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是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人类历史认知的最新反映，突破了以往百科全书大而全、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写作方式，择其要者，突出叙述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本书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交流系统中进行观察，系统梳理了各自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通过将特殊的地区史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相联系，帮助读者了解人类的过去；条目编排独具匠心、自成体系、交互检索，内文既注重文献资料，也注重视觉材料的使用，便于研读；以联系的观念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重点研究宏大主题与传统主题之综合的、跨学科的解释。世界历史不再仅仅是对各文明、各民族、地区史、编年史、政治史、经济史和“伟人”的孤立研究，它还成了交流、碰撞、联系和交换的有着超越时空的重要性的动态学术领域。

作者：

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10.31—2016.7.8)，当世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被誉为"20世纪美国学院派领袖"，"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1996年，因"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因其杰出贡献，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其"国家人文科学奖章"，奖章上镌刻的文字是"扩展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麦克尼尔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涉及面非常广泛，专著有《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合著），《瘟疫与人》《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等。

译者：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曾先后担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史学），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著译（合译）有《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辞海》（2009版）、《大辞海·世界历史》世界古代史、外国史学史撰稿人。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主编《世界历史评论》《新史学》《都市文化研究》（CSSCI来源辑刊）等杂志；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 “三联经典人文书库”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光启文库” “大象学术译丛” “格致人文读本”等丛书。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西欧近代经济社会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主要论著有《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合著,第一作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史学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史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专著有《世界古代史》(上下册)(合著)，《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合著)，《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主编，第一作者)，《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合著)，《泥板里的世界-两河文明求实》(合著)等。在《外国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全球史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译著有《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第2译者），《古代埃及帝国》《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王权与神祇》《古代埃及宗教》；在《世界历史评论》《中东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黄艳红，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理事、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近代史和中世纪史。出版专著《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译有《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记忆之场》《历史性的体制》《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等著作十余部。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全球史、西方文明史、性别文化史。出版专著《全球史概论》《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等；译著《什么是全球史》《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合译）；编著《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主编教材《外国法制史》，共同主编《全球史评论》，主编“女性·社会·文明系列”丛书和“文明与世界译丛”，参编著作5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

总  目

译者前言    1

中文版前言    7

序言    1

第二版导言    5

关于本书第一、二版主编威廉·麦克尼尔    15

撰稿人    17

图片提供者    39

引语提供者    43

如何拼与说

--世界历史上的100个重要人名、地名和术语    45

读者指南    51

读者分类指南    53

地图索引    75

词条条目    77

正文    1—2498

索引    2499—2673

正  文

第一卷  Abraham to Byzantine Empire    1—406

亚伯拉罕～拜占庭帝国

第二卷  Caesar, Augustus to Ethnology    407—854

奥古斯都·凯撒～民族学

第三卷  Eurasia, Inner to Kongo    855—1290

欧亚内陆～刚果

第四卷  Korea to Philosophy, Greek and Roman    1291—1718

朝鲜～希腊罗马哲学

第五卷  Philosophy, Modern to Television    1719—2134

现代哲学～电视

第六卷  Terrorism to Zoroastrianism    2135—2498

恐怖主义～琐罗亚斯德教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是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人类历史认知的最新反映，突破了以往百科全书大而全、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写作方式，择其要者，突出叙述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本书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交流系统中进行观察，系统梳理了各自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通过将特殊的地区史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相联系，帮助读者了解人类的过去；条目编排独具匠心、自成体系、交互检索，内文既注重文献资料，也注重视觉材料的使用，便于研读；以联系的观念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重点研究宏大主题与传统主题之综合的、跨学科的解释。世界历史不再仅仅是对各文明、各民族、地区史、编年史、政治史、经济史和“伟人”的孤立研究，它还成了交流、碰撞、联系和交换的有着超越时空的重要性的动态学术领域。

作者：

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10.31—2016.7.8)，当世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被誉为"20世纪美国学院派领袖"，"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1996年，因"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因其杰出贡献，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其"国家人文科学奖章"，奖章上镌刻的文字是"扩展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麦克尼尔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涉及面非常广泛，专著有《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合著），《瘟疫与人》《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等。

译者：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曾先后担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史学），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著译（合译）有《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辞海》（2009版）、《大辞海·世界历史》世界古代史、外国史学史撰稿人。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主编《世界历史评论》《新史学》《都市文化研究》（CSSCI来源辑刊）等杂志；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 “三联经典人文书库”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光启文库” “大象学术译丛” “格致人文读本”等丛书。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西欧近代经济社会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主要论著有《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合著,第一作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史学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史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专著有《世界古代史》(上下册)(合著)，《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合著)，《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主编，第一作者)，《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合著)，《泥板里的世界-两河文明求实》(合著)等。在《外国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全球史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译著有《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第2译者），《古代埃及帝国》《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王权与神祇》《古代埃及宗教》；在《世界历史评论》《中东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黄艳红，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理事、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近代史和中世纪史。出版专著《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译有《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记忆之场》《历史性的体制》《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等著作十余部。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全球史、西方文明史、性别文化史。出版专著《全球史概论》《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等；译著《什么是全球史》《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合译）；编著《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主编教材《外国法制史》，共同主编《全球史评论》，主编“女性·社会·文明系列”丛书和“文明与世界译丛”，参编著作5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

Barter  物物交换

用一种物品或服务和另一种物品或服务直接交换，其中不用到货币(金钱)这一交换媒介，这种交换行为被人们称作物物交换。由于一件物品和另一件物品之间的相对价值随需求、可获取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物物交换并非天然的那么简单，而是通常会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

物物交换可以被宽泛地界定为物品、服务之间的直接交换。它和有货币参与的交换行为相区分。后者在货币的参与下，可以实现购买行为与出售行为之间的分离。物物交换的观念和实践非常稳定地反映了所处社会的情境。例如，在一个太平洋岛屿上的社会里，人们所理解和践行物物交换的方式，就同当今美国社会里物物交换的做法不同。前者的物物交换可能和那些影响着某一岛屿与邻近岛屿之间关系的社交场合有联系，而后者的物物交换则可能涉及邻里之间某人为寻求水暖工帮忙而向他人让渡自己所留存的食物之事。

物物交换的特点

要想对物物交换做出任何意义上的精确界定都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物物交换通常都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尽管有许多人类学家已做出相反的论断，即物物交换总体上都缺乏社会关系）。社会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和史蒂芬·休-琼斯（Stephen HughJones）承认，任何试图为物物交换提供一种总界定或模式说明的尝试，都会造成丢失物物交换行为所处重要社会情境的损失。不过，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对物物交换行为的许多特征做出了说明。物物交换缘于人们对自己所没有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需求。例如，一个人拥有一头猪，但他可能想要一条独木船。参与交换的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被拿来进行物物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并非由货币来衡量。针对用于物物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此时还没有独立的衡量手段。交换双方必须达成协议：被拿来交换的两方物品或商品在价值上是相等的（在此过程中，讨价还价通常是关键）。最后，买与卖的行为同时发生，虽然交易的完成（交付商品、履行服务）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物物交换与经济研究

在欧洲的经济学中，有关物物交换的传统观点可以通过两个人的研究来加以理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物物交换在交换行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探讨，其探讨是现存最早的。他的解释（《政治学》第1卷第9章）对于理解一种看似可能只是简单经济行为的活动之政治与社会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在最初的人类组织形式——家庭中，并不存在交换实践，因为它是自足的，交换实践发生在更大型社会群体得以发展、家庭之间开始分享东西时。亚里士多德声明，人们对不同物品或商品的相互需求，是这些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物物交换的最初目的在于重建自然本身所具有的自足意义上的平衡。然而，他警示道： 正是脱离了这种类型的交换，货币制造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种在他不屑的眼光看来反自然的行为，因为它除了仅仅促使人们积累更多的财富外，发挥不了什么有益的作用。

在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种有关物物交换功用的更为机械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出现，每个人都只生产他所需要的全部物品的一小部分，他们不得不诉诸物物交换，而“这种活动通常肯定会进行得很不顺畅，并且操作起来常让人感觉尴尬”。因为一个人不是总能找到某个人，这个人拥有他所需要的物，而这个人又希望拿自己的物和他所提供的物进行物物交换。正如斯密所解释的：我们假设，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的量多于他所需要的量，而另一个人所拥有的要少于他所需要的……一位屠夫的肉店里的肉量多于他实际所能消费的肉量，而一名酿酒师和面包师各自都想要购买一部分肉。然而，除了各自销售的产品外，这位酿酒师或面包师都没有什么可拿来进行交换的。而且，已经有人向那位屠夫提供他所急需的所有面包和啤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没有可能发生交换行为。

为了缓解物物交换所带来的不便，人们发明了货币。对亚里士多德和斯密来说，物物交换是社会发展初期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经济活动。

物物交换与礼物交换

在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带来彼此之间的接触与整合之前，物物交换在欧洲之外的许多社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用途（以及不同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的呈现）通常被探险者们记录下来，例如，当库克船长于1744年4月第一次造访马克萨斯群岛时，他用枪支交换别人的猪，不过他发现，猪的供应很快枯竭。在没有意识到动物在当地纪念性节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限制了出售方面的数量）的情况下，他以为是他和自己的船员们向交易市场提供了过多的枪支。

现代人类学家意识到，在商品交换和礼物交换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认为，物物交换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形式（商品就是诸如动物或汽车等被人寻求的、既有使用价值亦有交换价值的物）。如果说商品交换的目的在于获取商品，那么礼物交换的目标则在于使收受礼物之人（或群体）心怀某种义务之感。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格雷戈里（Christopher Gregory）在一项关于此种区分的详细研究中提出，商品交换建立了一种被交换之物之间的关系，而礼物交换则建立了一种实施交换行为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此，物物交换就被判定为一种物的交换，该种交换并不通过多少陌生人之手而（像礼物那样）同社会制度（体系）相连。人们假设，在这样一些交易当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依赖关系（社会或政治义务）。事实上，这种区分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例如，在礼物交换先于商品交换的情形中，有一种关系网络将两种类型的交换连在了一起。实际上，简单的物物交换行为可能经常是人们之间远为复杂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交往过程的组成部分。

当今物物交换

在今天看来，物物交换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即便是在使用货币的社会里也是如此。尽管有亚里士多德和斯密的理论，人们还是不能将物物交换仅仅和原始经济体相连。物物交换已日益被商家所运用。如在美国，国际互惠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 Reciprocal Trade Association）声明，2001年各公司之间产品的物物交换价值额度超过了75亿美元。在美国，有许多物物交换俱乐部及协会，其存在即为低水平的交易创造方便，这种交易大都包含家庭物品的交换。而且，并非所有的物物交换都和强大的经济体相连。例如，在阿根廷，通货的价值减缩、银行的关闭和大规模的失业，导致物物交换方式的使用呈增长趋势。英国报纸《卫报》（The Guardian）报道，2002年4月25日，随着现金的短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物物交换俱乐部（有时就位于购物中心之外），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将自己生产或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拿来交换。因此，物物交换是现代经济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强大的经济体还是在较弱的经济体中都是如此。

Diseases—Animal  动物疫病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引发大流行并改变社会哲学传统的疾病，均源于人类以外的动物，它们“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了人类。当我们讨论疾病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影响时，无须将动物疫病和人类疾病区分开来。

我们应当注意到正因为人类是哺乳动物，所以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体内，尤其是在其他哺乳动物体内发现的疾病，常常会轻而易举地传播给人类，弄清并重视这一点，将是十分重要的。对人类历史影响最重大的疾病均是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历史影响甚微。依据定义所释，传染病会通过感染健康的人而迅速传播开来。被感染的人会在短时期内死亡或痊愈，而那些痊愈的人通常会获得抵抗相同疾病再度感染的免疫能力。

从数量上来看，人类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单次影响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暴发的流感，4000万人因此丧生。据载，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瘟疫是发生于14世纪的鼠疫，西欧25%以上的人口因它丧生。不过，虽然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但是对人口和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流行病却是在美洲人接触欧洲人及其驯养的动物后不久暴发的一连串波及整个美洲的流行病。这些流行病在那些以前并未接触过欧亚疾病的人群中传播开来，尤其是在那些被殖民的过程中遭受多重创伤——暴力、被奴役、失去生计的群体中传播开来，通常会造成90%~95%的死亡率。总体看来，这些疫病有可能使美洲有多达1亿人丧生。

从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类的诸传染病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花、霍乱、结核病、鼠疫和流感。虽然艾滋病（AIDS）是现代世界一大潜在问题，不过它不是接触传染性疾病，也非急性传染病。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对诸如口蹄疫、汉坦病毒（Hanta virus）和所谓的疯牛病等疫病恐慌的现象，这些疫病很可能根本算不上疫病。同前文已列出的其他疫病相比，这些疫病的病理状态微不足道，然而它们却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这很可能是由人们对疫病的无知、媒体的宣传所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