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复调

自　序

一

出一本汇集22个话题的集子，是我先前没有想到的。话题常是应时而作，为报刊而设。而出集子，把这些在各自话语情境里东游西荡的板块，结集成一幅有“完整”感的文学地图，则近乎奢侈。

再说，这年头颇受欢迎的是那些读来轻松有趣的文字。这一篇篇对话（含 6篇综述），却仿若一次次思想的历险，记录的既不是东拉西扯的闲谈，也不是遍布八卦的趣谈，而是自以为多少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的会谈。虽有让人放松之时，但更多是引人进入思索情境的紧张，即便有时说得一派天真，却看着“一本正经”，就算不惹人讨厌，也是不怎么讨喜的。何况，话题当时看着应景，世易时移也就“速朽”了。如今信息爆炸，眼前的事都顾不过来，谁还会惦念那过了时的旧景呢？

然而此时，我却欣慰于这些板块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欣慰于它们各自归位后传递出来的那份气象与庄严，也欣慰于从中感受到唯有一本集子而非单独的一个篇章所能承载的分量和重量。而这般的欣慰，也是源于这一两年里，我的想法有了某些变化。毕竟我做这些话题，本不是为了应景，所谈也多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亦如诗人于坚所说，作家这个角色永远必须面对的“老生常谈”。说“老”也罢，道“常”也罢，却也可能因不合时宜的“老”与“常”，倒像是我们看一幅历经时光磨洗的画，看一遍后仍觉很可玩味，想回去再看个究竟。

再则， 2009年至2020年间发生了很多文学事件，一树一树看过去，犹如繁花绽放，让人眼花缭乱，却可曾结成多少“思想”的果实？如此，即便是微弱的思想的火光，亦当敝帚自珍。譬如带着“微暗的火”的萤火虫，在夏日的山间一闪一闪地飞舞，不也颇有可观之处？这样想来，有这么一本“文学对话录”聊以备考，无论是于写作者，还是于读者，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吧。

二

我着实被意义难住了。因为自觉有意义，我做了一些话题。也因为觉得没意义，舍弃了一些话题。还因为太执着于意义，也常是提醒自己是不是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意义。但意义的大小与有无，难道不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是只要我们睁了眼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吗？

想起几年前做的一次采访。在收录于前一本书《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的那篇对话里，我问阿来，在史诗渐行渐远的小时代里，该怎么理解史诗？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史诗是中国人的一个病。但这是为什么呢？阿来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路径，他会沿着这个路径，把自己的写作慢慢推进。作家缺的不是什么空间，缺的是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就他而言，他不觉得文学有那么多值得大家焦虑的问题，他只知道写一个小说，该怎么把它写好，把它内在的情感深度写出来。

坦率地说，从事媒体行业多年，先后做过很多采访，这是我不用重读原文就能马上回想起来的少数几句话之一。这么说，是因为我记忆力一向不怎么好，听过的话，说过的话，不是说忘就忘了，就是事后“过电影”才能慢慢回想起来。等想起来了，会发现新大陆似的问自己，我听过这话吗？可不是听过嘛，怎么都忘了！但过段时间没准儿又忘了。哪怕是采访的时候谈得特别好，但做完后，让我想具体谈了什么，有些时候怎么也想不起来。也因为这样，偶尔回看这些年的采访，会庆幸自己没那么偷懒，让它们只是像流水一样逝去，而是化作了可以留下来慢慢回看的“纸上的行旅”。

话虽如此，阿来这个回答，却是我不用怎么想，就能从脑海里欢天喜地蹦出来的。我还记得，面对面交流时，就有被一语击中的感觉。可不是嘛，他说得简直太有道理了！史诗是个什么问题呢？它关一字一句的写作什么事？再往远看，关于写作，关于生活，关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我们谈的问题还少吗？谈来谈去，于事无补，除了满足一点说话的欲望，还能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说，我们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要是活着的当下，乃至恒久的将来，都没法解决这些问题，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实在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即使能答上来，也不会说得像米兰·昆德拉那样好。在晚年出的那本薄薄的《庆祝无意义》里，他说：“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他还说，不但要把无意义认出来，还应该学习去爱它。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读懂了他的用意，但我能明白他提出了一个太高的要求。我们承受得起无意义吗？它是那样轻于鸿毛，又是那样重如泰山。当认出无意义时，我们能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给它一个热情的拥抱，勇敢地说出我们的爱吗？或许我们会本能地逃避它，正如逃避虚无。如果无可回避，那何不装傻当它有意义呢？

我是太执着于意义了。意义之有无，可有什么衡量的标准？其实还是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看法。我们可以从实用主义的层面来爱意义，因为这个有意义，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至于玄之又玄的抽象层面的意义，比如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思想，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只是无意义之意义。去他的爱吧。但倘是以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论，在无意义的炼狱里淬炼过的意义，会不会更有意义？如此说来，昆德拉说的庆祝无意义，或许是庆祝无意义之意义。

三

因此之故，即便史诗就像阿来说的“是中国人的一个病”，就算开出个病相报告，于写作亦无什么意义。这本集子的第七章，却还是谈了被“无意义”的史诗。那是不是说，我们明知无意义，也要制造无意义？

细一琢磨，这个意义与无意义还得两说。我自然赞同谈论史诗这个概念是没什么意义的，却不认为谈论这个话题没意义。因为写史诗，恰恰要求作家必须得有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还有那种内在的情感深度。对史诗的追问，恰恰是对写作终究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的追问。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停留于泛泛而问，或不加判断与辨析就对写作者发出责难：

你生活在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里，怎么就写不出史诗？我们确乎很少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史诗诉求里，到底隐含了什么？

但这样的追问又有什么意义？你追问来追问去，能得出什么确定的结论吗？你谈论的这个那个问题，对写作与阅读能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吗？坦率地说，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要得到具体的指导，我们该去读经典作家的传记、自传，还有他们传授写作经验的“写作课”，再不济读读由美国传入的、眼下颇为热门的“创意写作课”，或是由一些高校或部门编写的“写作指导课”。这些书会告诉你，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写作；雨果常常叫仆人把他的衣服偷去，好让他不能外出，只好待在家里继续写作；巴尔扎克在写作时总会大量地喝咖啡，并且不加牛奶和糖。这些书也会告诉你，海明威总是在小说里把形容词删得精光；福楼拜会在房间里大声朗读，聆听写下的文字是否像音乐一样清澈美好；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怀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妓院里写作，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我不否认读读这些是有用的，至少是一种激励，还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不以为知道这些，就能指导我们的写作与阅读。说白了，写作也好，阅读也好，更重要的是自己去体会，去领悟，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你只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式。相比而言，一些看似抽象的思想或观念，却可能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写作与阅读。比如，余华曾谈到自己曾被辛格的哥哥对辛格的一句教导深深吸引：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我也不确定陈忠实的写作，是不是受了“人间喜剧”的影响，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被郑重其事写在了《白鹿原》的扉页上。

如此看来，相比看似神通的写作秘籍，我对谈论“事实与看法”“小说与秘史”等，抱有更多的好感。虽然这样的谈论，最后往往得不出什么结论。虽然明知在眼下讲求实际的时代里，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最后有确定答案，哪怕是欺骗性的答案或结论，而不是那些“在路上”的谈论，但我还是偏好难有什么结论的谈论。我总感觉， 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学问与思想的大异其趣。在我的感觉里，学问偏重“术”，学问家可以端坐于书斋，为着某一个专业领域，依照某种程序，得出安全可靠的结论，并很可能会得到及时的现世的回报。而思想偏重“道”，思想家须走出孤岛，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场域，而对现实的介入与干预，对既定事实的反思与思考，很可能非但得不到什么现实的好处，还会陷自己于危险与不安的境地。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至今依然有值得让人怀念的理由，虽然此后整个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似乎只是印证了参与者的一派天真与一厢情愿。反观如今普遍的世故，天真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思想的本质，固然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但也是为了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可不是吗？王安忆形容汪曾祺说“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博尔赫斯赞赏不容于世而历经沧桑的王尔德，道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天真”。

四

我想起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夜莺与玫瑰》。夜莺为了帮少年达成与女孩约会的愿望，历经重重磨难找到红玫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少年献上红玫瑰，少女却拒绝了他，因为她担心红玫瑰与她的衣服不相配，因为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给她一些珍贵的珠宝。读到这里，猝然心惊：即使是在童话里，想象中的爱情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诱惑。要知道，夜莺寻访了很多地方，才终于找到了那能幻化出红玫瑰的玫瑰树，她等到月亮挂上了天际的时候就赴约，用自己的胸膛顶住花刺整整唱了一夜，花刺越扎越深，刺进了她的心脏。等玫瑰长成的时候，她已经躺在长长的草丛中死去了，心口上还扎着那根刺。夜莺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在于换来少女的拒绝，换来少年被拒绝后的愤怒，随后一下把玫瑰扔到了大街上，“玫瑰落入阴沟里，一辆马车从它身上碾了过去”？或是换来少年遭受挫折之后的清醒？他感叹，爱情是多么愚昧啊！它不及逻辑一半管用，“于是他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拿出满是尘土的大书，读了起来”。又或者，只是换来一个苍凉的美的姿态？要当真如此，王尔德太执着于不可救药的天真了。

而在安徒生唯一一篇以中国为背景写的《夜莺》里，皇帝听说自己的国土内有只能唱出曼妙歌声的夜莺后，派人把她从森林里找来。不久后，日本天皇进献了一只能发出好听的乐声且外表华美绝伦的人造小鸟，一时间获得了更多的赞美。夜莺飞回了她心心念念的那片青翠树林。然而当皇帝命在旦夕时，人造小鸟却因没有人上发条，唱不出一个音符。皇帝就要死了，夜莺却在这时来到了他的窗外，为他唱起了安慰和希望的歌。于是，随着她的歌声，“皇帝孱弱的肢体里，血也开始活跃起来”，等在他身边的死神则“变成一股寒冷的白雾，在窗口消逝了”。纵使如此，夜莺也没接受什么报酬，因为她第一次唱的时候，从皇帝的眼里看到了一滴泪珠，每一滴泪珠都是一颗珠宝，她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多感人的童话故事。但我还是忍不住假设一下，假如有了如今的高科技，人造小鸟的发条会像永动机一样转个不停呢？以安徒生的慈悲，他为何让夜莺唤回一个垂死的老皇帝的生命，却不给卖火柴的小女孩派去一个美好的使者，而是让她在寒冷的清晨，捏着没烧光的火柴，脸上带着微笑，在街头的墙角里死去？

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是阅读和写作带给了我这样的联想。比如，我会想，如果年老的安徒生遇见年轻的王尔德，又恰好他们有兴致坐下来一起谈谈他们笔下的夜莺，将发生怎样有意思的故事？当然，博尔赫斯与济慈是不可能遇见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里，但博尔赫斯以一首《致夜莺》呼应了济慈的《夜莺颂》，而按博尔赫斯的说法，济慈某天晚上在一只隐蔽的夜莺身上看到了那只柏拉图式的夜莺，于是在他的这首诗歌里，他预言了叔本华发表于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一个论点：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群。引申开去，是不是可以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但可以说其实只是一个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书，也可以说其实只是一本书？何尝不是呢？世界上的作家在写着不同的书，其实写的是对同样几个母题，相互联结又各自独立的不同的讲述和阐释。

五

就说夜莺的主题吧，如果把这些在诗歌里、小说里、童话里呼唤过夜莺的经典诗人、作家都请到一起来一场夜莺对谈，该多有意思。即使不能做到这样，那把他们谈论夜莺的篇章汇集到一起，“编织”成一个对话的场景，又当如何？

或许我做的这些对话，就是这样一种“编织”。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甚或是不同国籍的各式人物，因为这样的“编织”走到了一起，“唱”出各自同时进行、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声部。这些声部各自独立，又尽力和谐地融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这不是想象中的复调吗？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与实际上能做到的多少会有距离，但因为这种想象，我们也要感谢音乐的复调，还要感谢巴赫金让这种复

调，作为一种思想的景观，进入了文学的场域。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一文里，听宁肯、陈联营、陈伟、袁劲梅、梁鸿、余泽民六个人的谈论，是不是像在听六重奏？看我们怎么“编织”吧。把灯光调亮了，让音乐响起来，道具自然要有的，报幕、串词也不能少，如此，对话就自如地像河水一样流淌了，但不是流成互不相关的支流，也不是流成同声相应的一条河。所以，我们还得野孩子般撒野，时不时给对话“制造”一点障碍，让它沿着各自的路径，流成合乎对位法的汩汩流淌的河。

此之谓“夜莺复调”。王尔德还写过一篇《谎言的衰落》，名之为观察评论，实是他虚拟的对话。主角是他两个年幼的儿子西里尔和维维安，地点位于英国诺丁汉郡一栋乡间宅邸的藏书室。我不确定他为什么要虚拟一场对话，是难以承受知音难觅的孤独吗？他又为什么虚拟两个孩子，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家呢？难道王尔德相信唯有孩子般的天真，才能承载他那些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思想？

至少，王尔德该是觉得自说自话容纳不了他的想法，穿上一袭对话的衣裳，也让他那些指名道姓的批评，看起来更有说服力。毕竟两个声部交织并进，不像是传道士在说教，倒是多了那么一点复调的意味。我真心有些同情王尔德，他在短暂的生命里没能更多付诸天才的创作，而是把太多精力耗费在与同时代各种成见的论战上，并最终像堂吉诃德被虚妄的风车“摧毁”了。但我依然欣慰于能看到王尔德的自我对话，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倒是确有一些后来者袭用了这种形式，但效果大抵不怎么理想，要么沦为自我炒作的文字游戏，要么给人感觉还是一个人的自说自话。如此倒不能不佩服他精湛的“编织”技艺了。

六

然而，何以为“编织”？这十二年话题，果真能编织成一幅严丝合缝的织锦挂毯？在这一幅挂毯里，我们既能清晰看到事件的起承转合，也能准确触摸意义的经纬脉络。这是徒劳的。巴恩斯在他那半篇随笔里告诫说，历史向来更像是多种媒体的拼贴，涂抹油彩的是粉刷滚筒，而不是驼毛笔。历史如此，何况一篇编年的文学记录？因此之故，我与其为了它的完整费心“编织”，倒不如让更多的问题从留有的裂缝里抽穗发芽，或可期待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给大地投下一片绿荫。

而这样的“编织”，在我固然是工作需要或受邀而做，但投入了如许热情，却不能不承认多半是出于爱文学，并由爱文学爱屋及乌而至爱人。

就像巴恩斯断言的那样，如果有一千个理由怀疑爱，就有一万个理由相信爱。他说，爱还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在推销它，我们最好点明它是民众美德的出发点。你要爱某个人就不能没有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就不能不学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世界。

实际上，这本集子如果说有什么价值，正在于试着从另一个或更多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但并不如巴恩斯宣称的那样“写尽人类历史的可笑与失落”，恰恰相反，是试图透过“可笑与失落”的假面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一点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审视每一年的文学或是文化事件，试着从中淬炼出事实，由事实生发意义。我们所做的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重估，或是经由重估试图有新的发现。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红楼梦》、奥斯维辛、先锋文学等，同时也试图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韩寒创办《独唱团》等当下事件里倾听过往的回响。我们知道，时间之河里遍布历史的倒影，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虽然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事件，但透

过这新的表层，我们看到的却可能只是历史的反复与变奏。

也因此，在这本集子一些章节的标题里，你会看到“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标注，也会看到“文学反思”与“重估”等字眼。而所谓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向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集子更可以说是一个个“为什么”的汇集，同时也是一个个“是什么”的汇集，从“为什么”走向“是什么”，并从“是什么”回返到“为什么”，如此循环往复，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七

或许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所谓复调，也更多只是不同看法的交锋。但我知道，通过对话，我们不是变得更为冲突，而是达成了某些共识。退一步说，对某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是什么”，也能相对确定地说“不是什么”。即以开篇的史诗话题论，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史诗是什么，却可以说史诗未必是长篇巨著，未必只是悲剧，未必得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也未必是宏大叙事。

我欣慰于看到这样的交锋和共识，却也明白话题纵使有一定的意义，也不过是鲁迅所说的一个中间物，它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让话题本身最终成为过去时，但即使话题有一天过时了，其中有价值的思想仍可能是不可磨灭的存在。倘若以冰山做譬喻，话题的存在，既不是给远航的船做温柔的停靠，也不是意图让它们折戟沉沙，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它的矗立，只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你在某一个时刻听见了这种提醒，唯愿如博尔赫斯说的“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

在那首题为《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的诗里，博尔赫斯还写道：在一个永远不会成为黑夜的黄昏里沉醉，你倾听着忒奥克里图斯的夜莺。如是，在不会成为黄昏的思想里沉醉，我倾听来自时间的足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于愿足矣。

    《夜莺复调》汇集了2009—2020年这十二年间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学事件，包括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红楼梦》热、先锋文学、新“小说革命”、韩寒现象等，通过口述历史般的文学对谈，就史诗性、神话传统、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科幻写作、都市文学等文学母题与思潮进行了富有样本意义的专题探讨。作为思考者、提问者、对话者，傅小平进入一个个文学现场，与白先勇、哈金、梁鸿、徐则臣、于坚、张清华、邓晓芒、苏炜等作家、评论家、文化学者对话，形成不同看法的交锋、不同声部的和声，在思想的交织碰撞中探寻当代文学的意义，集结成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与文学史价值的对话录。

    傅小平，著有对话集《时代的低语》，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文论集《角度与风景》等。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兼职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现供职于上海报业集团文学报社。

一　　　2020年　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 / 1

二　　　2020年　新世纪文学 20年：观察与思考 / 59

三　　　2019年　创意写作：积聚力量，让写作者“破壳而出”，持续奔跑？ / 93

四　　　2019年　科幻小说：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性语言 / 107

五　　　2019年　我们的文学，依然和乡村有着深不可测的本源的联系 / 121

六　　　2018年　网络文学：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契机 / 137

七　　　2017年　在我们的时代里，如何写出史诗性作品？ / 155

八　　　2017年　《红楼梦》：神话叙事和文学传统 / 207

九　　　2016年　当下写作何以缺失了历史感？ / 281

十　　　2015年　三十年，有多少“先锋”可以再来 / 315

十一　　2015年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 / 345

十二　　2015年　作家写史与现实观照 / 385

十三　　2015年　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 / 417

十四　　2014年　今天，如何重塑“文学中国”？ / 433

十五　　2013年　门罗获奖：短篇小说自此复兴？ / 477

十六　　2012年　“莫言热”背后，如何确立当代文学价值？ / 517

十七　　2011年　消费时代与文学反思 / 533

十八　　2010年　诺奖、写作与政治 / 569

十九　　2009年　重估当代文学 / 597

二十　　2009年　文学写作：无关圈里圈外，生活才是根本 / 635

二十一　2009年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打开城市书写新空间？ / 657

二十二　2009年　80后办杂志书：叛逆姿态被消费，韩寒的时代来了？ / 679

后　记 / 700

    《夜莺复调》汇集了2009—2020年这十二年间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学事件，包括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红楼梦》热、先锋文学、新“小说革命”、韩寒现象等，通过口述历史般的文学对谈，就史诗性、神话传统、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科幻写作、都市文学等文学母题与思潮进行了富有样本意义的专题探讨。作为思考者、提问者、对话者，傅小平进入一个个文学现场，与白先勇、哈金、梁鸿、徐则臣、于坚、张清华、邓晓芒、苏炜等作家、评论家、文化学者对话，形成不同看法的交锋、不同声部的和声，在思想的交织碰撞中探寻当代文学的意义，集结成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与文学史价值的对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