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城 （铭刻历史记忆，还原真实历史下平凡人的抗争与尊严）

《石头城》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城被日军攻陷后，居住在此的蒋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在残酷环境中，他们为抵御外侮付出惨痛代价，也在斗争中实现了个人为家、为国的理想追求。为了抗战，少年蒋巽丰组织童军操练演习，被日军抓捕后拒绝归顺，逃走加入红山义勇军，坚持继续抗日；青年厨师蒋坤安在南京陷落后凭借拿手的京苏菜与日本军官周旋，秘密开展行动……

作者房伟通过对史料的收集考证，在故事中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展现南京沦陷时所面临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以及国内社会不同派系在严峻生存环境下的求生与反抗。在壮烈的历史背景下，以蒋家人为代表的一代国人上演了一幕幕血与泪、生与死的赞歌。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特聘教授（精英人才），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出版《王小波传》《风景的诱惑》等学术专著五部，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等，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第六届、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七届汪曾祺文学奖等。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石头城》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城被日军攻陷后，居住在此的蒋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在残酷环境中，他们为抵御外侮付出惨痛代价，也在斗争中实现了个人为家、为国的理想追求。为了抗战，少年蒋巽丰组织童军操练演习，被日军抓捕后拒绝归顺，逃走加入红山义勇军，坚持继续抗日；青年厨师蒋坤安在南京陷落后凭借拿手的京苏菜与日本军官周旋，秘密开展行动……

作者房伟通过对史料的收集考证，在故事中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展现南京沦陷时所面临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以及国内社会不同派系在严峻生存环境下的求生与反抗。在壮烈的历史背景下，以蒋家人为代表的一代国人上演了一幕幕血与泪、生与死的赞歌。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特聘教授（精英人才），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出版《王小波传》《风景的诱惑》等学术专著五部，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等，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第六届、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七届汪曾祺文学奖等。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我醒来时，听到院子里的鸟声嘈杂。玄凤鹦鹉和金丝雀，挂在廊下的笼中，正唱得慌乱。微风吹过，紫铜铃“叮叮当当”作响。深秋的早晨，听着有风，我起身开门，雨一层层地飘下，打湿了绿笼。我拎走鸟笼，回到院子，拍了拍院里出租车的白雨布，闷闷的，全是凉凉的雨水。我家院子不大，二层老宅，属于大悲巷老街区。院里种着紫竹和棕榈树。街上此刻，肯定也落满了黄黑的梧桐叶。

震晖，路上注意。里屋传出几声咳嗽，又不见了声响。

父亲起得比我还早。过了九十岁生日，父亲越来越不爱走动。从前的父亲，不是这样。他喜欢将有关南京历史的小文章，小心翼翼地剪下，再把它们粘贴到A4纸上。他还有本老相册，相册用软牛皮做封面，搭配雕刻着荷花纹路的铜纽扣。父亲开照相馆谋生，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才去成贤街小学教书。老相册有张全家福，穿黑长袍马褂，不苟言笑的长胡子老头，是我的太爷爷，中央大学蒋乾中教授；太爷爷身边的小脚老妇，是太奶奶蒋鲁氏，她的手里攥着一把水烟枪；清清瘦瘦，面色阴郁的青年男子，是二爷爷蒋坤安，他是有名的京苏菜厨师；靠着二爷爷的，是一位高个妇人，二奶奶柳如春；第二排有个穿西装，戴眼镜的潇洒青年，父亲说是三爷爷蒋坤模，在总统府当行政秘书；他身边穿翠绿旗袍的时髦女孩，笑得开心，是三爷爷的未婚妻陈菊美，金陵女大的学生；挽着她的胳膊，还有一个穿蓝色学生装，剪着短发的圆脸女孩，是我的姑奶奶蒋坤瑶。

照片上人多，前排有个少年，怀里抱着个胖丫头。我问父亲是谁。父亲嘿嘿地笑着说，那就是他，蒋家长子蒋巽丰。他抱着的，是小姑蒋巽玉。我问，爷爷奶奶呢？父亲说，你看最后一排。我在照片上发现两个奇怪的女人，一个面色黄瘦，愁眉苦脸，一个趾高气扬，烫着卷发。父亲说，年纪大的是大奶奶柏翠芬，年轻的是小奶奶周慧。我又问，爷爷在哪里？父亲叹了口气，说，你爷爷不愿拍照，那天他去齐凤阁喝酒，深夜才被人家抬回来。我说，真是荒唐的家伙。

傻儿子，你从小就是老实种。父亲拍着我的头说。

蒋家在南京算不上名门望族，但也是大家庭。1937年，世界改变了。照片上的人，死去和失踪的很多。父亲晚上九点睡觉，早上五点就醒。屋檐上惊走一只猫，夜鸟号叫几声，都能让他惊醒。睡梦中的父亲，眼球快速转动，脑门出汗，他也呓语，磨牙，说些我听不懂的梦话，依稀听着像日语。父亲最近一次远行，是七月份到纪念馆看望墙上的老朋友。铺满石子的路，太漫长，太硌脚了。父亲颤巍巍地走着，身边是一座座黑铁色雕像，喷泉冒出汩汩流水，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仿佛无数被冻住的眼泪。走到纪念馆内门，父亲擦擦汗，甩了甩手，脖子那条大筋抽动。我说，你来过很多次，干吗怕那些雕像？父亲摇头说，是不想听流水声。水有啥可怕？我问。父亲说，那是血的声音，汩汩地在耳边流过，每晚都能听到那声音，我陪伴了它们八十多年。

父亲总有些古怪想法，有时像“老顽童”，我也是半大老头，但还没有足够老，我还想做点事，和不同的人打打交道。早上，我出车后，父亲徘徊在附近小区的垃圾桶周围，他拿着白色编织袋，在垃圾里挑拣。有人看他可怜，把他当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丢些钱物，他也照单全收。他收回家的垃圾千奇百怪，长霉点的苹果，开口胶鞋，脱线毛衣，废旧小电池，各式各样的小刀。我在沙发底下，发现塑料袋里十几把黄色小裁纸刀。他的小屋堆满垃圾，床上和地上都是，他就睡在上面。

我问他，为啥把破烂弄回家。父亲认真地说，不是破烂，有大用。他原本有英吉沙刀，还有军刺叫“毛奇”。我耐心地对他说，现在没鬼子了。他摇头，固执地说，好东西收集起来，交给华小姐的手工学校，换军票，买吃的和用的，要攒钱，修好大门，爸爸会找不到我的……父亲声音越来越低，突然惊恐地抱着我大哭。我意识到他有问题了，带他看医生。医生说，没啥，年龄大了，阿尔茨海默症，从前受过大刺激，现在小脑萎缩，记忆混乱，创伤性回忆能想起来，现在的事，反而记不住。他坚决不让我清理垃圾，我只能趁他睡熟，偷偷运出去一些，不让他发现，否则他又要发脾气，说我要害他。

父亲慢慢接受自己“老糊涂”这个现实。去纪念馆，对父亲来说，也是大事。他穿上干净衣服，收拾利索。纪念馆光线很暗，照片墙上，每个幸存者照片下，都亮着一盏灯。纪念馆人很多，有的心软的女孩，会站在幸存者照片下默默哭泣；也有些人不在意这些，特别是夏天，很多老妇人带着孩子，在这里跑来跑去。孩子们的笑声，充斥着大厅。摇着蒲扇的老妇人，坐在透明玻璃走廊，惬意地说笑，全然不在意那之下的累累白骨。她们大多是带孩子来蹭空调的。南京的小孩，有种天然对死亡的容纳力。我小时候就喜欢在清凉山乱跑，追着蓝莹莹的鬼火撒野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