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的文化史

《九个汉字里的中国》 郭永秉著

绪  言

   
如果要在所有中华文化元素当中挑选出一个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你会选择什么？是中国菜？是中国茶？是京剧脸谱？是水墨画？是园林？是瓷器？还是旗袍？
    我想，可能很多读者都会在心目中立刻蹦出一个属于他的答案。华夏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本就是多元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统一的结果。但是，我感到有一个元素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也许是大家都会一致承认的，那就是我们每天使用的方块汉字。
    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各种各样发明当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也许并不为过。
    虽然汉字记录汉语并不能说十全十美，但应该说它是尽量适应了汉语的一种文字。上古时代（秦汉之前）的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比如我们现在说“耳朵”“老鼠”“妻子”“姑姑”“月亮”“头发”“相信”都是双音节词，但在上古却只说“耳”“鼠”“妻”“姑”“月”“发”“信”，所以古人为一个词（或者语素，即有意义和读音的最小语言单位）就造一个独立的方块字来与它对应。因为汉语不像其他很多语言的语词那样具有比较复杂的语音结构，每个语词的音节结构较简单（一般是一个声母——古代声母不一定只有一个辅音——，一个韵母——有时有介音——，加上声调），声韵母数量有限，造成同音词多的现象，所以彻底的记音文字大概从一开始就不是汉语的选择，否则阅读效率和表意准确性会大大降低。
    华夏先民是十分明智的，他们的选择是： 以图画演变而来的图形文字和一些约定俗成的记号为主体，以假借、形声等用字、造字手段，独立创制出一套语素文字系统。这一系统的文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一个单字就与汉语中的一个词（语素）对应，一般就念一个音节，且不直接地记录汉语语音。即便是有声旁的形声字，也只是提示出全字读音（或标示其来源）的一部分信息，并不等同于拼音文字的记音法。没有声旁的象形字、会意字之类，则与文字的读音之间更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看上去并不利于记录语言、不利于文字识读的事实，却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汉字的一种独特优越性（关于汉字和拼音文字的优劣长短，可参看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收入《吕叔湘全集》第七卷《吕叔湘语文论集》）。
    汉语在有文字记录的这两三千年历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其中语法、词汇的变化应该说比语音变化来得小或者小很多，语音的演变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一开始是用记音的字母文字记录汉语的话，有谁会知道下面这句用某些古音学家构拟的上古音记录下来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mjin khaj srj ljiw tj,
    pj khaj srj trje tj。
    但是只要写成汉字，居然我们到今天还能猜猜它所要表达的意思：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我们如果可以坐时光飞船穿越回孔子与弟子对话的情境中，固然是连半句话都不能听懂的；但是孔子的话历历记载在先秦时代传流下来的《论语》等古书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古汉语去切近地了解、体会古人的思想（虽然对某些话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总是免不了的，古代典籍阅读经验不同的人能读懂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主要就是因为汉字不是纯记音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比较稳定的文言的缘故。在孔子死后两千几百年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战国竹书，其中有一篇被命名为《尊德义》的儒家古书，它的21-22 号简上写有如下内容（右图）：

对一般人有点难认，但古文字学家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它解读出来：

民可史（使）道之，而不可史（使）智（知）之。
   
    这座楚墓下葬于孔子死后的百余年间，学者号称其间所出乃“孔孟之间”的著作。竹简上的这篇文章当是孔子后学直接记述发挥宗师意旨的内容。二十一世纪的古文字学家直接与先秦思想家的对话之所以得以可能，无疑也是有汉字传承典籍、记录古汉语的缘故，假设简上面记录的是战国时代的拼音（其实并不存在，只是假设）和口语，那事情可一定就没那么简单了。
    而我们今天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普通人，能大致读懂浅近如白话的古诗十九首，读懂七八成明清白话小说，甚至看懂二三成的《史记》，无不是拜汉字这一载体所赐，今天已很难读懂十四世纪乔叟诗歌的一般英国人估计很难理解这一点。中国古代的文言统治书面语言数千载，文言之所以能够大致维持一个稳定的系统，也是因为有汉字作其依托。南宋洪迈的著作中有《史记法语》《经子法语》，这类书是后代文人学者摘取经典“句法古隽”者，“以备修词之用”的（《四库全书总目》“史记法语”提要），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写的《夷坚志》这类志怪小说，多有模仿《史记》等经典著作语言的痕迹。比如《甲志》“孙九鼎”条、《乙志》“李孝寿”条，分别出现“骑从甚都”“服饰甚都”的话，这明显是模仿了《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的笔法，宋代口语大概不说这样文绉绉的词，而“雍容闲雅甚都”一句就正被抄在《史记法语》第七卷中，可见洪迈撰写《夷坚志》的语言积累工作。文言，就是这样靠着书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历代文言的词汇系统虽多有变化（例如秦汉以后由单音词占优势变成了复音词占绝对优势），但是不断新增、变化的语词都能利用原来的汉字作为“积木”重新组装，以不变的汉字足够应付万变的汉语。
    中国从商周王朝，到秦汉帝国，版图越来越扩张，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直到今天我们汉语方言的复杂状况也是其他语言所少见的。汉字便成了一种最好的弥合语言地域分歧的沟通手段。
    先秦时代的方言一定存在，所以孔子要用“雅言”（类似于今天的标准语普通话，到底这种普通话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标准，还不很清楚）来念诵《诗经》《尚书》、行礼，以显示一种特殊的庄重。但当时各地方言的具体面貌，古书仅有可据捉摸的鳞爪（例如《战国策》《尹文子》所记周、郑方言中对“璞”这个词究竟是老鼠干还是未打磨的玉的误解），不得窥其全豹，直到西汉时代杨雄撰写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这部汇录各地方言语词表达的著作，才让我们比较系统地知道华夏大地的汉语方言词汇有多大距离。这些分歧，都可以因汉字的记写而减少甚至消弭。甚至，汉字还能作为记音符号用来记录古代的非汉语，比如保存在《左传》等书里的若干楚语词，记录在《说苑》等书中的越语等等，这些华夏之外的少数族的语言，大概本身没有创制过独立的文字（即使有，也很早就断裂消亡不存了，例如山东邹平丁公村的“陶文”和巴蜀文字之类），汉字成为一种借字记音的辅助手段，在少数族的内部及华夷之间，起到承载文明、沟通对话的作用。汉字在汉字文化圈（如日、朝、越等东亚国家）内的地位，实际上是继踵先秦秦汉以来的余绪，并加以扩大推广而形成的。
    据比较保守一些的估计，汉字可能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的商代初年就形成了体系，但实际上汉字的萌芽及酝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和复杂一些，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像殷墟甲骨文这样大规模的凿实的证据可以来把汉字的“前史”说清楚，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重要发现。在这三四千年间，国家并兼、人民迁徙、异族入侵与融合、外来文化的一波波传入，都没有让汉字退出历史舞台；近代新文化运动废除汉字以利文化普及的呼声无论多么高涨，也并没有做到让汉字最终被拉丁字母所取代（似乎也根本看不到汉字拼音化的那一天到来的可能性），反而生命力愈来愈强大。汉字在记录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在维护民族共处关系与维持政权统一方面，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作用。吕叔湘曾指出欧洲国家的分裂林立并不仅仅因为其语言是用拼音文字记录的缘故，还有民族、宗教、社会等方面的复杂因素，但他仍然承认“汉字确实建立过团结的大功”的可能性。中国“大一统”的理念追求，基本上是以汉语汉字的传播使用与统一为其底色与表征的。
    汉字天然地与分裂状态、异质性不相容。所以大部分时候，汉字都会有“正”与“俗”、“异”的区分，说明它尽管往往会有与正统所不同的外形，却总具有一种“定于一尊”的内在约束力。无论是《史籀篇》还是《仓颉篇》，这些识字书的功用中间或许多少都附带了文字规范统一这一项。众所周知，汉字内部差异最剧烈的时代是战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描述为“文字异形”的时代），但其内部的统一性仍然远远大于差异性。比如说，常被人拿来形容战国时代因文字差异而传讹的成语——“郢书燕说”（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其出典本身其实恰好反过来证明当时燕国人读楚国人写的信是毫无障碍的： 故事中提到的“举烛”两字是无关语言错误混入楚人书信正文，又被收信一方的燕相国过度解读和发挥，故事内核与因形体遥隔而造成的文字误读没有关系（今天多以这个故事来说文字异形严重、互相沟通阅读障碍，是成语用法的歧变）。
而且战国时代的“文字异形”状态持续其实并不十分长久，至少战国早期这种状态大概还并不特别明显，很快又便被秦始皇的政权统一和书同文字政策彻底结束，这既是政权一统的外在需求，也是汉字本身对差异性逆反的内在动力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庸》记孔子的话里就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说明春秋时代就有这种理想，只是秦始皇把它重新变成了现实。说“重新变成现实”，是因为商西周时代的汉字本来是道一风同的，分裂是后来的事。从汉字后来的命运看，秦代的这一划时代巨变无疑也可说是印证“百代皆行秦政制”的一个活例。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也好，书法印章版刻活字也好，这些中华文明的代表性事物，都是寄托或附着于汉字这一物质载体之上的。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家、科技家、发明家，乃至帝王将相、僧道逸民、义士侠客之所以能被今天了解，能被我们知晓其事迹作为，除了口耳相传，就是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而且口耳传说的东西很可能大多本诸文字而加以发挥罢了。所以我以为，把汉字视作中国文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可能不是一种过分的评价。
    汉字在三四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每朝每代以至当下的常用字并不算太多（大约三四千上下），但整体积累下来的单字量却极为庞大，大量的死字、僻字像考古地层一般堆叠留存于《说文解字》《玉篇》《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这类大型汉字工具书当中，甚至有的在传世文献中也难觅其实际用例，这也是汉字繁难的一个直观表征。要在这几万个汉字中间，选择九个来进行说解，阐发这九个汉字中间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是很费斟酌、不好取舍的，甚至是自不量力、不能讨巧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因为汉字重要。中国的一些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原则，可以从汉字及汉字所记录的先秦文献中窥见源头。历史地看，中国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传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历史上有些与生俱来的、基因性质的东西，也许是值得认真探求的。本书从“文字”入手，只算是一个尝试，是否有当，当然有待读者指教。
    基于上述写作目的，我不太想把本书写成一本纯粹娱乐性的轻松消遣读物，所以在涉及文字、史实的地方，仍会有学理性的分析，如果打扰读者的阅读兴致，十分抱歉。为了便于排版和阅读，在做古文字资料释文时，尽量从宽隶定释写。引用传世的古书，如内容较为艰涩，为便理解，会引用一些比较权威的译文（其译未必全为本书作者所赞同）或者自己加以简要译述聊供读者参酌，也需要在此说明。另外，为免繁琐，有些已属于学界通识的地方，将不再一一引注，只在我认为需要加以交代的地方标出所据，全书径称学者姓名，一概不加敬称，敬请谅解。

汉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汉语和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国的一些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原则，可以从汉字及汉字所记录的先秦文献中窥见源头，本书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汉字，通过阐述其起源、演变、传播和发展，以及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通过对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行探讨，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深入探讨汉字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本书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郭永秉，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获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讲师、副教授、教授，2021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访问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著有《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金石有声》《老子通识》《九个汉字里的中国》，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工作。

 绪  言 
一  中  由神秘主义到道德意涵 
二  国  从域到国 
三  夏  在还是不在？  
四  天  至高无上的“天”与“天子”  
五  儒  商代有儒吗？ 
六  礼  制礼作乐 
七  法  獬廌的故事  
八  册  书之竹帛 
九  民  民可使由之
十  观字在  
 结  语  珍爱我们的汉字遗产 
 后记

汉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汉语和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国的一些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原则，可以从汉字及汉字所记录的先秦文献中窥见源头，本书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汉字，通过阐述其起源、演变、传播和发展，以及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通过对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行探讨，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深入探讨汉字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本书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郭永秉，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获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讲师、副教授、教授，2021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访问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著有《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金石有声》《老子通识》《九个汉字里的中国》，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