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不确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 “金融资本力““经济高边疆”概念之父章玉贵十年之后再推力作

序言
中国是不确定世界的定盘星  

      2023年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具有指标意义的关键之年。

　    就国内情况而言，2023年既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社会生活全面恢复常态化之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发展之年。

　　而从更长的时间光谱来看，结合全球主要经济体战略竞争的大背景来分析，2023年还是中国在“脱钩”“去风险”分贝不时升高的复杂形势下稳住对外经贸基本盘，稳住中美极为复杂的双边关系基本盘，进而维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利益的难得时间窗口。

　　就国际情况而言，2023年既是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期评估之年，更是人类在经过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称“新冠疫情”）、地区动荡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冲击之后，寻求经济复苏与和平发展并携手共同推动早日解决贫困这一2030年议程提出的全球首要挑战的承上启下之年。

　　 10年前，中美两国外交与经济团队在华盛顿举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了广泛共识，对话成果清单多达91项，涵盖了从政治、经济、贸易、金融、军事、安全到气候变化、能源、科技、司法、海洋、海关、核安全、林业、反恐、执法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双方重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认真考虑中方关切。双方将及时与对方讨论重大经济政策。这突显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事关两国和世界和平、发展、安全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上的坦诚、理性与建设性。事实证明，中美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战略对话与沟通协调是确保两国关系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保证。

　　对两国领袖而言，决不能让当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为历史记忆！

　　过往这10年，中国致力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实现了年均62%的经济增速，经济规模迈上了120万亿元的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超过30%，超过了七国集团（G7）贡献率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过往这10年，也是中国在愈加不确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统筹本国发展与安全，有效化解各种风险，把握难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10年。不过，当中国经济总量在2014年首次跨过10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也差不多告别了低风险发展阶段，步入内外约束条件愈加明显、综合挑战多维复杂的中高风险发展阶段。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以及全球最重要的投融资供给主体之一，中国本身面临着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宏观杠杆率较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效率亟待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不稳、增长的边际成本较高等问题，使得国民经济运行面临着国际清算银行相关报告所提出的“风险三角”困境，即增长速度放缓或生产率下降、杠杆率上升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也水涨船高，而国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技术变革与贸易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的不时抬头，使得中国必须通过大力推动数字技术革命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供给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推动制造业的整体升级，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乃至战略围堵。

　　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并保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枢地位的两大王牌。而建立在制造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提升基础之上的金融竞争力则是衡量中国在国际顶层分工地位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中、下游三个环节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地，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关键核心产业与技术控制权争夺的今天，任何因为内部或外部冲击造成国与国之间产业竞争力的此消彼长趋势，都是各国决策者高度关注的话题。

　　对七国集团乃至二十国集团（G20）成员的决策者而言，站在本国经济安全的角度“反思”全球供应链依赖中国的现实脆弱性，进而寻求本国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的最优应对与发展方案，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从国家竞争的历史视角分析，没有任何一个守成大国真心希望另一个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况且中国也无力长期扮演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与韧性的主要维护者。竞争性的合作博弈才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常态。

　　另外，随着国内商务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要保持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难度实际上逐年增加。以印度、印尼、越南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必须持续关注的现实或潜在竞争者。这些国家，不仅有着充足且年轻的劳动人口，而且基础设施条件正在逐步改善，产业承接与配套能力提升较快，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成为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和吸引外资等领域的重要竞争对手。

　　乐观估计，在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红利推动下，从现在起到2030年左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中枢地位有望保持相对稳定。但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变迁往往难以兑现一般的静态假定。中国必须在未来一段时期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重大经济与金融危机，并竭力避免再出现重大公共卫生安全等“黑天鹅”事件，以体现：企业是最聪明的体系性存在，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蒂姆·库克、杰米·戴蒙等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们，今年来纷纷抢在本国政治人物访华之前登陆中国，就是明证。

　　而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一再呼吁要深化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将是一个错误，甚至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也亮出与中国脱钩“将是愚蠢的”的鲜明态度时，世人看到的是美国执政团队中相对冷峻的精英们对极端反华势力鼓吹“脱钩”“断链”引致系统性风险的深层次担忧。而基于相对理性的竞合也是避免两大经济体爆发体系性对抗的关键因素之一。

　　保持定力是新兴大国国际气质与国民心态日渐成熟的重要标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年均4%—5%的有效经济增长，则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5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届时中国也将稳居全球第一大资本输出国和第一大消费市场国地位。

　　毋庸置疑，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在21世纪向新的更高阶段发展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尽管全球化在今天受到多重挑战，但决不会因此逆转。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也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能够承担得起将全球分化为两个科技、产业、贸易乃至金融体系所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概言之，就正常的商业逻辑与交易成本而言，无论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苹果、特斯拉、阿斯麦、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产业与金融资本集团，都不可能非理性地选择与全球潜在的最大经济体全面脱钩，因为这是不可承受之重。而所谓的“去风险”“多元化”的政策逻辑可能在更多时候是“政治正确”旗号下的选项之一。

　　中美贸易摩擦从2018年爆发至今的格局演变态势说明：即便美西方势力不乏强烈的脱钩意愿，但市场和企业多数时候并不买账，人为制造全球产业与科技分工体系的分裂只会造成没有最终赢家的零和博弈。

　　不过，1945年以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与秩序主导权竞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大国竞争从来没有浪漫，对新兴大国而言，底线思维不可或缺，做好最坏打算才是真正有打算！

　　如今，由于全球经济担保人体系正在发生裂变，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小院高墙”盛行，“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较以往更大，而更值得警惕的“灰犀牛”事件又给本就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资本主义深陷体系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还剩多少？美国人在21世纪当真失去自信力了吗？这是包括基辛格、萨默斯、保尔森等顶尖战略家在内的美国精英们格外关切的问题。

　　毋庸置疑，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强国，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信心喊话“美国还可以领导世界100年”，到特朗普执政时期力推的“美国优先”，及至拜登政府精心构筑的“拜登主义”，无一不映射出这个力量使用过度的超级大国在维护既有霸权地位过程中的殚精竭虑。

　　美国究竟能否再领导世界100年？恐怕再有才华的趋势问题专家也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同样，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回来了，准备再次领导世界”等响亮口号的背后蕴含着美国最高领导人内心深处的何种心态，也值得细究。世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美国头面人物特别在意领导力的持久性，其内心深处最担忧的是什么？按此逻辑，或许就能理解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其时的说话心情，毕竟“老大”心态早已固化的美国，无论谁当总统，都不愿在自己手上丢掉帝国王座的尊严。

　　只是在这个政治家日渐稀贵、政客泛滥的时代，政治领导人的信用尤其是其话语的边际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没有多少人会真正记牢这种喊话式宣传。

　　准确地说，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已经称霸世界近80载，而从近现代史300余年来的帝国演变生命周期来看，能够撑满100年已殊为不易。遥想当年强大到寂寞的大英帝国，是何等的权倾世界，再看看今日退居英伦三岛的二流大国现状，只能说，帝国雄心敌不过趋势变迁。相较之下，美国依然是超级强权，依然握有全球最新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毕竟不是天外来客，美国究竟能否在22世纪继续统领世界，这恐怕是比预测谁能在22世纪长期称霸世界足坛难度大得多的命题。

     美国最为担心的还是中国全方位的崛起。美国是信奉绝对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大国，认为实力成长决定国家行为空间。美国相信，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英国脱欧的2020年这70余年间，美国尽管在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受到过欧洲和日本的挑战，但整体而言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国家综合竞争力还是较为稳固地把持着由其主导设计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过，与近80年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相比，如今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呈下降态势，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从二战刚结束时的占据世界45%的份额下降到25%左右。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美国的绝对实力遥遥领先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但放在全球竞争格局观察，美国朝野上下近年来几乎一致认定“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不断增强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

     美国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中美战略竞争与实力此消彼长的分水岭，美国在那场危机中内伤严重，仅仅修复金融体系就花了5年时间，直至2015年12月16日启动加息才宣告美国经济迈向常态化增长轨道。而今15年过去了，不少经历过那场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精英层恐怕还心有余悸，脑海里不时会蹦出几个关键词：恐慌、不确定。而在世人看来，美国政府为修复金融体系、提振实体经济而采取的量化宽松、去杠杆、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措施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为此付出的绝对实力受损和国际声誉代价却难以估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打着“美国利益优先”旗号的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宫。

     只是令大多数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是，特朗普执政四年，不仅把强烈的个人偏好置于国家政策理性之上，更是把各种“退群”与极端打压手法玩得眼花缭乱，几乎把美国弄成孤家寡人，国际信誉更是一再减值，导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不得不花更多精力来修复双边或多边关系。现实情况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关注的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美国最近15年来的整体表现乏善可陈。至于微观层面则不乏亮点，以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稳居全球高科技行业之巅，一定程度上支撑着美国的超级经济强国地位。

     应该说，这些年来，美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和有关市场人士也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即若不能深耕实体经济发展，而是放任金融工具创新以至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与债务驱动来支撑，则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无异于饮鸩止渴。

     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债务安排或曰一定范围内的债务扩张既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手，也是导致本国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不断升高的重要原因。如何在债务扩张与有效增长之间找到均衡点，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调控水平的关键。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成为过去，但美联储因开具大额救市与救助支票而造成无节制流动性释放，其溢出效应产生的多重冲击，事实上损害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声誉。

     今年3月以来，由美国硅谷银行倒闭掀起的地区性银行破产潮，向金融市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便强大如美联储，也无法有效控制货币政策调整对本国银行体系产生的负效应。那些抗击打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如果内控不强，加上缺乏前瞻应对能力，极有可能成为美联储加息的牺牲品。

     布热津斯基生前曾告诫：国家间的能力差别，往往体现于他们能否区分以下两种状态：什么是持之以恒的雄心，什么是自以为是的轻佻。这位波兰犹太裔鹰派战略大师在去世前不久还担心，美国可能在某一天失去超级大国地位。显然，在他眼中，美国以前所拥有的持之以恒的雄心尤其是谋定而后动的战略定力正在被自以为是的轻佻与见不得别人强的帝国心态所代替。而金融直觉高度敏感的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则不时警告，如果美国一再犯错，其作为全球体系担保人的角色难免不保。同样，被视为“高盛帮”核心代表人物的前财长保尔森，更是直言不讳地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文警告，“华盛顿正面临与经济引力背道而驰的风险”。

     在有全球责任感的政治家日渐稀缺的21世纪上半叶，“以邻为壑”往往是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调。事实证明，美欧日在金融危机后祭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收获的更多是一种假性复苏。所谓主权国家永远不会破产的现代货币理论本质上是美国霸权逻辑在金融学领域的理论延伸。如今，全球金融市场高度联动、现有稳定机制存在功能性缺位、金融体系担保人不时上演国家层面的败德行为、各种力量体系“合成谬误”现象迭出，没有一个单一行为主体或国际经济组织能独立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失业率上升，不少国家负债累增，主权债务评级不时跳水，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及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盛行，给本就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尽人皆知，美国主动挑起的贸易摩擦乃至科技、人才之争，本质而言，是由于中国“入世”以来在经济实力成长和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提升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与实际控制边界，美国试图以“大当量的贸易摩擦”（关税）或极端施压等看似非理性实则蕴藏国家竞争策略的超常规手段，来最大限度钳制中国的发展，进而重写全球贸易、投资、技术法则，以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

     中国已是美欧眼中的超高价值目标，甚至被美西方定义为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战略竞争对手。从战略上围堵中国日趋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采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或“去风险”“多元化”等手段将中国的发展态势控制在美西方主导的既有秩序框架内，直至将中国变成美西方的超级经济附庸，是美西方在21世纪20年代以来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目标。即便他们自身也觉得没底，但也得利用联盟力量来延缓中国发展的步伐。

     1949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以轻易切割中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如超级大国美国也没有这个能力！

     2018年以来中美围绕贸易摩擦已经展开了多轮博弈，中国也在极其复杂的大国博弈中逐渐掌握了与不确定的竞争对手打交道的逻辑：既高度重视以对话和协商机制来化解双边分歧，也适当保留在必要时祭出反制撒手锏为博弈选择；在逐步提高对各种极端情形的早期预警能力的同时，更重视以大国责任感和底线思维来探索构建中美之间有效的合作区间和风险管控机制，展现出独特东方大国特有的国家智慧。

     创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发展永远是人类的第一要务。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的任务清单多得数不清。如何破解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复杂问题，携手求解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不确定，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急务。

     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放与发展问题，而是在愈加不确定的复杂世界里，如何巩固中国经济来之不易的开放与发展成果，以及如何高水平统筹发展与安全，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

     毋庸置疑，当下中国经济早已告别过去那种仅靠一纸批文就能进行热启动的年代了。如今恐怕再没有人敢说，庞大的中国经济系统没有病。其实，任何经济体都是带病运行的，只是病情有轻有重。病情无法控制的时候，系统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就来了。

     拥有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要在完成市场出清的基础上开启新经济周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哪怕是基本出清，包括产能与库存调整基本到位，资产负债基本处理完毕，债权债务基本处理清楚，都是超高难度任务。但这并不等于非要等到上一个阶段结束时才开始下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全球科技发展正发生不完全以政府规划为静态指标参照的变化，中国在推进经济战略转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市场上已经诞生出一批专注于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的新型企业，以及现在看起来微小但是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型企业，上述企业在跨产业整合方面的延伸能力，其对人类未来消费体验的前瞻性研发和测试，正在改变中国经济与技术版图。

     只要全民拼经济，国家就有希望。

     唯有深耕实体经济发展和内生性技术进步，始终保持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持续强化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提高对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能力，才能未雨绸缪，储备足够的政策工具，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支持，中国发展起来了更要支持世界发展。

     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而打造的减贫脱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八大重点领域合作平台，包括32项务实举措，就是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的切实体现。这标志着21世纪20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之外的新兴力量主动承担起促进全球发展的重任，开始积极引领全球有责任感的经济体携手合作，跨越美西方设定的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中还明确提出并呼吁国际社会坚持聚焦发展，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各国、各区域、各机制发展进程协同增效，在务实合作中，为各国发展繁荣创造更多机遇，实现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体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携手发展的坚强决心与国家意志。中国也将以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各自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并采取措施维护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利益，是非常自然的政策逻辑，两国出现利益碰撞乃至较强烈的贸易摩擦也是难免的。而从两国关系史来看，中美两国军民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这种史诗般的战略合作是两国在21世纪再度携手共同破解世界难题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呼唤！

　　全球经济治理目标的实现内生性要求中美两国在合作性博弈的过程中，必须展现出应有的国际责任感与大国担当，全球经济与贸易以及金融稳定呼唤富有国际责任感的两国决策者以及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在对话与交流中逐渐消除分歧，在竞争与合作中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早日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

　　告别零和博弈，追求繁荣共生，是中国与世界的使命！

在全球经济面临“风险三角”困境、微观主体“缺氧”、疫情的“疤痕效应”短期难消的背景下，如何求解不确定，告别零和博弈，稳住发展预期，是中国与世界的共同使命！
经济决策应在掌握充分信息和准确数据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趋势作出科学分析与理性判断。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定要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而经济金融化与债务安排从来都是“双刃剑”，本质上并非增长的动力。
本书旨在向读者呈现一名中国经济学人和资深财经专栏作家对“萧条经济学”再度回归的担忧，对求解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的战略思考，以帮助读者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做到“心有定数”。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长期从事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长期关注国际金融竞争、产业发展与贸易格局变迁。在SSCI/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著有《美元的逻辑》《中国经济突围》《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等，主译《全球经济体系》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金融时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环球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第一财经日报》《大公报》《联合早报》等报刊发表专栏文章近千篇，相关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经要报》、人民网、求是网、国研网、中国经济网等转载70余篇。   
在国内系统提出构筑中国“经济高边疆”，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长期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及上海有关部门提供