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局：经济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

变局之下，机遇何在？
大变局时代，世界的经济重心已悄然转移，传统的政治格局也濒临崩解。人们在感受脆弱、易变与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逐渐成形的新秩序中寻找新机遇。
面对剧变与噪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内知名管理学者展开深度探讨，透视变局背后的底层逻辑，发现中国社会的坚韧定力，解读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
本书不仅回答了全球政经变局、企业发展与转型、银发经济、中年职业发展等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现实议题的成因与现状，也给出分辨短期动荡与长远趋势的重要原则，并对百年变局背后潜藏的机遇给出提示，帮助读者建立理性认知框架，坚守长期主义。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迈克尔·斯宾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余淼杰：辽宁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刘国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陈春花：管理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前院长
杨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前联席院长
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编：
王贤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序言 解读全球变局 探寻新长期主义 / 王贤青
部分 全球新变局与中美关系
章 中美竞争的核心与全球治理的关键 / 林毅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第二章 如何理解全球变局的逻辑与中国经济的定力？/ 林毅夫
第三章 全球经济的新挑战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 / 姚洋、迈克尔·斯宾塞
第四章 如何理解世界的新格局与中国开放的新战略？/ 余淼杰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与应对
第五章 如何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
第六章 如何认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刘国恩
第七章 如何理解开放环境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卢锋
第八章 如何理解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与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 黄益平
第九章 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的“高龄少子化”趋势？/ 雷晓燕
第十章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关键点？/ 姚洋
第三部分 市场的新挑战与管理的关键原则
第十一章 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打造共生型组织？/ 陈春花
第十二章 如何理解剧变的时代与领导力准则？/ 杨壮
第十三章 如何理解百年变局？如何进行困境决策？/ 宫玉振
后记

变局之下，机遇何在？
大变局时代，世界的经济重心已悄然转移，传统的政治格局也濒临崩解。人们在感受脆弱、易变与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逐渐成形的新秩序中寻找新机遇。
面对剧变与噪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内知名管理学者展开深度探讨，透视变局背后的底层逻辑，发现中国社会的坚韧定力，解读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
本书不仅回答了全球政经变局、企业发展与转型、银发经济、中年职业发展等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现实议题的成因与现状，也给出分辨短期动荡与长远趋势的重要原则，并对百年变局背后潜藏的机遇给出提示，帮助读者建立理性认知框架，坚守长期主义。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迈克尔·斯宾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余淼杰：辽宁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刘国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陈春花：管理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前院长
杨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前联席院长
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编：
王贤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的“高龄少子化”趋势？
雷晓燕

中国老龄化的突出特征是什么？

我国的老龄化至少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8.9%上升至13.5%，增长了大约1.5倍。
第二，老年人口规模庞大，2020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已达1.9亿。
第三，生育率已经非常低。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老龄少子化”的突出特征，准确地说是“高龄少子化”特征，而未来我国8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比65岁以上人口快两倍以上。
 
“未富先老”让人担心的是什么？

 “未富先老”让人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未富先老”是指经济水平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但人口已经先老化了。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会相互影响：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的寿命会更长，生育率会自然下降，所以经济发展会加剧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其影响会表现在多个方面。
我和赵波对比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发挥作用：
一是减少劳动力供给。老龄化发展导致劳动力减少，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减少资本积累。老龄人口增多会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资本要素不足会影响经济发展。有些人觉得老年人喜欢储蓄，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有收入可存，一旦退休后收入减少，也就没钱可存了。有的老年人存的是子女给他们的钱，因为舍不得花，但减少消费对经济发展同样会有负面影响。况且，子女给的钱实际上是年轻劳动力创造的收入，它们被存起来并没有用于消费。三是改变经济结构。随着人口老龄化，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经济结构会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也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第二，对养老的影响。人老了需要被照料，当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较高水平，我们的经济资源能不能支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从经济上看，养老的钱够不够？从资源上看，有没有时间和人来照料老人？这两方面问题应特别引起重视。老年人多了，参与社会生产的人少了，同时养老的需求增加了，需要劳动力投入。我们面临“老龄少子化”或“高龄少子化”，传统的“养儿防老”方式就成了问题。
除经济影响外，老龄化还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人口结构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养老制度和医疗制度安排存在地区和城乡差异，所以老龄化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就拿退休制度来讲，强制退休只是城市居民才会面临的问题，农村里的基本观念是“活到老，干到老”，并没有“退休”的概念。这些年农村也推行了养老金制度，即建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制度，这方面的城乡差距在缩小，但是老年人无人照料的问题在农村就比较凸显，老龄化会加剧这类不平衡问题。
其次是社会“适老化”问题凸显。一方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需要“适老化”。老年人行动不方便，容易摔伤导致失能甚至致命，但很多小区没有建设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基础设施，比如没有电梯等。另一方面是数字化建设需要“适老化”。我们的社会在快速老龄化，也在快速数字化，老年人在这一过程中很容易被落下，包括线上购物、缴费等。如果掌握不了这些数字技术，不但会影响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还会影响他们独立生活。前两年国家在数字化建设中也推出了一些照顾老年人需求的过渡性措施，比如在银行、医院等自助机旁安排专人为老年人服务，未来在“适老化”建设方面还应更加重视。
医疗支付用于看病太多，防病太少，资源错配。以前大家追求“有病可医”，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应是“预防疾病”。生病除了给人带来不适甚至痛苦，还会带来很大的医疗和照料成本。如果我们提前把重点放在预防上，日常生活中多加注意，让老年人的身体更健康，后续的医疗和照料成本自然会减少。因此，预防疾病从金钱和时间上来衡量，都是应对老龄化更有效的措施。重视预防疾病，光是宣传引导还不够，还需要有制度保障，比如把一些健康行为纳入医疗保险，从源头上降低医疗支出。
 
老龄化会给社保和医保带来什么挑战？

老龄化会产生更多的社保、医保开支，退休老年人口要领养老金，而且比以前领的时间长，老人看病也比年轻人多。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减少，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社保制度和医保制度的改革问题。
，关于社保制度。
“年轻人少了，老年人多了，社保交钱的人少了，开支多了”，这句话形象地总结了我国现在实行的社保“现收现付制”，即把当期年轻人的钱收起来付给当期的老年人作为养老金。但社保体制还可以是“积累制”，即当期年轻人把钱积累起来作为自己以后的养老金。这两个制度有差异，一个是横向解决问题，一个是纵向解决问题。
 “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是否足够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老龄化问题出现之前，我国年轻人很多，老年人少，当期年轻人养当期老年人很容易甚至还有结余。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老年人越来越多了，“现收现付制”就不可持续了，会造成养老金缺口，且我国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一问题。
养老金“积累制”则不受人口结构影响，它类似于“个人储蓄”，只不过它的规模很大，需要从国家层面来统筹。养老金制度设计中重要的就是将社保由“现收现付制”转换成“积累制”。目前，我们缴纳社保有个人账户制和社会账户制，其中个人账户制就是“积累制”，你存在里面的钱累积起来就是未来可以花的钱。今后要把个人账户这块做大做实，将“现收现付制”转换成“积累制”，减小社保受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影响。
 从“现收现付制”转化到“积累制”，现在有很多提法，包括用国有企业资金来支付当期老人的养老金，让当期年轻人的钱积累起来以后用，由此逐步实现由“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转化，且经由研究评估，该方案能发挥较大作用。
这是社保改革中很重要的一步。同时，还需要更好地管理社保资金，这个盘子非常大，可以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规模化的社保理财并取得更高收益，以弥补养老金缺口。
第二，关于医保制度。
近年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取得快速发展。首先从覆盖面看，原先只有城市正式职工享有“城职保”，2003年后“新农合”覆盖了规模庞大的农村人口，2007年“城居保”又解决了主要针对老人和小孩的城市无业居民的医保问题。至此，我国三大主体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群已达到95%。
其次，医保的深度也在推进。比如“新农合”报销的比例开始特别低，后来也在逐渐增加。医保制度建设快速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很明显的。，医疗服务的使用率提高，减少了老百姓有病不能看的问题。第二，有研究发现“新农合”“城居保”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第三，医保有效减少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大家敢去花钱了，促进了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此外，研究还发现医保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当然，医保制度也引发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大家看病不用完全自费，导致医疗费用支出过度等问题。近年来为控制医保开支，国家实行了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和病种分值付费（DIP）等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力求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控制医疗费用。目前这些改革已全面铺开，相信未来还会做得更好。
关于医保的资金来源，目前不同类型的医保资金的来源不一样。“城职保”是从个人工资中扣缴一部分，企业缴纳一部分；“新农合”和“城居保”则是有不同性质的政府补贴。“新农合”初是个人或家庭出10元钱，地方政府补贴10元，中央政府再补贴10元，一年只需要缴费30元。这些年缴费和报销额度都在不断上涨，有的地方已经涨了10倍以上，但资金来源还是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面，同时由县级政府层面来统筹。“城居保”的资金来源与此类似，只是由市级政府层面来统筹。
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应尽量实现健康的人口老龄化，只有越多的老年人身体健康，才会从根本上减少养老和医保的压力。
 
老龄化是不是也会带来银发经济和教育红利？

老龄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9年的77.6岁。其中，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3.64岁，中国女性平均寿命为79.43岁。
同时，老龄化也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比如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会减弱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它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智能技术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当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出现时，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较高且较普及的水平，我们可以利用先进技术替代一部分劳动力。比如，有制造工厂大批量引入机器手臂，替代一些流水线工人的工作。对此我们也有相关研究，2021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课题组共同开展的研究《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后来出版成书，书中就讲到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冲击，也讲到智能化技术对劳动力不足的弥补。
其次，技术手段对解决养老问题也会有帮助。比如促使养老过程不再完全依赖劳动力，让机器陪老人聊天或者帮助老人做一些体力活。
再次，有助于老年人主动发挥自身价值应对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在社会发展中积极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今天的老年人和前几代的老年人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他们的健康状况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技能更多。一部分老年人虽然退休了但身体硬朗，自身也有很强的为社会做贡献的意愿。研究也表明，因退休导致失去价值感、存在感的心理落差，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银发经济的产生一方面是老年人有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工作岗位供给，银发经济就是要积极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作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当然，退休后是否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这应当是老年人的自愿选择。有些老人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就不应强迫他延迟退休。
这就要求我们设计灵活的、可以自由选择的机制，真正发挥“银发经济”的价值，不宜在退休年龄问题上一刀切。有些人退休之后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特别是那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退休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会有改善，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遭到这部分人的反对。对于有些坐在办公室里完成脑力劳动的人，工作对健康的消耗并不大，退休后反而可能因为失去工作的成就感而郁郁寡欢。因此，我们需要退休制度更有弹性，并配合不同的激励机制，比如延迟退休可以得到更高额的退休金。准确的说，不是调整退休制度，而是调整养老金领取制度。我们现在是把退休和养老金两件事直接挂钩，其实二者应该分开来考虑。我们需要设计的是大家什么时候领养老金，以及养老金的数额如何与为社会的服务年限挂钩。 
这中间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现有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几十年前设定的，相当于是当时政府给大家的一个承诺，将要退休的人会根据这个政府承诺来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包括还要工作多久、什么时候拿养老金、应该消费多少等。如果要一刀切地延迟退休，对这部分已经准备退休的人影响会比较大，所以退休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之，让个体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来做选择，从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优化。
关于教育红利，第五次到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分别为7.83年、9.08年和9.91年，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说我们之前的发展主要靠人口红利，利用的是人口数量上的优势，现在人口的教育水平提升，应该可以更好地发挥人口的质量优势。
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9.91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并不太高，这意味着未来在利用教育红利、发挥人口质量优势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帮助劳动力完成转型。教育红利不仅指基础教育，还应包括职业教育培训等，而且不分年龄，都有培训的不同需求和价值，这对提升我们应对老龄化的能力非常重要。
目前与老年人相关的服务产业包括很多方面，已经发展起来的也很多。
一是养老机构，这是养老需求的产业。对于养老方式，国家现在提倡“9073”，即老年人中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有些城市略有调整，提出“9064”的目标。
二是社区养老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快。现在的社区养老包括构建新型养老社区，让老年人集中居住，但是提供和居家养老一样的生活条件；还有的在原有社区里增加养老服务，比如提供送饭上门、上门医疗服务等，或是在社区里建立托老所，可以让老人日托或全托。
三是数字技术做“适老化”应用。2021年我在华北做关于“一老一小”调研，就看到一些新型社区、村庄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做得非常好。比如有的村里有一块大屏幕，村里老年人的需求可以通过家中的按钮及时呈现在屏幕上，屏幕前有相应工作人员对接不同的老人。这就是数字技术做“适老化”建设的一种。老年人不容易掌握数字技术，但他们可以提出需求后由年轻人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类数字技术应用到养老服务上的例子还很多，包括便携式医疗技术服务等，未来应该都能够获得较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