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村岁月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记述了50多年前，一名上海知青，从繁华的大城市下放到贫困的农村整整六年的生活经历。艰辛的生活、沉重的农活，对每一位知青都是严酷的考验。作者依据当年的日记，以大量的生活细节，真实地描绘了当年知青的乡村岁月。作者当过农民，当过乡村民办教师，也担任过大队支书和公社干部，直至参加高考上大学。这六年的插队生涯既是一名知青的命运史和奋斗史，也生动再现了当年的农村状况和时代风貌。

文内插图，皆为作者当年所绘。

张东明，1956年生于上海。1972年初中毕业到安徽省庐江县农村插队，当过乡村民办教师、大队和公社干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任省委外宣办综合处处长、省委宣传部文化事业发展处处长。2006年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任省社科院纪检组长、副院长。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曾主编《今日安徽》杂志，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和摄影作品。兴趣广泛，尤喜书法、绘画、二胡、摄影。现为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远去的乡村岁月  

—温饱  

—农活  

—过年  

—找乐  

—教书  

—任支书  

—上公社  

—考大学  

—附录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记述了50多年前，一名上海知青，从繁华的大城市下放到贫困的农村整整六年的生活经历。艰辛的生活、沉重的农活，对每一位知青都是严酷的考验。作者依据当年的日记，以大量的生活细节，真实地描绘了当年知青的乡村岁月。作者当过农民，当过乡村民办教师，也担任过大队支书和公社干部，直至参加高考上大学。这六年的插队生涯既是一名知青的命运史和奋斗史，也生动再现了当年的农村状况和时代风貌。

文内插图，皆为作者当年所绘。

张东明，1956年生于上海。1972年初中毕业到安徽省庐江县农村插队，当过乡村民办教师、大队和公社干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任省委外宣办综合处处长、省委宣传部文化事业发展处处长。2006年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任省社科院纪检组长、副院长。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曾主编《今日安徽》杂志，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和摄影作品。兴趣广泛，尤喜书法、绘画、二胡、摄影。现为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远去的乡村岁月

1972年11月28日中午11点50分，在上海北火车站，列车一声长鸣，站台上腾起一片哭喊声。在父母亲友的泪眼中，列车载着我们这批上海插队知青，隆隆地驶向远方。

那年，我16岁。

车厢里许多知青在哭泣。我告诫自己要坚强，没有掉泪。

列车经南京，跨长江，过蚌埠，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驰后，于次日清晨6点多停靠在合肥火车站。知青们在一座剧院里稍事休息，吃了点干粮，由各县来的人员分别点名接收。我们几十个人坐上一辆卡车，又颠簸了3个多小时，于下午1点多到达庐江县泥河镇。

在一座形似祠堂的大屋里，泥河区委书记向我们致欢迎词。他说的当地方言，我们听不大懂。欢迎会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张张方桌旁吃午饭。菜是用脸盆装的，有大鱼大肉。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人也陪着我们一起吃。饭后知青分组，五人一组。分组后，知青们便各奔东西。

老沈是来接我们的生产队长，40多岁，个子不高，脸膛黝黑精瘦，高颧骨，大大的眼珠有点外凸，嗓门也大。他用一根扁担挑起我们五个知青的铺盖。我提着其他行李：父亲用过的一个旧帆布手提箱，里面是一些洗换衣服和日用品，衣服下压着母亲给的20元钱，她嘱咐我这是日后回上海的路费。一个网兜装着脸盆、茶缸。五个年轻人跟在队长身后，走向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安徽省庐江县泥河区天井公社临湖大队丁拐生产队。

从泥河镇到丁拐生产队要走15里路。天井公社是圩区，宽广平整的农田被纵横交错的沟渠分割开，初冬的田里还残留着一排排干枯的稻茬。圩埂外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大河，远处有绵延的群山。我们走在用黄土垒起的圩埂上，经过一座座泥墙草顶的农舍、一个个杂树丛生的村庄。

天已经昏暗下来，远处圩埂的拐弯处，有一座农舍亮起了灯。丁拐生产队到了。

我们走进这座低矮的房子，这里是老沈的家。屋里聚了一些人，屋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菜碗。老沈招呼我们坐下吃晚饭。屋里虽然点了油灯，但还是黑乎乎的，我们看不清碗里是什么菜，也看不清周围人的脸。这些来看热闹的邻居，好奇地盯着我们。桌下有条狗钻来钻去，蹭着我的腿。我埋头吃饭，心中忐忑，也不知饭菜的滋味。这是我来村子后的第一顿饭。

饭后，老沈领我们去农户家。因知青点的住房还没有安顿好，下乡的第一晚生产队安排我们五个人分头到农家借宿。天已经全黑了，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的，借着星月的微光，才能勉强看清脚下的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老沈走进了一户人家。

空荡荡的堂屋里点着油灯。厢房里有张大床，床上坐着好几个人，正在说话，一见我们走进，他们呼啦一下全从床上下来，走了。

屋里只剩下我一人了。我躺到床上，身上忽然刺痒起来，胳膊、腿和腰上一下起了许多红疹块，这大概就是传说的水土不服吧。奔波了两天，已经很疲劳了，我很快沉沉睡去。

第二天，队长领我们去新盖的知青屋。

临湖大队在天井大圩的最北边，紧挨着黄陂湖，那是一个长满芦苇的很大的湿地湖泊。丁拐生产队就坐落在黄陂湖边。一条大圩埂从湖边向南延伸，埂外是瓦洋河，埂内是大片圩田。圩埂到了丁拐生产队，向西又伸出一条圩埂，与南北走向的圩埂形成丁字形。丁拐村大概因此而得名。沿着圩埂，散布着一座座低矮的农舍。圩埂地势较高，可以避免水涝。我们的知青屋也建在东西向的圩埂边，坐北朝南，处在村子的中央位置。同村民的房子一样，知青屋也是黄土垒墙，稻草盖顶，墙上挖个洞，安上几根木条，蒙上塑料薄膜便是窗户。中间堂屋是做饭、吃饭的地方，屋里有一口大灶、一张吃饭用的方桌、几条长凳、一个碗橱、一个大水缸。后来又添了两张条桌，可供我们看书写字用。堂屋两边各一间

插队之居

厢房，是睡觉的地方。木床宽约1米2，床架上搭了几根木条，床上铺有芦席和稻草，我们

将带来的毯子、床单铺在上面，便可安卧了。

屋内同屋外一样，都是泥地，冬春很潮湿。村里没通电，一盏油灯将陪伴我们度过漫长的冬夜。

我们这个插队知青小组五个男孩，范海观、彭锦培、姜林根、甘益尧和我。其中范海观是我在上海徐汇中学的同年级校友。他们四人比我大一岁，都是初中毕业生（“文革”期间，上海市取消了高中，初中四年制）。从此，五兄弟同灶吃饭，同屋睡觉，出工干活，患难与共，成了真正的插队兄弟。

五兄弟中，小范个子最高，1米8多的个头，圆脸，身强体壮，力气最大，饭量也大。他性格憨直，干活卖力，有点大哥的范儿。经几年锻炼，他一担可挑200斤。凭出色的劳动表现，他后来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还娶了年长他几岁的妇女队长桂香做老婆。当年的插队知青中，还是有一些女知青嫁当地人的，但男知青娶当地妇女的很少，因为大家都存着日后回城的希望。小范父亲据说有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去世了。小范因家庭

小范

出身不好，所以不抱回城的打算了。

小彭是插队小组组长，瘦高个儿，接近1米8，大

眼睛，宽脑门。他人很机灵，喜欢看书，闲时常捧着一本《春秋穀梁传》读。这本古书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看不懂了。他的文化程度大概是五人中最高的。他活动能力强，善于交际，力气不小，干活也不错，后来当上了临湖大队团支部书记。

小姜白净脸，中等个儿，细眉弯目，身体也不壮实，力气小，性格有点软弱，多愁善感，爱掉眼泪。

小甘个儿最矮，但长得粗壮，性格直爽，干活也不错，与我很谈得来。两年后他当兵走了，是五人中第一个离开农村的。

我身高1米72，在五人里属中等个儿，这个身高后来再没增长。我在中学时曾练过拳术，虽年龄小，还是有点力气的，干活也不惜力。

第二年，生产队根据劳动能力，给我们知青首次评工分底。小范、小彭各6.5分，我6分，小姜、小甘各5.5分，我们基本相当于半个劳力了。到1975年第三次评工分底，小范9.5分，我与小彭、小姜都是8.5分，我们已接近一个整劳力了。

艰苦的插队岁月开始了，对于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上海知青来说，将要面临好几道难关。  

温饱

解决温饱问题是第一道关。

原先在城里，虽然家家生活也不富裕，但吃穿不愁，还能常开开荤，住的不是楼房就是平房，还有父母照应。到了农村，一切得靠我们自己。

首先吃饭就成了问题。插队头半年，上海市政府还给每个上海知青每月40 斤大米的补贴，大家基本够吃了。半年后就没有补贴了，我们必须自食其力。生产队粮食是按农民挣的工分来统一分配的，根据农作物收成，每年发放几次。我们知青因工分值评得低，按工分基数发的粮食也就少。我们虽然年纪小，但每天同农民一样出工，干重体力活，肚里又缺油水，且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人人饭量都很大，一顿吃一斤粮不在话下，因此这点粮食就显得很紧张了。我们每天早晚都吃稀饭，中午吃一顿干饭。中午的一锅干饭，大家吃起来是风卷残云，满满两大碗很快下肚。小范身强体壮，干活卖力，饭量尤其大，但他吃饭速度较慢，往往去盛第二碗时，锅已见底了。他一怒之下，买了一个小脸盆当饭碗，每次开锅就先满满当当装上一脸盆干饭，压得结结实实的，省得再争第二碗了。

因吃饭问题，组里还闹起了矛盾。小范、小彭因为工分底较高，分得的粮食相应也多一些，和我们同灶吃饭觉得有些吃亏，提出要分灶吃。这事闹了一阵，明显影响知青组的团结。在社队干部的帮助和我们几个人的坚持下，灶没分成，矛盾有所缓和，我们五个人仍在一口锅里吃饭。

有一年冬天，粮食实在不够吃了。我们两天只吃了三顿饭，大家饿得躺在床上不想动弹。邻居大娘见状，送了我们一些山芋粉。我们把粉熬成糊，放点盐，当稀饭喝了，那感觉就像喝糨糊，还很烧心。

当时生产队每家都有一块自留地，可以用来种些蔬菜瓜果，佐饭的菜就靠自留地里种的菜。我们知青也分到了五分菜地。我们种上了黄豆、茄子、冬瓜、豇豆、辣椒、苋菜，但由于不善打理，菜长得不好，我们的下饭菜也成了问题。当地农民普遍喜食腌菜，能腌的东西都拿来腌，萝卜、豆角、青菜、芥菜、豇豆、黄瓜、山芋梗，还有鸡、鸭、鱼、肉都拿来腌，而且盐下得很重，非常咸。这样腌出的咸菜既便于久存，也为了耐吃。生产队的田里有时也会种些萝卜，成熟后分给大家，因此腌萝卜成了我们最主要的下饭菜，我们常常要吃大半年。时间久了，萝卜在腌菜缸里变得又软又黏，酸酸臭臭的。煮饭时，捞出一碗萝卜放在饭锅里蒸一下即可，其味实在不敢恭维，但当时也吃惯了。

有时实在没菜吃了，就捧着饭碗到隔壁农家去蹭菜。

那些年春节回沪探亲，返乡时我们常会带一茶缸炼过的熟猪油，还有一种纸盒包装的固体酱油。没菜吃时，我们就切一小块固体酱油，再挖一点猪油拌饭吃，甚香。

我们很少能吃到荤腥。我们养了几只鸡，下的鸡蛋舍不得吃，都拿到村里的代销店换食盐和

点灯的煤油。

油灯

那年头，鸡也很少有吃食，因此长得不肥。过年回沪时，我们还要带两只瘦鸡孝敬父母。

偶尔能解馋的时候就是遇上村里人家办喜事。这家摆酒席，请来四邻八舍，我们这些知青也有幸被请上桌。有鱼有肉，最引人注目的是居中的一大盘猪肉。肥肉是当时人们的心头最爱，一片片切得薄薄的肥肉，雪白雪白的，在盘中堆得高高的，上面点缀着一撮鲜红的辣椒酱。那肥肉，咬一口，满嘴油，别提多美味了。

为了解馋，我们去掏麻雀。冬天的夜里，麻雀常歇在屋檐的稻草里。我们拿着手电筒，走到农民草房的屋檐下，我骑到小范肩上，他站直了，我就高过了屋檐。我拿手电筒一照，麻雀一动不动，伸手就能抓住一只，一晚能掏好几只。我们还捉田鸡、摸河蚌，甚至逮水蛇。这些野味当地人是不吃的，看我们烹而食之，他们十分诧异，称我们为“蛮子”。

有一天，老乡拎了一只老鳖问我要不要，如不要，他打算剁碎了喂鸭。我给他3毛钱买了下来，他很高兴。我把老鳖剖开洗净，放入加了水的大搪瓷茶缸里，加一点白糖、几粒花生米，然后将茶缸放入刚烧过饭的灶膛里，用柴火的余温煨个把小时。取出茶缸揭盖，老鳖煨烂了，上面浮着一层油，香味扑鼻，肥腴甘糯，入口即化，我至今仍觉口齿留香。这是当时我在农村吃过的最难忘的美味。

天井公社是水稻产区，水稻一年两熟，圩内多良田，河塘也多，可谓鱼米之乡。但农民普遍生活贫困，他们住的是用泥巴垒的草房，照明用的是油灯，种田用的是锄头、钉耙等简陋的农具，每天吃的是“两稀一干”。粮食紧张是普遍现象，不仅是我们知青，农民家的粮食也不宽裕。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际，有些困难的生产队还要到粮站购买返销粮，分给农民以度春荒。我常纳闷，农民是种粮食的，他们天天劳作，怎么连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呢？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了，人民公社也成立十多年了，农村为什么还那么落后？农民为什么还那么穷呢？其中的缘故，我几年后才明白。

当时的农村不仅粮食是个问题，烧饭的柴火也是个问题。圩里都是平整整的水田，不像山区丘陵地带，有许多杂树、灌木可做烧柴之用。圩区农户烧柴主要是稻草及油菜、黄豆等的秸秆。稻草是仅次于粮食的农产品，其用途广泛：它是盖房的主要建筑材料，家家农舍都是稻草覆顶，垒土墙也需掺入稻草才结实。稻草是耕牛的主要饲料，队里的晒谷场上矗立着一垛垛高高的稻草堆，那是牛草——耕牛的粮食。农民用稻草编草绳、做草鞋，就是铺床也用稻草做床垫。而稻草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烧饭用的燃料，一日三餐少不了。由于水稻产量不高，当时还推广种植矮秆水稻，而稻草的需求量又特别大，因此稻草就成了紧缺物资。

我们知青户分到的稻草往往不够用，有时饭烧到一半没柴草了，就扯几把屋檐上的草来烧。有次被逼急了，趁打谷场上没人，我们还去偷扯了队里草垛上的牛草当柴烧。实在没柴烧了，我们就用煤油炉烧饭。

烧饭用土灶，灶台上有一口大铁锅，外带一口小水锅，烧饭的同时也烧了开水。添火的工具是一把大铁钳，用它把柴草塞进灶膛，饭烧开后就不用添柴了，用灶膛的余温把饭焖熟。最好烧的是油菜秆，大概其中含了油脂，燃点低，烧起来噼啪作响，火力很旺，但不耐烧。

我们住的草房同村民们的一样，墙是用黄泥巴垒的。筑墙时先平行竖起两块夹板，中间相隔尺把宽，在两块板里填满掺了草筋的黄泥，用木桩夯实。夯实后放置几天，待黄泥干透了再在上面砌第二层。这样一层层垒砌起来的土墙颇为结实。墙砌好后架上木梁、桁条，铺上芦席，盖上厚厚的稻草，用草绳密密捆扎，草房就大功告成了。

经过常年的日晒雨淋，草屋的土墙往往会开裂，露出几道一指宽的缝，我们的草房也不例外。冬天，刺骨的寒风会从墙缝里钻进屋里。晚上，我们蜷缩在稻草铺垫的床上，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被上也难抵严寒，我们的脚很长时间都是冰冷的，人冻得久久难以入睡。

1973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屋里吃午饭，忽然乌云漫天，惊雷乍响，暴风雨席卷而来。一阵狂风刮来，顿时把我们的草房屋顶掀去了一角。暴雨直泻到屋里的床上、桌上，家里到处漏水，弄得我们十分狼狈。当天，村里有将近一半的农舍被掀掉了草房顶。

顺便说一下如厕的事。那时的农村厕所就是在地上埋一个大粪缸，周围插几根小木棍，用芦席围上，留出个供人进出的豁口，呈窝棚状。粪便是极好的农家肥，因此家家门前不远处都有这样一个厕所，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夏天，我们蹲在粪缸边如厕，常常有肥肥的蛆虫爬到赤裸的脚上，令人恶心，但我们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生活中还有一件事令人烦恼，那就是水土不服。我们大多数知青都得过此症——腰背上和腿上长了许多红疹斑块，奇痒难熬，红疹块变大后就成了鼓鼓的黄水疱，磨破后流出黄水，再结一层痂。红疹一年到头层出不穷。奇怪的是，一到城里这症状就消失了。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是虫咬皮炎，抹了药膏，但基本无效。我想，这大概是农村环境所致。农民因为从小习惯了那种环境，所以没有这类症状。

虽然水土不服，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却很少生病，且个个都长得十分健壮。这大概是因为年轻，当然也有劳动的原因吧。

农活

劳动是知青必过的又一道难关。

每天天刚蒙蒙亮，村里的鸡才开始打鸣，老沈队长的大嗓门就在圩埂上响起来了：“出工喽，出工喽！”村民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扛起锄头，和大家一起走向广阔的田野，一天的劳作就从出早工开始了。

挑担。挑担子是最平常也是最频繁的活。挑粮、挑水、挑土、挑秧、挑肥，人人都得会，可谓一根扁担走四方。

下乡第二个月，我与几位插兄（插队知青）一起，去帮队里挑煤。每人挑60来斤，在坎坷不平的田埂上走，开始还行，越走感觉担子越沉，肩膀越疼。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到左肩，越换越频繁。颈子后的皮都要磨破了，腰也越来越弯，身体快要弓成虾米了。大家个个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共四五里路，途中我们歇了五次，初步体会到了“看人挑担不吃力”“长担无轻路”的滋味。

担子是几乎天天都要挑的。吃的河水，我们要用水桶从河里挑。给菜地浇肥，挑的是粪桶。到公社买化肥，我们要挑两袋化肥，一袋50斤装，一担就是100斤。修圩堤、挖河泥，挑的是装满百十来斤重湿泥的土簸箕，还要不停上下爬坡。最厉害的是夏收季节挑稻把子，这是壮劳力的活。水稻收割后，在田里用草绳捆扎成一个个稻把子，一个稻把子少说也有五六十斤。挑稻把子的扁担是特制的，中间宽、两头尖，两头还镶着尖尖的铁片。挑担的汉子先将扁担一头插入一个稻把子，斜提起来，再用另一头插入一个稻把子，半蹲下身，扁担上肩，肩一晃，腰一挺，嘿一声，100多斤的稻把子就挑起来了，然后迈开大步直奔晒谷场。

歇息

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磨炼，我们知青也同农民一样，人人颈后都鼓起了一个肉包，肩膀也不疼了，挑个百把斤的担子，走上十几里路也不在话下。有一年回沪过年，我挑了一担行李。到了车站，工作人员一看，说“打

货票”，一称重，足足100斤，我花了1元钱打了一张货票。挑着这副重担，我挤汽车、上火车，千里奔波到上海。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插秧。插秧是最苦的农活。圩区种的是双季稻，一年两熟，因此一年要插两次秧，割两次稻。在平整好的水田里均匀地撒上秧把子，我们赤脚站在水田一头，倒退着将秧苗一棵棵插入泥里。一排横着插七八棵秧，然后再倒退一步再插一排，每排保持四五厘米的株距，要做到横平竖直，株距相等。从田埂的一头到另一头一般都有几十米，人们插秧时始终是弯着腰的，很快就累得腰酸背痛了，实在受不了就站起来歇一会儿。但旁边的人早已插到你身后了，你也不好意思一直落后，只得咬牙坚持。我总是边插边不停地想，快到了吧，快到了吧，感觉腰几乎要断了。总算插到田头了，一个仰面就躺倒在田埂上，但只能歇一会儿又得爬起来从头再来。

插秧不需要用大力，用的是巧劲。妇女们都是插秧的好手。她们插起秧来，总是又匀又齐又快。插完一块秧田，绿油油的秧苗整整齐齐地挺立在水田里，刚才还白茫茫一片的水田霎时披上了绿装，甚是好看。

每年7月中旬要抢收抢种，既要抢收早稻，又要赶插晚稻，为时约20天，俗称“双抢”，这段时间是最忙最累的农忙季节。这时学校都要放农忙假，让孩子们回家帮家长干活。为了抢时间，不误农时，生产队插秧实行包干制，即按插的田亩数计工分，谁插的田亩数多，谁的工分就多。因此这时大家都会不顾劳累，全力以赴。人们每天天不亮就下田插秧，一直要干到田蛙齐鸣、夜幕降临时才回家。夏天水田里蚊虫、蚂蟥特多，我们赤裸的腿上一会儿就被叮起了许多包块。蚂蟥在腿上吸血，大家随手拍掉，接着干活。有时人们正在插秧，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黄豆大的雨点打在背上咚咚响，落到田里溅起一片水花，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我们就在这暴风雨中继续插呀插呀，直插得脸都浮肿了。有次我的右手腕因长时间插秧伤了筋，突然剧烈疼痛起来，又红又肿，我也顾不上，忍着痛坚持干。最多的一天，我从清晨5点多钟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钟，整整插了10个多小时的秧，一个人插了近一亩地。

“双抢”过后，我们的腰也不怕酸疼了，插秧的技术与农妇们也相差不多了。

插秧后的农活主要是给稻田耘草、施肥，活儿较轻。

车水。天气干旱时，要往稻田里车水。我们将长长的木制水车架到河沟里，一头没入水中，在另一头的转轴上套上两根木制的车拐。我们手握车拐，前后转动，这样就带着水车中整齐排列的几十张叶片转动，河水就哗哗地被车上来，流入稻田中。就像自行车链条的转动原理，转动的车拐就像自行车的踏脚板，水车中运转的木片，则像一节节运转的链条，只不过木片是方形的，比链条要大许多。车水有点累人。两手不停地前后挥动，一会儿胳膊就酸了，这时就只能放慢速度，或歇一会儿。时间久了，车习惯了，感到胳膊不再那么酸了，我们可以不停地车上很长时间了。

割稻。割稻也是个苦活。右手拿镰刀，左手抓一把稻子，挥镰齐根割去，脸朝黄土背朝天，你追我赶，这样重复不停地向前割。夏天稻田里极闷热，天上毒辣的太阳暴晒着，地下热气炙烤着，豆大的汗珠从我们的脸上滚落，真所谓“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啊！我们多是光着膀子的，稻叶上有细细的芒刺，胳膊上很快就被拉出了道道血痕。腰也很酸。但这些我们都顾不上。割完一块地，将满地的稻子拢成一堆一堆的，再捆成一个个稻把子，等着挑走。虽然累，但这是农民一年的收成啊，人们的心里是痛快的。有时会有农妇挑一担凉茶水送到田头，给割稻的人解渴。坐在稻把子上，敞着怀，咕嘟咕嘟一大碗凉茶倒入喉咙里，那真叫爽。

收割完稻子后，男人们将稻把子一担担挑到晒谷场，码成高高的稻垛，待晴天就开始脱谷。脱谷机是木制的，箱形，底下安装上滚轮，用脚踩动滚轮，将一把把稻禾放在转动的滚轮上，稻粒就被打下来了。脱谷主要是妇女们的活。

谷脱完了要扬谷，扬去稻谷中的尘土、瘪谷等杂质。扬好的谷子干干净净，粒粒金黄饱满，这时就可以晒场了。晒场前要用石磙子先将场地压实碾平，然后将谷子摊在场上让烈日暴晒。稻谷一般要晒好几天，其间还要用木锨不停地翻动它们，使之干透。晒好的稻谷要装进稻箩，一担担被挑进队里的谷仓。除去要交的公粮，队里留下来年的稻种，其余的稻谷就等着分配了。

脱谷和晒谷也是我们知青常干的活。

夏天天气多变，刚刚晒场时还是朗朗晴天，忽然狂风大作，暴雨顷至。这时男女老幼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