则还远远不够。中国，也许整个人类，都又到了一个关头。在这个关头的复杂艰险面前，那些关于人类未来的种种陈词滥调大都变得苍白无力。而以反省现代激活古典资源的当代中国思想者，也许能以中国人解决大问题的传统能力，为人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让我们这样期待、这样努力、这样见证吧。

2011年夏  上海

本书之所以名为“儒家与启蒙”，实有志于探究晚清以来互为表里的古今中西问题。分为启蒙、儒学、哲学三编：启蒙编总论20世纪后三十年思想变迁大势以及可能的出路，将古今问题转并入中西问题；儒学编则试图从新一轮古今之争的处境中，在启蒙之后的时代里重新激发儒家新的可能性。哲学编通过中西哲学的对照来考辨古今中西问题。本书论述的内容涵盖古今中西，但始终基于对现实的关照。在自己和他方经验的开展之中，重启对古今中西之思。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2005）。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及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主要关注的问题领域包括形而上学、现象学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著有《道体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儒家与启蒙》（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中道之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合）。译有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修订版）。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引言  重启古今中西之问

编 启蒙主启蒙主体性之终结

1．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

2．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还是狐狸的

3．现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以天下为己任

第二编 儒家之断续

1. 略评当前儒学的政治论述


2. 张广生《返本开新——近世今文经与儒家政教》序言


3. 康有为：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间——章永乐《万国竞争》序


4. 新民与庶民——新文化运动中的梁启超问题


5. 五四、儒家与启蒙


6. 中国哲学无法不直面梁漱溟的遗产（访谈）


7. 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

第三编  哲学之会通与分际

1. 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2. 哲学与神学的政治对照——《会饮篇》解


3. 是与易


4. 易传与生生

后记

修订版后记

本书之所以名为“儒家与启蒙”，实有志于探究晚清以来互为表里的古今中西问题。分为启蒙、儒学、哲学三编：启蒙编总论20世纪后三十年思想变迁大势以及可能的出路，将古今问题转并入中西问题；儒学编则试图从新一轮古今之争的处境中，在启蒙之后的时代里重新激发儒家新的可能性。哲学编通过中西哲学的对照来考辨古今中西问题。本书论述的内容涵盖古今中西，但始终基于对现实的关照。在自己和他方经验的开展之中，重启对古今中西之思。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2005）。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及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主要关注的问题领域包括形而上学、现象学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著有《道体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儒家与启蒙》（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中道之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合）。译有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修订版）。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