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与秦制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之处，同时吸收外来制度文化的可取之处，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服务。本书对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梳理，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两个结合”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大有裨益。

冯天瑜，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总编（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思想史、地域文化史研究，创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和叙述框架，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科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其中国文化生态论、中国文化特质论、元典精神论、新民本论、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学说影响深远。独著和合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华元典精神》《“千岁丸”上海行》《新语探源》《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文化史》《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解构专制》《晚清经世实学》《辛亥武昌首义史》等，结集为《冯天瑜文存》20卷。

自　序

导　言

一、“制度”界说

二、制度的结构性功能：“制度决定论”并不可取

三、中国史学的制度考释传统

四、制度生成机制比较（甲）：中与西

五、制度生成机制比较（乙）：中与日

六、以“社会形态说”观照制度史

第一章　周制来路

一、古制分期

二、“天下为公”的“大同”

三、酋邦制与“尧舜禹”崇拜

四、夏制：“大人世及”的“小康”

五、商制：“王神与共”·君治建构

六、殷周因革（甲）：“共主”进为“君主”

七、殷周因革（乙）：“神治”到“德治”，“先鬼重巫”到“人文化成”

八、东周—两汉：《三礼》等阐释周制文本集成

第二章　宗法封建的分权周制

一、天子与贵族共天下

二、周制非“奴隶制”

三、宗法

四、封建

五、井田

六、礼乐

七、原始民主遗存（甲）：启用出身微贱者

八、原始民主遗存（乙）：师保辅贰制、国人议政

九、原始民主遗存（丙）：乡治、乡校

十、原始民主遗存（丁）：采风、诽谤

第三章　儒家周制论

一、“三代之治”：儒家制度论的文化原型

二、孔子的制度保守主义

三、孟子的有限君治论

四、实施度最高的荀子尊周崇秦论

五、古制供参酌而不可重复（甲）：王莽改制—“复周”挽歌

六、古制供参酌而不可重复（乙）：王安石变法—托周改制，以秦制新法富国强兵

[附] 墨、道、法诸家品评周制

第四章　周秦之际制度因革

一、周制奠定君治基石

二、周制式微

三、后世承袭周制，“周”名被多朝沿用

四、春秋更制：以郑执政卿子产为例

五、战国：士的崛起·客卿当政

六、列国变法

七、君主掌控社会：从周制柔性间接式到秦制刚性直接式

八、封建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直辖的平民—官僚政治

九、中国制度停滞性及其反证：殷周之变—周秦之变—清民之变

第五章　君主专权的大一统秦制

一、王权绝对化

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民族国家形成

三、皇帝制度：“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  

四、中央集权：三公九卿、中朝外朝

五、变“世卿世禄制” 为“军功爵制”“流官委任制”

六、御史制：监察臣民

七、郡县制：君主实辖地方

八、编户齐民制：朝廷直掌平民

九、地主经济取代领主经济

十、“利出一孔”：君国独控全部利益通道

十一、工商官控与民营之辩：《盐铁论》管窥

十二、皇权“临民”·农民战争频仍，造反而不变制

第六章　法家秦制论

一、法家：秦制构思者、力行者

二、《管子》：“富国强兵”“尊王攘夷”

三、《商君书》：倡耕战和强君国· 驭民五术

四、《韩非子》：君主独裁的法· 术· 势

五、强化“治民”，禁绝“民治”

六、君本位—官本位

七、四民社会· 重本抑末· 官商旋转门

八、制度成本趋高

九、天朝上国：对外交际“厚往薄来”

[附]“过秦”“颂秦”文献

第七章　百代皆行汉政法

一、“汉承秦制”“复古更化”

二、皇权—相权博弈

三、“马上”“马下”之辩：文治政府确立

四、从察举到科举：官僚考选与“英雄入彀”

五、秦制改良版—汉制的“专制性”程度估量

六、形上之道（天理、民心）约束皇权

七、政治实体（贵族、官僚）制衡皇权

八、民间自治对皇权的稀释，“民变”对皇权的威胁

九、制衡皇权诸因素的有限性

十、“霸王道杂之”“儒皮法骨”的汉制沿袭百代：对一个名言的修订

第八章　周制文化与秦制文化

一、周制文化（甲）：“轴心时代”元典创制

二、周制文化（乙）：“道术为天下裂”与诸子争鸣

三、秦制及其改良版汉制的“文化一统”路径：以法为教—黄老无为—独尊儒术

四、汉制文化：周秦互渗，外儒内法，济之以道

五、帝王“称制临决”，“治统”囊括“道统”：“石渠阁议”“白虎观议”及“明祖排孟”

六、学术集成与精神统制：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为例

第九章　近古—近代解构周秦二制

一、秦制解构期

二、明清之际：“新民本”论者赞颂“古之君”，谴责“今之君”

三、“新民本”在康雍乾嘉隐而未彰，重新昭显于清末民初

四、道咸经世派申斥“一人为刚”的秦制

五、“开眼看世界”哲人以近代民主比附周制

六、早期改良派的“盛世危言”

七、维新志士解构周秦二制的多元走向

八、晚清革命派非秦，力辟君主专制，引入民主共和

九、新文化运动清理重点转向宗法礼教

十、现代新儒家“复周”构想：以熊十力《论六经》为例

结语　周制、秦制、西制与制度现代转进

一、周制向秦制递嬗及二者互渗

二、周秦二制对制度近代转型的奠基与阻碍

三、秦制改良版—汉制是前近代制度的完成形态

四、近代体用之辩中的周制、秦制与西制

五、从“郡县—乡里社会”到“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迈向“自由人联合体”

后 记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之处，同时吸收外来制度文化的可取之处，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服务。本书对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梳理，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两个结合”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大有裨益。

冯天瑜，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总编（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思想史、地域文化史研究，创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和叙述框架，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科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其中国文化生态论、中国文化特质论、元典精神论、新民本论、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学说影响深远。独著和合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华元典精神》《“千岁丸”上海行》《新语探源》《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文化史》《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解构专制》《晚清经世实学》《辛亥武昌首义史》等，结集为《冯天瑜文存》20卷。

自汉代迄于今，流行一种判断：两千年来中国制度一直传袭秦制，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此说自有道理，也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但详考之下，此说又并不尽然，颇有值得修订、完善的空间。而这种修订与完善，有益于准确把握中国制度史的沿革。

反秦战争及随后的楚汉之争，胜利者刘邦在武人集团拥戴下建立汉朝，大体沿袭秦制，又借助周制的封建要素对秦的郡县制加以调整，形成郡国并行制。“接秦之弊”的汉初，采纳黄老无为学说，“伐乱禁暴”的黄老之书风行朝野，朝廷用此，意在“（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让社会休养生息，达成“治之安”。汉中叶又“复古更化”，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汉家规矩”。故汉制并非秦制原版翻造，而是以秦制为基干，由周秦二制综会而成的改良版，如此汉制，成为此后两千年王朝制度的主流。

刘汉初立，即以《秦律》为范本，“约法省禁”，订定《汉律》九章，实行三公九卿制，健全军制，集中财权，此皆效法秦制，所谓“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如明清之际顾炎武所言：“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此即所谓“汉承秦制”，诚哉斯言！然如前述，汉代对秦制并没有全单照收，而是有所选择并加修正，去秦政之暴，又对秦的郡县制与周的封建制试作综会。故单以秦制框定汉制，失之偏颇。

何晓明引述《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汉代政体“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之末”。汉以下清朝多从汉制，《晋书》称：“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美籍日裔政治学者弗郎西斯·福山赞赏“伟大的汉朝制度”：“汉朝时期涌现出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独裁集权与周朝的亲戚制度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它日愈合理化和建制化，一步步解决家族统治的地方势力。……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职需要有明确的专长、在界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设立各种官职、官员不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官员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严格纪律、薪俸官职只是谋生的职业。”而对照上述要求，“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官僚机构在宪政系统中方能发挥现代性功能，而秦制改良版汉制的官僚机构是君主专制的派生物，不可能发挥现代性功能。

如果说福山将汉制作现代化诠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解说，并不可取，但称汉朝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独裁集权与周朝的亲戚制度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则是恰当的评说。这种平衡周秦的汉制对以后诸朝有深广影响。在政治管理方面，汉代的郡国并行制、刺史制、察举制、编户齐民制皆传世久远；经济方面，汉代的平粜法、盐铁专营、货币制长期为列朝采用；文化方面的独尊儒术又兼采诸学，更为两千年所实行。汉代的“霸王道杂之”“重本抑末”成为以“大一统”为目标的列朝通行之法。

以下着重讨论汉代的郡国制、复古更化，以及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制度，说明“汉承秦制”的实存，同时汉制又并未限抑于秦制，而是既因且革。两汉以下制度，正是这种改良版的秦制—汉制的演绎舞台，而并非秦制的原版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