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鼠疫（诺奖得主加缪两大代表作《局外人》《鼠疫》。翻译家李玉民翻译，拓展性注释，阅读不卡顿）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为我感到非常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自己靠在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着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有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了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经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南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着几把椅子和几个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的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拦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只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看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会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睡意上来了。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您在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在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讶。现在他六十四岁了，他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说起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他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他是由于贫困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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