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光华：山西青铜艺术

序二

如果要问什么是中国三代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遗存，回答一定是：“青铜器。”

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大体始自宋代。从吕大临的《考古图》刊行以来，青铜器相关的各种著录层出不穷。以“证经补史”为主要目的的金石学研究，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近代考古学研究（三代考古）的学术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或许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学术使命及学科属性（隶属于历史学）的缘故，虽然考古学对青铜器的研究早已突破了金石学的藩篱，并在“证经补史”之外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可能是因为青铜器的特殊性质——“礼器”，及其铭文内容在研究历史方面的作用实在太大，使得从艺术史或艺术鉴赏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换言之，相比于对青铜器历史和科学价值的阐释，艺术价值的阐释显得明显不足。

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不仅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而且也是相关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从矿冶、模范製作到铸造成器，几乎涵盖了青铜工业的所有环节。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青铜製品，还有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铸铜作坊，出土青铜器延续时间之完整、器类之丰富、铸造之精良、史料价值之高，都堪称中国青铜时代的典型代表。其中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曾以考古报告或展览图录等方式刊布，更有李夏廷先生以亲自手绘的大量青铜器和陶范线图为基础编著的《侯马陶范艺术》《晋国青铜艺术图鉴》《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晋国青铜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新近出版的《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右吉金：隰县青铜器珍粹》《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图录，也在注重于及时刊布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兼顾到了读者对青铜器鉴赏的需求。

山西博物院鉴于以往青铜器研究和著录的情况，并结合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对馆藏文物艺术价值的阐释与传播稍显薄弱的现状，以青铜之美为标准，从数以千计的馆藏青铜器中精选了100件不同时代、造型各异（功能不同）、纹样精美、文字典雅的精品，每件器物均配以清晰的照片、美观且准确的线图和製作精良的全形拓三种图像，精心编辑成册，以供鉴赏、研究之用，不仅丰富了博物馆藏品的著录形式，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极佳的青铜器读本。

我作为一个读者，一个考古和博物馆工作者，借此机会，对山西博物院的同仁表示敬佩和衷心的感谢，也期待今后能够看到《山西古代陶瓷艺术》《山西古代雕塑艺术》《山西古代绘画艺术》《山西古代建筑艺术》……的面世。

是为序。

徐天进

二〇二三年二月

青铜器与早期中华文明相伴而生、共同发展，是揭示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最重要的代表性物证，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地处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山西，不仅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相关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从矿冶、模范制作到铸造成器，几乎涵盖了青铜工业的所有环节。

关于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自宋代时便已开始。现如今，虽然考古学对青铜器的研究早已突破了金石学的藩篱，并在“正经补史”之外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艺术史或艺术鉴赏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

《吉金光华：山西青铜艺术》从数以千计的山西博物院馆藏青铜器中精选了100件，它们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样、典雅的铭文展现着青铜时代与众不同的艺术美。

书中每一件器物都用清晰的器物照片、准确而极富艺术感的线图、体现着铜器不一样气息的全形拓三种形式展现，青铜时代的艺术之美在这里交融。

青铜器与早期中华文明相伴而生、共同发展，是揭示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最重要的代表性物证，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地处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山西，不仅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相关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从矿冶、模范制作到铸造成器，几乎涵盖了青铜工业的所有环节。

关于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自宋代时便已开始。现如今，虽然考古学对青铜器的研究早已突破了金石学的藩篱，并在“正经补史”之外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艺术史或艺术鉴赏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

《吉金光华：山西青铜艺术》从数以千计的山西博物院馆藏青铜器中精选了100件，它们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样、典雅的铭文展现着青铜时代与众不同的艺术美。

书中每一件器物都用清晰的器物照片、准确而极富艺术感的线图、体现着铜器不一样气息的全形拓三种形式展现，青铜时代的艺术之美在这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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