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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有顺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9787574902077
出版时间2024-0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29700750
上书时间2024-10-21
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代序)
谢有顺
文学的自觉其实就是文体的自觉,核心是要有一种尊重艺术本体的精神。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04页。这一观点是相对两汉时期的功利艺术而言的,它的目的在于纠正文章是小道的偏见;比之于曹植,鲁迅似乎更认同曹丕的看法,文章不仅是载道的工具,本身也可以留名于千载。“文”有其不依附于任何事物的独立意义。在鲁迅对艺术的理解中,肯定游戏的作用,他作文、作小说有别人所没有的语言自觉,即便写的是小说,叙事中也常流露出“文章”的风格,这些都共同构成了他的文体意识。随着“五四”以后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些文体边界的确立,文体意识越来越成为作家风格的重要标识。只是,现代作家的文体自觉和思想觉醒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鲁迅说文艺可以改变国民的精神,胡适在《尝试集》里倡导“诗体大解放”,要把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郁达夫论散文时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是“个人”的发现,都可见出新文体的创立往往伴随着对新思想的认同和传播。作家的思想不仅显现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中,也显现在语言和文体中,而文体是为思想赋形的,它甚至能照见作家思想的全貌。由于思想一直在变化,文体也随之而变。以小说为例,五四时期的小说承载的是那一时期作家对艺术、对人生的认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兴起,很多作家对语言、文体的认识发生了巨变,有些作家还把写作改写成了语言的自我绵延和自我指涉,声称怎么说远比说什么更重要。文体的变革代表了一种探索精神,也意味着作家试图重构自我与世界、内心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因此,以文体为视角,考察20世纪以来小说观念的流变及其写作实践,有可能是对小说何以为小说的一次重新确证。
一
中国小说的文体自觉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尽管中国古代早有笔记体、话本体小说,但在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五四”一代作家眼中,这些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短篇小说,胡适就持这种看法,他理想中的短篇小说是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莫泊桑的《羊脂球》这种。这个观念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国的旧小说在形式上是有固定格式的,如同旧体诗,文体并不自由;一是旧小说在思想上也是旧的,装不下新思想。为此,当时有人论到中国古代小说时说,“至于短篇的作品,则非香艳体的小品文字,即聊斋式的纪事文章,不是言怪,就是述怪,千篇一律,互相模仿,仿佛一个工厂里制成同样的出品”, 静观:《读〈晨报小说〉第一集》,《文学旬刊》第2期,1921年5月20日。转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钱玄同甚至说,“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 胡适、钱玄同:《通信:论小说及白话韵文(节录)》,《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转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34页。这话钱玄同写在给陈独秀的信里,后来又抄给胡适看,“五四”作家对传统普遍抱以轻蔑的口吻,出现类似的极端言辞并不为奇。但他们却对具有新形式、新思想的短篇小说寄予厚望。当时流行的关于短篇小说的定义、短篇小说的写法之类的文章,都借鉴自西方,有些还是照搬西方的文学教科书。在他们眼中,短篇小说的使命关乎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能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极重要的就是看能否确立小说这一文体的“正宗”地位——而当时说的“小说”,主要是指短篇小说,至少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期,作家们写作的几乎都是短篇小说。其时,郁达夫还曾提出“中国小说的世界化” 郁达夫:《小说论》,上海光华书局初版本,1926年1月。转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418页。这一话题,“世界化”即“现代化”,它参照的标准也是欧美文学,当时风行的短篇小说要用“艺术上的经济手段”来写生活“横截面”之类的说法,同样袭自欧美。只是,光有小说的作法之类的文章,是写不出好小说的,所以,除了鲁迅,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并没有出现多少像样的短篇小说。
鲁迅恰恰是不迷信小说的作法之类的文章的,他自己也不专门作此类文章,但他和周作人很早就开始翻译外国的短篇小说,这对他获得关于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至关重要。茅盾撰文称赞鲁迅的小说每一篇都有新形式,是真正影响了后来的青年作者的“先锋”,但鲁迅小说的文体自觉却不是简单来自外国小说的影响,在鲁迅看来,学习西方和借鉴传统具有同等意义,至少在语言态度上,鲁迅不盲目推崇西方小说那种铺陈恣肆,而是从传统小说中习得了简省和凝练。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大量乡土小说,大多都是模仿鲁迅而写,但得鲁迅之神髓者,几乎没有。我们经常说,新文学运动初期,小说的成就明显高于新诗,并非指白话小说这一文体比白话诗更具优势,而是鲁迅的文学才华远超胡适而已。现代白话小说的创立者是鲁迅,现代白话诗的创立者是胡适,鲁迅从一开始就对短篇小说的文体有深入的了解和实践,他的小说观念不仅与世界同步,而且比之同时代的外国作家,还不乏创新之处,但胡适作为出色的学者,其实并无多少诗才,他作新诗,更多是一种语言策略,是为了改变一种文学制度以用来传播新思想。这也是鲁迅对小说的影响至今深远,胡适的新诗观却早已被超越的缘故。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之中,短篇小说具有崇高的艺术地位,正是得力于鲁迅的写作。他的短篇小说,并无定法,形态各异,他经常把主要人物当作背景来写,通过旁观者的眼光来讲述故事,也借用日记、传记、随笔、戏剧等文体优长来扩大短篇小说的写作边界,有的写一个横截面,有的写一个纵剖面,有的写几个场景,有的叙事又像是带着感伤色彩的文章的写法,鲁迅对短篇小说天才式的理解,使现代白话小说一出生就达到了顶峰。他的《狂人日记》和胡适那篇著名的,也是最早论述短篇小说文体特征的《论短篇小说》一文是登在1918年同一期的《新青年》杂志上的,可见,鲁迅的写作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胡适对短篇小说的定义(“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还略嫌简单,但鲁迅此时写出的短篇小说却已相当成熟,以致后来的写作者,都跟着鲁迅写短篇小说,而少有人写中篇或长篇。像茅盾这样的作家,明知短篇小说容不下太多复杂的内容,仍然用可以写中篇、长篇的题材来作短篇。有研究者认为,茅盾是以写长篇小说的方式来写短篇的,他的短篇,不仅篇幅长,而且形式上也像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章节,茅盾自己也说:“我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不是严格意义的短篇小说,而是压缩了的中篇。” 茅盾:《茅盾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96页。这让我想起老舍,他也曾说:“事实逼得我不能不把长篇的材料写作短篇了,这是事实,因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么方便了,于是把心中留着的长篇材料拿出来救急。不用说,这么由批发而改为零卖是有点难过。可是及至把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五千字的一个短篇——像《断魂枪》——难过反倒变成了觉悟。经验真是可宝贵的东西!觉悟是这个:用长材料写短篇并不吃亏,因为要从够写十几万字的事实中提出一段来,当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这就是愣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了。再说呢,长篇虽也有个中心思想,但因事实的复杂与人物的繁多,究竟在描写与穿插上是多方面的。假如由这许多方面之中挑选出一方面来写,当然显着紧凑精到。长篇的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能成个很好的短篇,而这各方面散布在长篇中就不易显出任何一方面的精彩。长篇要匀调,短篇要集中。” 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195页。如果按今天的眼光看,用长篇的材料来写一个短篇,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由此也可看出,短篇要写得出彩,同样要有大的容量,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再好的横断面,也是很难切割好的。“短篇小说是很难写好的,它虽是一些片断,但仍然要表达出广大的人生,而且要有一气呵成的感觉。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字数有限,语言若不精练,人生的断面切割得不好,整篇小说就没有可取之处了。” 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五四”以来的这一百年,每一个时期都有对短篇小说文体有独特探索并取得不凡成就的作家,和短篇小说拥有鲁迅这样一个极高的起点不无关系。
鲁迅之后,沈从文、汪曾祺,以及铁凝、苏童、刘庆邦、迟子建等人,都堪称是短篇小说名家,他们的写作,也极大地丰富了短篇小说的文体风格。比如,汪曾祺对短篇小说就有自己独特的文体观,他打了个比方,如果说长篇小说如同乘火车旅行的话,短篇小说就如同与一个熟悉的朋友叙家常,为此他试着对短篇小说作出了自己的定义,短篇小说“应该就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全集》第8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7页。这和长篇小说讲逻辑、因果、持续性、完整性有着根本不同,“长篇小说的本质,也是它的守护神,是因果”。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在汪曾祺看来,长篇小说的这种写作哲学是不自然的,因为它把人生看成是一个预定的、遵循因果律的完整过程,短篇小说就是要反抗这种不自然,要像叙家常,不求逻辑严密,而求写出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这种文体观,比之“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1922年7月10日。转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230页。这样的看法,可谓往前了一大步。还有,苏童对短篇小说节奏的看法,也深化了我们对短篇小说文体的认识:“构造短篇的血肉,最重要的恰恰是控制”,“在区区几千字的篇幅里,一个作家对叙述和想象力的控制犹如圆桌面上的舞蹈,任何动作,不管多么优美,也不可泛滥,任何铺陈,不管多么准确,也必须节约笔墨”。 苏童:《纸上的美女——苏童随笔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而更早以前,即便颇具现代观念的施蛰存,也不过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无论把小说的效能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读者对于一篇小说的要求始终只是一个故事”, 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宇宙风》第39期,1937年4月16日。转引自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1页。至于故事要如何讲,节奏要如何控制,笔墨要如何留白,这些还远没有被看作是小说文体的要旨。
《快活天:2023中国科幻小说年选》乃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依旧由谢有顺担任主编,共收录了12位作家的“脑洞大开”之作品,用幻想构筑未来,那些壮丽的“海市蜃楼”,那些美好的“天空之城”,映射的却是我们对宇宙、生命、自然、时间、科学、人性等命题的深刻思辨。并且这些科幻故事都关注现实,将科幻思维融入日常生活中,提高处理疑难事物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一派面向星辰大海展开科幻写作的想象狂潮。选本佳作迭出,的确代表了2023年度科幻小说的创作实绩,可读性也非常高。
谢有顺: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专著十几部。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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