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研究

2018年是非常独特的一年，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1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40周年。我们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点上抚今思昔，放眼未来，更深切地感受到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中融合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此起彼伏、相互激荡，世界正进入不稳定和不确定加剧的新时期。国际秩序何去何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和时代之困。其中，当前世界格局调整中的三个趋势最为显著，也最具破坏性。
第一，大国之间的战略不稳定正在加剧。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深。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大与俄罗斯在欧洲、中东等地区以及核导军控等领域的战略博弈，甚至局部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状态。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讲，通篇充斥着类似40年前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前总统里根对苏联的指责，令许多中国人震惊和困惑。人们不禁要问：美国难道已决意要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世界是否将因此而被拉进一场新的冷战？
另一方面，除了华盛顿同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外，近年来大西洋关系也因为在诸如伊朗核协议、北约军费分担、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龃龉不断而备受冲击，尽管尚未危及大西洋联盟的根本，但双方疏离感明显增加。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格局的基石，大国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正深刻影响着未来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走向。
第二，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正遭遇“失能和失势”的危机。以规则、协商和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及全球治理机制运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018 年初以来，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和它的一些传统盟友发起关税战，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冲突。美国特朗普政府坚持所谓“美国优先”原则，为获取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几乎肆无忌惮地对贸易伙伴采取包括关税战在内的霸凌政策，甚少顾及这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对国际贸易体制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破坏。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基于开放、规则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受到空前挑战，世界贸易组织自身也逼近“何去何从”的临界点。与此同时，自从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也面临严重阻碍。冷战结束以来，基于多边主义的规则和机制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曾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和维护者，如今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最大的不稳定力量。
第三，认同政治的浪潮正扑面而来。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多年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重新勃兴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反全球化和反全球主义的认同意识，正深刻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这些反全球化和反全球主义指向的思潮和运动，都与当前世界经济以及各国国内经济社会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改革赤字密切相关。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这些思潮和认同政治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族群主义（neo-tribalism）认同的泛滥，其突出的政治理念是排斥外来移民、戒惧国际贸易、敌视所谓“外来者”对“自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包括外来的物流、人流以及思想流。这种认同政治的强化不仅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国家社会内部的分裂和政治极化的态势，还外溢到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所谓“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认同的对立。
综合上述三大趋势，我们不禁要问:当今世界是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大分化?如何有效管理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融合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之间的张力？国际社会的各利益攸关方能否通过集体努力来共同遏制这种紧张的加剧甚至失控？对上述问题恐怕没有简单和既成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努力，通过构建新的国际共识和拓展共同利益，来缓解大分化的压力。
首先，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阻止冷战的幽灵从历史的废墟中死灰复燃。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对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大国之间对抗冲突的案例进行了梳理，其中包括不少因决策者的战略失误而导致的悲剧，并总结出不少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彼此误判对方的战略意图;彼此错误处理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忽视国际关系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即一国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及转嫁国内矛盾，营造所谓“外部敌人意象”，从而导致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不断恶化。如今，美国及西方世界中的部分人士继续沉溺在赢得冷战的记忆中，甚至幻想着通过挑起又一场所谓对华新冷战从而使得美国重新强大。我们能否真正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拒绝冷战的诱惑，避免大国对抗的陷阱？
其次，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遏制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侵蚀，同时更积极地推动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全球治理。当前，对全球化的不满明显增加，对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的失望也日益增长。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包括经济发展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与共同推动有效的全球治理之间形成更可持续的平衡关系，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同样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世界而言，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单边主义绝不是好兆头。实行单边主义对单个国家而言也许有其吸引力，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将远多于其想解决的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合作应对是唯一出路。
最后，国际社会需要创新思维，推动构建新的集体意识和认知共识。当前关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国际话语结构中，主流的叙事方式和分析框架依然是基于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逻辑和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逻辑。尽管上述叙事逻辑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但已经无法涵盖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演变方向。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分析框架，我暂且称之为“发展政治”（development politics）的逻辑，从而能更全面地把握世界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发展方向。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无论是全球化的发展还是国际秩序的演变，都将同当前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正在进行的后现代的再平衡进程的走势密切关联。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前一个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美国和欧洲等在后一个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就前一个进程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席卷了非西方世界。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初步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根据世界银行报告的数据，在世界银行189个成员国中，有将近40个国家是发达经济体;在150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08个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总人口超过55亿人，约占全球GDP的1/3。这其中约有40个国家是中高收入国家。
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基础上集聚力量，开启向中高级现代化迈进的新征程。这一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新一轮现代化取得成功，意味着未来20—30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之外的超过40亿的人口将成为中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作为一个现代化向后现代阶段转型的整体，在冷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浪潮的席卷下，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正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内部发展和治理的转型压力，进入了我所称的“后现代化的再平衡时期”。其中一个突出的表征是，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和竞争原则的全球主义、精英主义的力量，同基于保护和注重平等的地方主义、民粹主义的力量之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对立，他们分别代表了所谓“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受益者”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受害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加剧了西方内部的社会经济断层和政治极化的态势，并且正在加速反噬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启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作为一个整体，西方世界迫切需要同时对自身国内治理和推动国际（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就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等治理而言，西方世界应该通过自身的改革，提升其体制支持内部包容、普惠以及均衡发展的能力，以此保持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稳定，从而能够协调所谓全球主义和精英主义同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日益对立的关系。就其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而言，西方世界特别是其领导力量应该认识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群体崛起的历史意义，通过不断完善内部体制和扩大现有国际体系的包容程度，来推进整个世界现代化和世界和平繁荣的进程。
因此，当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转型进程相遇时，两者究竟是以包容、稳定、合作的方式互动，还是以排他、对抗、混乱的方式互动，将对世界政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换言之，未来世界究竟走向大融合还是大分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的后现代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能否都取得成功，并且相互之间以何种方式互动。
因此，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新的共识，在未知的海洋中同舟共济。如何审视和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和发展趋势，对于研究者而言是挑战也是使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推出的“国际展望丛书”，正是为此目的。同时，也借此庆祝我院成立60周年。
陈东晓
2018年10月

本书指出，冷战后，以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博弈为主题的新型战略竞争日益兴起，经济实力雄厚但深陷战败阴影的日本希望借机转变为政治大国，日本便利用政府开发援助（ODA）等经济工具，不断扩大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本书主要梳理了日本冷战后对华经济外交的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并加以定性：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性”阶段；21世纪初的“务实性”阶段；2009年年底至今的“对冲性”阶段。在每个时间段的分析中，本书都通过详实的例证对该阶段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细致阐述。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区域经济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亚太政治经济关系、日本问题等。曾是德国发展研究所（DIE，2011 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18 年）等全球著名智库及研究机构的高级访问学者。在国内及海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50 篇，在国内及海外报刊、网络媒体上发表评论性文章 300 余篇；出版《美中经济摩擦》（晃洋书房、2011年）、《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年版）、《结构性改革与日本经济问题研究》（格致出版社2022年版）等专著五部；主持并参加过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研究。

第一章  经济外交的理论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战略的形成
   第一节  经济外交的理论形成与发展现状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思想及具体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章  冷战后“扩张性”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与“政暖经热”的中日关系
   第一节  泡沫经济崩溃和冷战终结对日本形成“两大冲击”
   第二节  冷战终结引致日本对中国的重新定位
   第三节  自民党的“失位”与日本对华政治的重新定位
   第四节  桥本内阁的改革意图与对华问题的再思考
   第五节  小渊惠三与森喜朗内阁的对华战略定位

第三章  新世纪“务实性”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与“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
   第一节  小泉时代的日本对华经济外交
   第二节  “安福麻”的自民党时代与中日关系迎来“转折”

第四章  “对冲性”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与“政冷经凉”的中日关系
   第一节  民主党时代的日本对华经济外交
   第二节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代的日本对华经济外交
   第三节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对华经济外交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指出，冷战后，以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博弈为主题的新型战略竞争日益兴起，经济实力雄厚但深陷战败阴影的日本希望借机转变为政治大国，日本便利用政府开发援助（ODA）等经济工具，不断扩大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本书主要梳理了日本冷战后对华经济外交的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并加以定性：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性”阶段；21世纪初的“务实性”阶段；2009年年底至今的“对冲性”阶段。在每个时间段的分析中，本书都通过详实的例证对该阶段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细致阐述。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区域经济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亚太政治经济关系、日本问题等。曾是德国发展研究所（DIE，2011 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18 年）等全球著名智库及研究机构的高级访问学者。在国内及海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50 篇，在国内及海外报刊、网络媒体上发表评论性文章 300 余篇；出版《美中经济摩擦》（晃洋书房、2011年）、《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年版）、《结构性改革与日本经济问题研究》（格致出版社2022年版）等专著五部；主持并参加过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