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洲的八堂课：法兰西公学院课程讲稿

一切都始于2015年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的一封来信。孔帕尼翁是法兰西公学院法国文学和现代文学教席教授。他告诉我公学院希望邀请我主持艺术创作年度教席，他还在信中强调，这是公学院第一次请作家担任该教席的主讲人。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背水一战的，是与黑非洲文学史相关的若干因素。当年我还是一名在巴黎求学的青年学人，每当路过法兰西公学院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1956年黑人作家和艺术家大会，举办地就在公学院旁边的索邦大学。我眼中的巴黎第五区到处都是阿里翁·迪奥普（Alioune Diop）的身影。他不仅是大会的组织者，还是《非洲存在》杂志（Présence Africaine, 1947）及同名出版社（1949）的创办人。时至今日，非洲存在出版社仍在其原址——学校路27号，与法兰西公学院不过数百米的距离。拉丁区当时是巴黎名副其实的“非洲知识分子”聚集地，也是孕育“黑人思想”（la pensée noire）的真正摇篮。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贝尔纳·达迪耶（Bernard Dadié）、谢赫·安达·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阿马杜·昂帕泰·巴（Amadou Hampaté Ba）、莱昂-贡特朗·达马斯（Léon-Gontran Damas）、雅克·拉伯迈南贾拉（Jacques Rabemananjara）及其他黑人性思潮的先驱们频繁光顾非洲存在出版社同名书店，诸如西奥多·莫诺（Théodore Monod）、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乔治·巴兰迪耶（Georges Balandier）、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等法国知识分子也是常客，大家共同推动着这场黑非洲的文化勃兴。此外，还有来自不同语言环境的知名人物的助力，如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约瑟芬·贝克（Joséphine Baker）等。
尽管非洲在巴黎中心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但在法兰西公学院却备受冷遇。非洲真的无人问津吗？某种程度上也并非如此，其实，早在法兰西殖民帝国时期，公学院就曾开设多个“南方国家”（pays du Sud）教席—实指世界各地的法国殖民地，偏重北非、北非史及穆斯林社会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资金并非来自法国，而是来自殖民机构！
非洲社会比较研究教席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由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弗朗索瓦兹·埃里蒂埃（Fran.oise Héritier）主持，它在埃里蒂埃教授的学术声誉和威望下实现了一次真正的进步。可惜这门内容丰富、气氛热烈的课程没有在法国教育系统内部创造我们原本期待的突破之势，即在颠覆思想的同时，加速推进“非洲研究”（études africaines）在这座知识殿堂的生根发芽。眼下，在我授课的美国，非洲或非洲裔的大学研究员、作家或艺术家常常被委以教职，并被纳入法语系师资队伍，这一传统由来已久，目前包括任教于路易斯安那大学及纽约城市大学的马提尼克人爱德华·格里桑，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分校的瓜德罗普人玛丽斯·孔戴，纽约大学的阿尔及利亚人阿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西北大学芝加哥分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喀麦隆人阿基尔·姆邦贝（Achille Mbembe），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分校的塞内加尔人苏莱曼·巴希尔·迪亚涅（Souleymane Bachir Diagne），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及乔治·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分校的吉布提人阿卜杜拉曼·瓦贝里（Abdourahman Waberi）等。
我从未将“无人问津的非洲”看作法国大学界策划的一场集体阴谋的佐证，事实上，它常常被当成替罪羊。做事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要灰心丧气，让我们逐渐打破隔阂，增进彼此的了解，被排斥在文明大合唱外的声音将奏响明天的世界。这些被错误描述为“遥远异邦”的声音其实是缺失的碎片，让我们能够以最多样化的方式界定我们的人文精神。
因此，我不会推断出非洲缺席于法国教育体系的结论。当涉及整合殖民史的相关问题时，还是存在一种畏手畏脚的心态，非洲研究在法国仍被视作可疑的、反动的、具有煽动性的，因出言驳斥法兰西民族的“美好与黄金”时代而声名狼藉，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向“白人的眼泪”低头。
如此一来，以不同的方式谈论非洲就会被视作一项对前殖民强国的指控。关于和黑非洲的相遇，它已写就自己的版本，并使其在教学中得以普及，因此，法国不希望看到几个“疯子”对这部精彩的史诗指手画脚。这些抵抗者让一些人心怀恐惧，以至于认为非洲研究与后殖民研究是危险且有害的，只会不停地把欧洲送上被告席。这一想法的荒谬之处在于，非洲研究与后殖民研究传达的是他者的呼吸，是对单一、僵化且武断的历史观的拒斥，是直面征服、冲突、矛盾、分歧、伪善、忘义、斗争等问题的必要实践。
我们知道，法兰西公学院诞生于1530年并延续至今，而在它创立的年代，非洲既不是一块失落之地，也并非一片无序之地，尽管有人总想借此为殖民远征队及所谓的文明使命辩解！不，经西方世界粗略勾画的非洲是一个被幻想出来的非洲，一个对矛盾话语抱有敌视态度的非洲。要确信这一点，只需要重读探险家奥尔弗·达佩尔（Olfert Dapper, 1639—1689）的作品即可，它们出版于公学院成立的一个世纪后。这名“未知地带”的荷兰专家对地处中非的刚果王国做过细致描写，比如王国的政治等级划分及其享有的崇高知识威望。外交家兼探险家哈桑·瓦赞（Hassan al-Wazzan，别名“非洲人莱昂”）及其他确凿记事则记录着西非廷巴克图（Tombouctou）的知识资本。
16世纪也充斥着种种把我们非洲人排除在外的片面之词。对西方世界而言，我们天生就不是思考的料，这种偏见将在我之后的课程中反复提及，直到殖民文学时期，我们在欧洲人的笔下仍然没有话语权，欧洲在以我们的名义替我们说话，把我们贬损至一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智状态。这些成见只有等到真正的非洲文学出现才会受到质疑。真正的非洲文学与欧洲人书写的有关非洲的文学势如水火，而后者竟然也被称为非洲文学！
当我考虑接受法兰西公学院的邀请时，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我不希望这份荣誉的获得是因为我的肤色，这只会让我感到冒犯而非喜悦，否则我将毫不遗憾地拒绝公学院的邀请。我倾向于认为，公学院希望邀请一名作家—安托万·孔帕尼翁在推选辞中也对此做出充分说明。此外，我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不是与研究夏尔·波德莱尔、维克多·雨果、马塞尔·普鲁斯特等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的专家们同堂竞技。公学院没有命令或建议我做任何事情，它甚至对我打算着手的研究领域毫不知情，也许公学院期待我对写作“手艺”（métier）展开长篇大论，开展某种高水平的“写作工坊”，毕竟公学院是鉴于我的作家身份才将艺术创作教席委托于我的。但为何我要跳过我的“出身”而直接开讲写作“技巧”呢？我的“出身”扎根于非洲文学，它诞生于对欧洲文学经典的反叛，非洲人在欧洲文学里仅仅是一个被贬损的哑角，他身着奇装异服充当欧洲人的护卫，嘴里只会发出一些咕咕囔囔的声音。我为此向公学院提议开设一门导论课，介绍黑非洲的法语写作。在今人的眼中，非洲是上演部落战争、独裁统治、香蕉共和国等大戏的舞台，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的太阳”曾敲响新兴国家解放的钟声。这些新兴国家的国境线是前欧洲殖民列强在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召开的著名的柏林会议上划定的。
我独立制定了课程目标，它们反映着我内心长久的企盼，在大写的艺术给予我的自由中，我将填补复数文学背景下的一处空白，使大作家的名字不断回响，他们早已享誉海外，却在法国寂寂无名，尽管他们和法国作家一样，都使用相同的语言写作，在相同的出版社发表作品。我希望能够揭示，法语作品不止法国一个中心，它们如触手般超越了欧洲大陆狭隘的地域界限，将广阔空间囊括其中，它们不断探索想象的可能性，在五大洲传递用法语构筑的想象奇观。
我在接受任命后开始着手下一步的行动：写作就职演讲稿。它是一张行进图，幸运的话，它可能成为我们遗忘所有后的唯一留存！我希望这场就职演讲可以反映我的个性（第一人称代词“我”是有必要的），因为我把个性看作我个人身份的延续。这场就职演讲当然将立足文学史。基于此，我将回顾某些种族意识形态，西方在探险和殖民远征时期对非洲的印象，从最陈旧的观念出发的非洲法语文学是如何孵化并催生出一份对过去，尤其是现在的我们而言不可让渡的遗产的，那就是我们非洲人自己对我们世界的构想。
我不停地提醒自己，当心成为一名陷入某种抱团的非洲主义的作家—携带一件杀伤性武器到法兰西公学院控诉西方对非洲犯下的累累暴行！相反，我会怀着感激之心看待帮助我向世界敞开自我的，来自他者之地的想象。世界在我看来就像一门语言，与此同时，我不会放弃对客观批评的追求……
第一课是整个课程最为重要的部分，准备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不安与紧张让我在开讲前的几个夜晚难以入眠，“被咬破的网眼”滋生着持续的焦虑，我为可能的“功亏一篑”忧心忡忡。我像一个准备大型口试的大学生，身边到处都是书，所有墙上都贴满了笔记！
就职演讲的传统形态通常涉及主题介绍，也会对此后一整年的教学活动及所探讨的问题做出说明。公学院与大学的课程设计有所不同，它取消了评分制度，以课程和研讨会的形式向公众开放教学。本着这一精神，我在几个月里阅读了多份就职演讲，对神学、自然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教授主讲的课程内容做了大致了解—《历史的用处》（Ce que peut l’histoire）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主讲人帕特里克·布歇伦（Patrick Boucheron）的就职演讲十分精彩。
我必须写作我自己的就职演讲，必须在公众面前发表我自己的就职演讲。然而，在写作的当口，直到我进入玛格丽特·德·纳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阶梯教室以前，我对参与课堂的公众构成还一无所知。我万万没有想到，2016年3月17日会有1300余人挤在教室门口，法国及国际媒体的到场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甚至罕见地对就职演讲进行实时直播——让非洲大陆的非洲人也能全程参与。
在场的非洲人与非洲人后裔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来到法兰西公学院，在玛格丽特·德·纳瓦尔阶梯教室前（我的课程与研讨会的举办地）经历漫长等待，我大为感动。他们的到场不仅仅是为了表达看到自家“兄弟”的自豪，同样也是为了向走进这座辉煌殿堂的黑非洲文学致以敬意。对他们而言，是非洲从大门走进了法兰西公学院……
法兰西公学院的非洲存在值得鼓励，鉴于我的课程曾受到公众与法国媒体的热烈欢迎，这让我对教员开放性及法国公众与媒体的接受度感到乐观。在这里，我满怀喜悦地向大家推介我的八堂课，借此我们可以平和有礼地重读我们共同的过去，如同接受一次对话的邀请。唯有如此，我们的存在再不会受偏见束缚，我们的未来再不会受奇谈怪论污辱。文末一并附上两篇文稿：一篇是以“法语世界”为主题的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另一篇是应法国国家元首邀请，在兰斯发表的纪念为法国战斗的非洲步兵团的演讲稿。它们或远或近地构成了我的法兰西公学院之行的一种延续。

阿兰·马邦库
于洛杉矶
2019年5月30日

本书由著名作家阿兰·马邦库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整理而成，涉及非洲的文学写作、文化甚至政治视野等多个方面。“黑人性”并不仅仅是黑人之间的事，更是一种重新思考黑人人文主义精神的方式。从黑暗走向光明，非洲经历了漫长的斗争，这八堂课表达了作者对非洲文化与全球文化和平相处的强烈渴望。本书也是一份综合性指南，让我们摆脱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其他误解，摆脱西方殖民话语转述，重新认识真正的非洲。

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
法语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现居美国洛杉矶，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于2021年荣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被誉为“非洲的塞缪尔•贝克特”。其作品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非洲文化的深入探讨而著称，两度入围布克国际奖，并赢得黑非洲文学大奖、勒诺多文学奖等多项殊荣。代表作有《打碎的玻璃杯》（2005）、《豪猪回忆录》（2006）、自传体小说《明天，我二十岁》（2010）等。

前言
第一课 黑人文学：从至暗到光明
第二课 什么是黑人性？
第三课 非洲文学探讨的若干主题
第四课 非洲文学作品在法国的出版情况
第五课 民族文学与政治煽动
第六课 非洲与“黑色法兰西”：与历史面对面
第七课 黑非洲的内战与儿童兵
第八课 写在卢旺达大屠杀后
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
为黑人英雄纪念碑致辞
注释
译后记

本书由著名作家阿兰·马邦库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整理而成，涉及非洲的文学写作、文化甚至政治视野等多个方面。“黑人性”并不仅仅是黑人之间的事，更是一种重新思考黑人人文主义精神的方式。从黑暗走向光明，非洲经历了漫长的斗争，这八堂课表达了作者对非洲文化与全球文化和平相处的强烈渴望。本书也是一份综合性指南，让我们摆脱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其他误解，摆脱西方殖民话语转述，重新认识真正的非洲。

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
法语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现居美国洛杉矶，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于2021年荣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被誉为“非洲的塞缪尔•贝克特”。其作品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非洲文化的深入探讨而著称，两度入围布克国际奖，并赢得黑非洲文学大奖、勒诺多文学奖等多项殊荣。代表作有《打碎的玻璃杯》（2005）、《豪猪回忆录》（2006）、自传体小说《明天，我二十岁》（2010）等。

中文版导读
非洲法语文学的新视域

1921年，法国人将龚古尔文学奖颁发给加勒比地区的黑人作家勒内·马朗（René Maran, 1887—1960）的小说《霸都亚纳：真正的黑人小说》（Batouala: Véritable Roman Nègre, 1921），从此非洲法语文学正式进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马朗生于巴西北部的法属圭亚那，并不算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年少时，马朗在法国西南部的城市波尔多接受法国教育，寒暑假常常去其父亲工作的非洲旅行。长大后，他在法属赤道非洲谋得了一个殖民地行政长官的职位。他以自己在非洲的经历写成的代表作《霸都亚纳》获奖后，在法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拥有神奇力量、情感经历丰富、战功显赫、狩猎能力出色的族长霸都亚纳。在对人物的生活、命运和生存环境的叙述中，作者展现了法国殖民统治下黑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法国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罪行，尤其是西方文明对黑人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部“写真主义”小说，非洲黑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富有情感的、感性的而非理性思考的生命。由于在讲述非洲族长霸都亚纳的故事中，作者批判了法国殖民者在非洲的暴行，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具有独立意识的非洲精神，这部小说很快遭到了法国当局的封杀。
不难看出，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觉醒意识是非洲法语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在塞内加尔国父、诗人列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 1906—2001）的眼里，马朗是“黑人性”（Négritude）运动的先驱，他的文学创作引发了人们对非洲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也许，正是因为马朗介于法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双重身份，法国才将龚古尔奖颁给了他。这既能显示法兰西帝国的包容，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绪。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殖民统治者看来，这类具有抗争性的文学创作不过是殖民教化过程中一些无足轻重的牢骚而已，尽可让他们大喊大叫直至声嘶力竭，这样也许会使他们感到好受一点。再说，偶尔颁一次奖并不会动摇法兰西帝国在非洲的地位。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 1850—1923）早先曾写过一部有关非洲风情的小说，但是，真正把黑人作为小说主要人物来塑造的并不是他，马朗才是当之无愧的鼻祖。在《霸都亚纳》这部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黑人，而且非洲元素十分浓郁。作者不仅采用了一种并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而且尝试了他以前并不擅长的小说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马朗并没有放弃非洲的文化传统，仍然保留了其民族特有的表达形式。为了忠于非洲的语言，他希望写出一个具有“非洲范式”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黑人性的审美元素。但是，仅仅有审美元素还不够，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小说。确实，非洲小说的原创性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加以研究，尤其是其中口头文学的属性。
过去，在许多西方作家的笔下，有关非洲题材的作品侧重描绘的是秀丽的风光、野蛮无知的土著以及神秘且愚昧的社会习俗，文字里暗含的是欧洲文化以及白人种族的优越感。白人将自卑情结悄无声息地注入了黑人的灵魂深处。当然，这种刻板印象并不是造成非洲“失真”的唯一因素。20世纪30—40年代，桑戈尔、塞泽尔（Aimé Césaire, 1913—2008）、达马斯（Léon Damas, 1912—1978）、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等一批年轻学者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文学创作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黑人凝聚在一起。在他们的笔下，非洲不再是眼前现实的非洲，而更像一个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他们坚定地扛起反殖民主义大旗，发出了那个时代反殖民主义的最强音。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弱势群体和弱势种族的文学创作开始走出国门，逐渐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代表性的作家有塞泽尔、桑戈尔、达马斯、法农、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 1928—2011）、莱伊（Camara Laye, 1928—1980）、孔戴（Maryse Condé, 1937—）、夏穆瓦佐（Patrick Chamoiseau, 1953—）、玛利亚玛·芭（Mariama Ba, 1929—1981）等。
就文化身份而言，黑人性是一个颇具争议且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但是，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思想。在《黑人性：非洲文学的伦理》一文中，聂珍钊教授曾经指出，黑人性是非洲诗人从事诗歌创作伦理价值的内核。桑戈尔将黑人的情绪与希腊人的理性进行对比，在竭力颂扬非洲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同时，深入阐释了对“黑人性”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在《论塞泽尔的诗歌创作》一文中，李建英教授指出：“在非洲达姆鼓的节奏下，记忆再现，直抒胸臆，内心暗示，诡秘意象，似乎一切都缘于生命的原始律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桑戈尔出版了诗歌选集《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这部作品堪称黑人性运动的宣言书。在序言中，萨特形象地将黑人诗人比喻成“黑人俄耳甫斯”，这篇序言可以看成是萨特对殖民种族主义情景中黑人性的最本质的回答。有了这篇序言，黑人性的定义（主要在诗歌中）经过不断界定，获得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认可。非洲法语文学成了一种类别特殊、特色鲜明的文学。原始宗教、神话故事、巫术和祭典礼仪常常把读者带进一个神秘而奇幻的世界。在第一代黑人小说家的笔下，格言、歌曲、诗句，甚至在接受者与讲述者之间口口相传的箴言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非洲法语文学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鼓声和歌舞声常常为我们营造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为非洲法语文学平添一种活力四射的动态形象。
几内亚作家卡马拉·莱伊就是非洲法语文坛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代表作《黑孩子》的故事发生于1933年至1948年间，那个时候几内亚还没有独立。小说的开头描绘了主人公巴巴一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父亲神奇的金银加工技艺和母亲神秘的通灵术。莱伊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在他的笔下，法国人开办的学校、当地人提高胆量的习俗“宫登·迪亚拉”以及黑人的割礼场面无不生动有趣。小说的最后，作者追忆了巴巴考进科纳克里技工学校后在叔父家度过的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以及被保送到法国阿尔让特汽车中心后的校园生活。从库鲁萨到科纳克里，从科纳克里到法国，巴巴逐渐走向了成熟。他对城市的生活时而感到兴奋，时而感到彷徨。但是，巴巴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在懵懵懂懂的孩子眼中，没有什么工作比金银加工更加高尚了，唯有打金人的作品才真正配得上“艺术”二字。但是，巴巴又无法将自己视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本能地感受到内心深处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这种身份上的困惑同样表现在他在丹迪港附近割小麦时的沉思之中：“我不在这儿生活……也不在父亲的作坊生活，可我在哪儿生活呢？”田野里团结协作、互帮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